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唐墓 M50出土 1 柄铁刀，长 93 厘米（图一）。木质刀鞘，刀鞘末端有椭圆形镖，渐内收，长径 2.7、短径 1.6、残长 2.8 厘米。铁刀环首部前端残存两个雕刻精美、洁白的玉坠饰（图二）。
图二 西北大学长安校区 M50 出土铁刀环首部玉坠饰
M50 出土铁镞 14 枚，铁镞出土时置于尸骨右侧肩部，原置于以木材等有机质制作的胡禄之内， 胡禄已经腐朽。胡禄亦名胡鹿、胡簏、胡簶、胡箓，也有称为矢箙、箭箙、箭筒者等，不一而足， 一般以木、皮革等制成，或以藤条编成，有的表面髹漆或施彩绘，是用以盛装矢镞之器具。M50 既然随葬有了刀剑、胡禄与矢镞，似乎也随葬了弓及弓韬（即韔），这样就构成了一套完 整的与兵器相关的随葬品，只可惜由于弓及弓韬多为有机质的木材、动物皮革等制成，容易腐朽， 已难窥其原来放置的样式。
M50 随葬铁刀位于尸骨左侧，而胡禄与矢镞位于尸骨右侧，这完全是按照隋唐时期刀剑、弓韬、胡禄的佩挂方式摆放的，是“事死如生”理念的充分体现。
隋唐墓葬壁画和陶俑表明，兵器的佩挂有固定的形式，一般左侧佩挂刀剑、弓韬等，右侧佩挂胡禄。如陕西潼关税村隋墓墓道西壁壁画中的第五组人物，刀剑、弓韬均佩挂在身躯左侧，其中一个人物身躯右侧露出胡禄（图三）；唐太宗昭陵六骏之一的“拳毛騧”上雕刻的拔箭人物（邱行恭），也是在左侧佩挂刀剑、弓韬，右侧佩挂胡禄（图四）。在传世的唐代绘画中，武器的佩挂方式也有形象而清晰的表现，如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唐阎立本绘《锁谏图》中人物均在左侧佩挂刀剑、弓韬，右侧佩挂胡禄（图五）；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唐玄宗至唐肃宗时期的陈闳所绘《八公图》中的人物身上武器的佩挂方式也是如此（图六）。最有意思的是，唐贞观八年（634 年）戴胄墓第四天井下壁画中的仪卫图，东壁仪卫的刀剑佩挂于左侧，而西壁仪卫的刀剑佩挂于右侧，但后者却画成了刀鞘在身前刀柄在身后的样式，显然是在绘制过程中出现了错误，这也是目前为止隋唐长安地区墓葬壁画及陶俑身躯之上唯一一幅将刀剑佩挂于身躯右侧的例子，而且是由于绘画者出错而无法修改造成的，它不能作为隋唐长安地区武器的一种佩挂方式来看待。在隋唐长安地区的墓葬壁画中，不仅规模庞大的仪卫图中的武器佩挂方式一致，如乾陵唐神龙二年（706 年）懿德太子墓墓道东西两壁的仪卫图（图七、图八）等。单个侍卫的刀剑也佩挂于身躯左侧，如昭陵唐麟德三年（666 年）韦贵妃墓第一过洞东西两壁绘制的单人侍卫图（图九），均将刀剑佩挂于身躯左侧。唐墓出土的骑马俑也与壁画相一致，一般在骑俑身躯左侧佩挂刀剑、弓韬，右侧佩挂胡禄。唐神龙二年（706 年）懿德太子墓出土绞釉陶骑射俑保存较好，可以明显地看到其身躯左侧佩挂弓韬、刀剑，右侧佩挂胡禄（图一〇），其他釉陶骑马俑的佩挂方式也莫不如此（图一一）。值得注意的是，在甘肃天祝天授二年（691 年）慕容智墓木棺之内的慕容智尸骨右侧，同时放置有弓及弓韬、胡禄（图一二），这显然不是按照慕容智生前武器的佩挂方式安置的，而仅仅将其作为两件随葬品来对待，并且与较为重要的银胡瓶、银罐、银盘等金银餐饮器具及漆文具盒、皮质手套等一同放置在尸骨右侧，在事死如生这一丧葬观念的体现上，不如 M50 表现得那么强烈，反映了都城与较为偏远的凉州之间文化的地域性差异。
图三 陕西潼关税村隋墓墓道西壁第五组人物
图四 唐昭陵六骏之一的“拳毛騧”
图五 阎立本绘《锁谏图》（局部）
图六 唐陈闳绘《八公图》（局部）
图七 唐懿德太子墓墓道东壁出行图
图八 唐懿德太子墓墓道西壁出行图
图九 唐昭陵韦贵妃墓壁画中的侍卫图
图一〇 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绞釉陶骑射俑
图一一 唐懿德太子墓出土釉陶骑马俑
图一二 甘肃天祝天授二年（691 年）慕容智墓木棺之内右侧放置的弓韬、胡禄等
除上述佩挂方式之外，唐代长安地区还出现了一种有别于前者的佩挂方式。这种佩挂方式以前文所引唐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杨思勗墓出土的 4 号和 8 号石俑为代表 。在 8 号石俑的身躯左侧佩挂刀剑、弯刀，身躯右侧佩挂胡禄；4 号石俑怀抱弓袋，其身躯左侧佩挂刀剑、弯刀、弓袋，身躯右侧佩挂胡禄。尽管这种佩挂方式在其他陶俑和壁画中比较罕见，但也仅仅是在身躯左侧的佩挂物中增加了一把弯刀，而左侧佩挂刀剑与弓袋、身躯右侧佩挂胡禄的基本样式则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隋唐时期的陶俑、壁画等资料表明，时人射猎时多为左手持弓，右手拉弦，而且成为一种模式。结合陶俑和壁画来看，M50 墓主人尸骨左侧为铁刀，右肩部为胡禄，那么，弓及弓韬也应该放在其身躯左侧，以象征其生前的佩挂情形。虽然也有怀抱弓韬及胡禄的图像资料，如昭陵唐上元二年（675 年）阿史那忠墓绘制有怀抱弓韬和胡禄的人物形象，图像显示弓韬和胡禄是以绳捆绑在一起的（图一三），但这一图像表现的是搬运弓韬和胡禄的情景，而不是佩挂方式。由此可见，M50 墓主人身躯右侧放置弓及弓韬的可能性极大。唐高宗总章二年（669 年）刘智夫妇合葬墓，虽然墓主人骨架由于进水而整体漂移，但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原来随葬的班剑置于身躯左侧 。这说明，不论是礼仪性质的班剑，还是实用兵器的刀剑，当时均佩挂在身躯左侧，这是一种基本形式。将刀剑佩挂于身躯左侧的形式，还影响到了日本，如日本法隆寺所藏奈良时代（8 世纪）绘制的纸本圣德太子像，其刀剑即佩挂于身躯左侧（图一四）。
图一三 唐阿史那忠墓壁画中怀抱弓韬及胡禄的人物形象
图一四 日本法隆寺藏圣德太子像
从图像资料来看，唐代的弓袋有两种样式：第一种为弯曲状，其上饰虎皮或豹皮纹样，开口处也制作成虎或豹头状，而不是真正地以虎豹之皮装饰，主要是为了显示其威猛，这种弓韬一般被称为豹韬或虎韬，主要盛装未上弦的弓，前述所引图像资料可以参考；第二种则为盒子状，上端开口，下端收缩呈屈曲状，以唐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杨思勗墓出土的石雕人物俑中的弓及弓袋雕刻得最为逼真（图一五），这种弓袋主要盛装上了弦的弓。从壁画和陶俑来看，唐代的盛装矢镞具以第一种最为常见。
图一五 唐杨思勗墓出土石俑上的弓袋
本文由 王蕾 董苗 摘编自 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 编《西部考古（第26辑）》一书之《关于几件唐代铁质刀剑及其相关问题的初步探讨》一文。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孙莉）
978-7-03-078004-1
定价：198.00元
《西部考古》是在西北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考古学陕西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陕西省特色学科建设项目、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资助下，由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和西北大学唐仲英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实验室联合编的学术半年刊。本辑收录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及研究论文等共计 24 篇，以中国西部地区为立足点，面向全国，内容涉及考古学、文物学、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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