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年特殊时期”伊始，时任公安部部长者，谢富治也。谢富治者，彼时特殊历史时期之“红人”也，其行事匪夷所思，口号震惊四座，乃一矛盾之人。
是时，由于《二月提纲》之事，北京市委被形容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此背景下，北京市委遂遭批判。随即，谢富治安排华北局与公安部联合工作组，组成人员四十四人，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不久，工作组扩至三百余人。至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北京市公安局实施军管。
刘传新即在此背景下进入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刘传新者，原南京军区某军副政委，久历政治工作，素有“能文能武”之称。一九六七年初，中央决议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拟抽调军事干部，南京军区荐刘传新。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后，刘传新任军管会副主任，成北京市公安局之“二号人物”。其后，刘传新热衷于特殊运动，敢于“冲锋陷阵”，迅速成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之“头号人物”，主持实际工作。至一九七三年，刘传新正式上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在整个“十年特殊时期”中，刘传新迫害大批干部与群众。譬如，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刘传新对北京市公安局作出初步结论，全面否定北京市公安局以往工作，并诬陷北京市公安局“企图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七年年底，刘传新指示军管会制定《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及《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此二报告中，诬陷北京市公安局十名正副局长、一百一十七名正副处长及分（县）局长皆为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并称全局有一千多名坏人。
主席亦对刘传新所上报之材料深表怀疑，反问：“十个局长皆坏？处长皆坏？一千余人皆坏？”然刘传新巧妙掩盖事实，操控局面，致使北京市公安局前局长冯基平被诬为“特务”，现局长邢相生被诬为“特务嫌疑”。公安战线之众多干部惨遭迫害，冯基平、邢相生等人被长期关押，四千余名干警被逐出北京市公安队伍。
“十年特殊时期”中，刘传新沦为“四人帮”迫害干部群众之工具，江青屡次称赞刘传新“有功”。然而，刘传新始料不及者，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彻底粉碎，刘传新之命运亦骤变。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刘传新被免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职务，并接受审查。
审查期间，刘传新精神脆弱，整日彷徨，形若失魂，犹如泄气之皮球。刘传新深知，其政治生命已然终结，其所作所为断难饶恕。每日生活在如此环境下，刘传新压力倍增。五月十八日，他接到通知，次日将在北京市体育馆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
昔日之刘传新，惯于整人，如今接到自己被批判之通知，其脸色苍白，默然不语。五月十九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全体干警齐聚体育馆，等待刘传新出现。然左等右等，未见其人。不久后，传来刘传新畏罪自杀之消息。此人于“十年特殊时期”犯下累累罪行，最终以极端手段结束其生命，令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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