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丐以告朕。”——《史记·文帝本纪》
这是一份来自两千年前的检讨书，作者来自西汉第三位皇帝汉文帝，大家一定都很意外，因为在两汉有名有姓的29位皇帝中，在厉行节俭，轻徭薄赋上，汉文帝说他第一，估计没人敢说第二。
那么，是什么让这位堪称两汉最俭朴的帝王不得不写检讨书的呢？
答案是日食。
发生日食，皇帝为何要写检讨书？这种现象对大臣以及朝廷又意味着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老张，今天我们谈谈日食，对古代尤其是两汉政治的影响。
发生日食，在古代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因为在古人的传统观念中，天象和人事之间存在着感应关系，即天人感应思想。
最简单的例子，不外乎暴雨会导致洪涝，干旱会导致饿殍遍地，稍微复杂的一些就是诸如夜观星象之类的玄学。
相对于星象学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日食的解释基本众口一致。因为很简单，天上的太阳，地上的帝王。鉴于皇帝在人间的绝对权威，没人敢说自家才是天上的太阳，所以这个影射就只能人间帝王自己来承担。
按照这个套路，于是，君主为阳，那么反之就是阴。古人在这件事上发挥了超级想象力，围着皇帝转的都属于阴，比如后宫，大臣，包括身边的太监。
正常来说，阴阳是调和的，大家众星拱月，紧紧团结围绕在皇帝身边，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这并不冲突。
但是问题是，现在上天出现了预警，日食的表象就是阴侵蚀阳，古代的天文工作者在这件事上发挥了辩证的思维，这是阴侵蚀阳，但也可能是阳自己德行不足，打破了阴阳平衡，导致了阴的侵蚀。
映射到人间，就产生了两种解释：
第一，皇帝自己行为不端，导致德行亏损。
第二，有人不守规矩，主动侵蚀君主的权力。这个人可以使权臣，也可以是宦官，甚至可能是皇后、太后。
当然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两者兼而有之，皇帝德行有亏，小人趁机作祟。
以上这种观点在两汉时期特别流行，对朝廷的政策影响特别大，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大一统王朝和君主专制刚刚形成，皇帝的核心地位也刚刚建立。
而且奇怪的是，到了唐宋以后，这样的传统反而被看淡了， 像罪己诏这种检讨书虽然依旧存在，但更多的是一种例行公事，这个原因我们后边再讲。
我们文章开头所说的汉文帝的罪己诏，就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因为这一年的十一月份和十二月份先后两次出现日食（其中应该存在误判一次），于是即便是洁身自好的汉文帝也不得不“身正害怕影子歪”，罪己诏中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大家赶紧积极上书，指出自己的过错，好让自己赶紧反省改正错误。
估计汉文帝也是在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
类似操作的还有后来的汉成帝、汉桓帝，汉明帝，其都在日食出现以后下诏要求臣工积极上书，畅所欲言。
汉明帝八年，出现日食，于是汉明帝下诏：“群僚所言，皆朕之过……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而。”
汉桓帝时出现日食后，更是下诏：“流徙者使还故郡，没入者免为庶民。”
也就是说，之前判决流放的可以回家了，被盘踞没收财产充为奴婢的也可以重新成为庶人。
果然，对于某些人来说，还是有意想不到的好处的。
汉文帝无疑是比较讲究的，在上天出现预警以后，把过错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但是他的玄孙、有着中兴之主之称的汉宣帝就不一样。
公元前54年，长安城出现日食，此时有人打报告，说这次日食属于有小人作祟，并且点名提出此人就是早年被罢官废为庶人的杨恽（弘农杨氏第一世祖杨敞的次子）。
汉宣帝在这段时间正在忙于清除异己，建立自己的外戚政治圈子，马上就坡下驴，派廷尉调查杨恽，并且从杨恽家中搜出了其与友人来往的书信，又在信中找到了杨恽对被贬的不满和委屈。
好嘛，动机和证据都凑齐了，于是杨恽被腰斩，妻儿老小被发配酒泉。举报者则被封官。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文字狱，也是第一次皇帝利用日食清除异己分子。
我们还需要知道的是，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他最后的几年正在不遗余力的对外推销外公的著作《史记》，这次遇害也让《史记》的推广工作就此搁置。
到了东汉时期，日食的影响就比较复杂多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东汉一朝，朝廷中外戚和宦官轮流干政，不是太后垂帘听政就是宦官裹挟皇帝。
所以这段时间的日食所引发的讨论就比较复杂，而且再加上解释权一般都在士大夫阶层手中，所以基本矛头所指都是在后宫和宦官那里。
比如汉书记载，光武帝十七年，“日有蚀之，在胃九度，胃为廪仓。”
这里的胃不是胃口，而是指供养之官，其实影射的就是后宫。
刚好这时候刘秀也正被他那个因政治联姻结婚的郭皇后烦不胜烦，于是趁机废掉郭皇后，并且在诏书中明确规定“不可以奉供养”
汉安帝即位的当年，就不巧的出现了日食，于是就有人解释称是邓太后垂帘听政，以阴侵阳，导致帝位空虚。我们前边提到的汉桓帝，在他亲政之前也发生过一次日食，马上就有臣工表示是梁太后专权所致。
不过在绝对的权力优势面前，这些人的勇气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而是以人头落地结束。
《春秋感精符》中更是为日食总结了三道解释，其中一项便是“妃党恣，邪臣在侧，日黄无泽，则日以晦蚀”。
后宫们虽然不算无辜，但大臣们也不好总给自己洗白，总不能事事都是别人的问题，尤其是皇帝，在日食下自然是首当其中百口莫辩之人，此时就需要大臣们有点眼力劲。
公元107年，汉安帝永初元年，这是一个大灾之年，因为根据史料记载，当年全国郡国出现十八处地震，四十一处洪涝，二十八处大风和冰雹天气。
这么大的锅，不能总是汉安帝自己背，或者说皇帝一人也背不了，于是
永初元年，西羌叛汉，切断了陇道，郡国十八处地震，四十一处雨水，二十八处大风雨雹。
当时的太尉徐防主动表示，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是自己这个太尉没有辅佐好皇帝，于是引咎辞职。
“郡国被水灾，比州湮没，死者以千数。灾异数降。西羌反畔，杀略人吏。京师淫雨，蟊贼伤稼穑。防比上书自陈过咎，遂策免。”
徐防的辞职对于后来位居三公的大臣们而言，不是一件多么友好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先例，自此以后，每逢出现日食以及其他自然灾害，三公中都要有人去职。
“其年以灾异寇贼策免，就国。凡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
有眼色的主动去职，没眼色的等着被人弹劾去职，谁让你们占着这么尊贵的岗位不干人事呢。
我们前边提到的因日食被汉宣帝腰斩的杨恽，他因为腰斩，牵连妻儿发配酒泉，可能后代就此消失，但他的侄子杨谭，有个孙子叫杨震，是弘农杨氏在东汉的第一位官居三公之人。
杨震的孙子杨赐，前后两次去职，一次是因为日食，一次是因为地震。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仕途。
因为三公去职，本质上是替皇帝背锅，转移矛盾，这种行为自然会得到皇帝的理解，所以罢官以后很快就会被起用，按照惯例，职位还得是三公。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王甫，这位是汉灵帝时期的前十常侍之一，被阳球联合杨赐的儿子杨彪逮捕下狱，连同其儿子一起被活活打死，尸体被挂在城头腐烂，掉下来的腐肉和尸水被野狗争相舔食。
汉灵帝之所以同意阳球的逮捕请求，其一是杨彪提供了充足的口头证据（敲诈皇族七千余万），其二就是当同年的日食带来的有奸臣侵蚀皇权的舆论压力。
同样是上边提到的汉安帝，经历的日食实在比较多，他的工作环境也确实不太好，前边是邓太后专权，但人家邓太后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后。汉安帝亲政以后，耿氏外戚和樊丰等宦官集团一起勾结，把整个朝野搞的一团糟。
就在汉安帝亲政的第三年，不巧又发生了日食，占卜的结果是“骨肉相贼”，在宦官樊丰以及汉安帝乳母王圣的挑拨下，太子刘保不幸被废。
这大概是史上第一位因日食被废的太子。
但是本质上还是奸臣利用日食来打击政敌，清除异己。
根据记载，两汉皇帝因为特殊天象和重大灾害而下的罪己诏有75道，其中有关日食的就有24道。这个数字超过了历史上其他朝代，更能看出汉代帝王对日食的重视程度。
不过东汉以后三百多年里，由于时局混乱，王朝更迭频繁，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王朝的更迭中，基本没有几个皇帝自己是干净的，既然大家都清楚自己的皇位是怎么来的，那么对于日食的出现也就尽量避而不谈，总不能亲自辞去皇帝之位，让给别人吧。
然而时间久了，人们还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日食每年都会出现，不论灾年还是丰年，不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甚至没皇帝的时候日食也会出现。
随着观测数据的增多，人们越来越多的发现，这个日食好像跟人间事态似乎是没有几毛钱关系的。当然这个话不能直说，因为戳破了这个谎言，一定程度上就相当于戳破了皇帝的君权神授理论。
皇帝不愿意，儒家士大夫们也不愿意，后者依旧希望通过日食对皇帝无限制的权力的约束，来将皇权的肆无忌惮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所以唐宋以后，大家达成了一种相当友好的默契，儒家大佬们继续完善他们的日食理论，比如朱熹就特意总结了以下几种解释：
“此则系乎人事之感。盖臣子背君父，妾妇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国，所感于是，则阴盛阳微而日为之食矣。是以圣人于春秋，每食必书。”
而皇帝们也从一开始的战战兢兢，变成了例行公事，该下罪己诏的下罪己诏，该罢官的继续罢官，但一切都没那严肃，权当是走个过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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