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上世纪一度产生了巨大的争议。1980年9月，中央就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讨论这一问题。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就是参会的重要代表。
其中，福建、江苏、黑龙江等几个省的书记纷纷发言反对“包产到户”，只有贵州、内蒙古、辽宁三省的第一书记池必卿、周惠和任仲夷最先站出来支持了“包产到户”。
池必卿
提起池必卿，很多人都会想到他的那句经典发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这句话是他在1980年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座谈上，为反驳黑龙江省委书记关于“黑龙江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不应该搞包产到户”的发言时所说。
这被称作“可以概括这次会议气氛的两句名言”，后人民日报还以《阳关道与独木桥》为题，围绕“是否应该实行包产到户”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供时人做更深入的讨论。
池必卿是当时贵州省委的第一书记。他主政的贵州多是喀斯特地貌非常发育、岩溶面积极大的内陆山区。在那里，耕地稀缺而且破碎、贫瘠，水土流失严重，农业基础脆弱得经不起任何自然灾害的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农民耕作不易且很难取得成效，因此贫困程度极深。
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当时贵州人民的艰难，即“贵州是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县数量最多的省份”。可以想象，想要带领贵州人民摆脱贫困、解决温饱甚至发家致富，池必卿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这也是池必卿最先站出来支持“包产到户”的最大的原因，他们必须改变原有的“大锅饭”、“大呼隆”、“一拉平”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行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才能有希望调动农民积极性，改变现状。
和池必卿一样，周惠任第一书记的内蒙古自治区也有实行“包产到户”的必然原因——“要让农民有饭吃”。
上世纪50年代，周惠是湖南省委的“第三号人物”，在毛主席心里却是“湖南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或‘二把手’”，可见后者对其能力之认可。
但后来周惠走马上任到内蒙古自治区当了第一书记，最早迎来的却都是“骂名”，只因为他坚持要搞“包产到户”。
要知道，他在内蒙古搞“包产到户”时，中央还在号召“学大寨”。他受到批评，一方面就是因为没有在政策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就是他不仅搞“包产到户”，还公开骂同级、骂上级，和其他悄悄搞“包产到户”的人相比可以说是“闹出了很大的阵仗”。
周惠“大闹”的原因是他想让农民有饭吃，而且是不止内蒙古的农民有饭吃。这也体现了他强烈的责任心和家国情怀。
作为辽宁省委的第一书记，任仲夷也是最早支持“包产到户”的一员。
任仲夷是在1978年邓小平到辽宁视察、中央调整辽宁省委领导班子之后，走马上任成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可以说，他的到来使辽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任仲夷对辽宁很有感情。事实上，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他就在现在的大连、当时的旅大当过市委常委和秘书长。1978年来辽后，他主导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主抓工农业生产，致力于把人民生活安排好。
其中，农业方面，他的一个重点工作就是支持和推行“包产到户”。有数据表明，1978年，辽宁全省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了超过12%，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任仲夷曾表示，判断政策是否正确，主要看三点：一是能否调动群众积极性；二是能否促进生产发展；三是是否符合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
在他看来，支持并推行“包产到户”，就是能调动群众积极性，能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符合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一个好政策。事实也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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