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民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沉默寡言，跟他在一起，除了干活，歇息抽烟时，从没有跟我们交谈的习惯。
他十四岁开始扛活，整天跟土地打交道，除了庄稼，无人交流。田间休息，孤独地坐在堤堰上，瞅天瞅地瞅自己的破烂衣服。
青少年时期的父亲，脑子里除了熟练地干活，不存任何思想，主家不跟他说话，他便如一个木偶。
曾经问过父亲，你就没有读书识字的念想？
父亲说，家里穷得没地没房，读个什么书？
等他1947年参了军，到了部队，才知道读书的用处。多年后，父亲在村里任支书，也是话紧得如金豆子，即便是开大会，他也是三言两语，从没有长篇大论。学校请几位军人去做报告，父亲讲得最短，从没有超过10分钟。
我让他讲打仗的故事，他耸耸肩头说：“没故事，都是刺刀见红、你死我活的事儿。”
我问过母亲：“我爹咋跟哑巴似的？”
母亲说：“你爹没念过书，正是喜欢说话的时候，没人跟他说，他只在心里跟庄稼说。后来参军了，天天打仗，没空说。等他有空说时，他说不出了，或者不愿说。”
也是，性格这东西随根儿，更多的是后天磨练形成的，有了说话的器官不用，便封闭成了哑巴。青少年时期就孤独的父亲，寡言已经刻骨铭心。
我们兄妹6个能帮着家里干活时，父亲从不硬性分派任务，总是以自己的默默行动给我们做榜样。
雨后，院子门前泥泞不堪，一只胳膊伤残的父亲挑起担子，去河边挑沙，把院里、街门前垫得干干爽爽。看到父亲满头大汗，我和妹妹约定，再逢雨后，我们一起去搬沙，不让父亲劳累。
那些年日子过得紧，粮食不够吃，父亲饿着肚子，去村外河边、地边，拿着锸镢刨甜根草，几次昏倒在地边，最后刨了一大篓子回来。我们见到发亮的甜根草，疯抢着往嘴里塞，吮吸那甜汁。母亲赶快把甜根草放到锅里，烧水喝。
父亲见我们吮吸了甜汁，再喝下甜水，有了精神，自己却躺在了炕上，母亲让他喝水，他说：“先让孩子们喝个够。”
母亲把水堵在父亲嘴边说：“你不喝，饿死了，孩子们谁管？”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吃饭。家里人口多，母亲会用砂大碗熥菜吃，里面有时候搁上点儿肉丁，或者咸刀鱼、咸鲐鲅。饭上桌，父亲让我们先吃，他抽烟。父亲说他吃饭快。等我们把菜吃光了，父亲才拿起地瓜干或者苞米饼子，搛着咸菜大口吃。我们放下筷子时，父亲也吃饱了。母亲有时候把菜拨出小半，放在瓷碗里，父亲会把菜重新倒进砂大碗中，说他不喜欢吃熥的菜。
有几年，因为大队会计误算了我家口粮，按照规定，父亲二等甲级残疾，家里人口不管多少，都要吃平均粮以上，高出百分之五。会计却算成了低百分之五。如此，每年青黄不接时，我家有两个月断顿，要去集市籴粮。吃饭时，父亲常常以开会或者有事为由晚回家，说自己在外面吃过了。一个月后，他瘦脱了形。乡长见了，误认为父亲病了，了解情况后，他说：“弄错了，你家不可能缺粮吃。”会计这才改正过来，我家再没缺过口粮。
我小时候经常犯心口疼，有时候半夜疼起来，父亲会把我抱到小推车的车筐里，另一边筐里压上块石头，送我去乡卫生院输液。深更半夜，母亲打着手电筒，父亲推车，山路崎岖不平，父亲却行走稳当。多年后，我问父亲当时咋走得那么稳，父亲说：“这都是夜里急行军练出来的，也怕翻车摔了你。”
父亲有个赶集的嗜好，他早年不会骑车，步行走，每三天赶个集。他48岁时学会了骑自行车，赶集更勤了。每逢赶集的日子，我们放学回家，就盼着父亲回来的身影，盼着他买来好吃的水果、好吃的鱼和肉。父亲爱吃牛下货，他买回家，从来不先吃一口，总要等我们回家一起吃。他有几样饭食不喜欢吃，如稀饭、大米干饭，母亲却喜欢吃，一天三顿要喝小米粥，两天吃一顿大米饭。每逢此时，父亲便吃馒头、喝开水。
父亲95岁那年摔了一跤，躺在炕上，我们喂他小米粥，他喝得很顺畅；把大米饭泡在稀饭里，他也吃得痛快。我问他：“不是不爱吃这两样饭吗？”父亲说：“你们爱吃，尤其你妈喜欢。这东西不是咱这儿出产的，操持难一些。”
听后，母亲眼泪汪汪地埋怨道：“你个老东西，一辈子总亏待自己。”
父亲的爱就是那么深沉，默默地温暖我们。
（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中学高级教师，出版有散文集《杏坛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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