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周恩来看到这张纸条的时候，心里一沉，张国焘还是选择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那么纸条上写的“第三条办法”是什么意思呢？
1938年4月17日，周恩来和王明等人相约来到位于武昌的太平洋饭店提醒张国焘，希望他能端正立场，不要再与国民党人纠缠不清，同时给他三条出路：
张国焘
当时的张国焘说需要两天时间考虑考虑。而周恩来等人刚走，他就打电话给军统特务戴笠，表示自己要投靠国民党，希望戴笠派人前来接自己。
其实张国焘是我党早期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也是我党的高级领导人，但他的选择无异于叛党！那么他为何会背叛党呢？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张国焘想叛变并不是一时起意，1924年他被捕入狱后，不仅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身份，还主动交代了组织的很多秘密。只是这事被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隐瞒下来，没有人知道，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有人在北京警察局档案中看到了相关的口供后，这事才被公之于众。
（前排左一：杨子烈）
而他的很多行为也都验证了那句话：心术不正，不堪大任。
中共五大后，蒋中正和汪精卫叛变，党组织被迫组建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上确定了三件事：发动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湘鄂粤赣四省农民进行秋收起义；召开中央会议，制定新时期的新政策。
正在大家为发动南昌起义做好了各项准备之时，张国焘突然改变主意，表示：“共产国际要我们停止冒险，回广东，由南向北发展革命。”
十万火急的时候，他这样的话直接让大家怒火冲天。温文尔雅的周恩来站起来罕见得拍桌子，大声怒道：“不让打，是你的意思还是共产国际的意思？”
此话一出，很多人也加入进来试图劝说张国焘。但张国焘无动于衷，在他看来只要手握权力，他并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怎么做。
当时邓中夏认为继续吵下去解决不了问题，便对张国焘说：“我们已经制定好了作战计划，大家都准备好了，贺龙担任总指挥。”
“贺龙？”从语气中，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出了张国焘话中的鄙夷！是的，他习惯于带着有色眼镜看人，认为贺龙是土匪出身，不能当总指挥。
此时周逸群向他讲述了贺龙的情况，表明他也是穷苦出身，仗义疏财不是土匪，除此之外还曾经还跟着孙中山先生闹革命，之前曾多次提出想加入共产党，只是党组织还没批准。听到这话，张国焘眉毛一瞪，坚持认为贺龙既然不是党员，那就更不能让他领导起义。
见到张国焘横加阻拦，恽代英当即说道：“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最终，这场争议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妥协”下结束，但张国焘的嘴脸却也让众人心里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
1934年，张国焘了解了遵义会议开会议题后，认为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还提出红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不应该集中主力向北进攻。
共产国际代表博古看不下去了，劝说张国焘不要再固执己见，军队要活下去，必须做调整，作战策略也要改进，而张国焘还是一意孤行，甚至阻止博古不要改变原来的军队政治工作方式。
在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考虑到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要统一指挥行动，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但是张国焘并不满足与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平起平坐，认为自己应该担任军委主席。由于当时张国焘统帅的是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为了达到四方面军成功北上的战略目的，经过权衡，周恩来把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了张国焘。张国焘得到了他想要的权力，但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如何带领大家打胜仗上。在沙窝会议上，他再次提出来：“军队北上有很多不利因素，不利于军队驻扎，搞不好就是自投罗网。”
博古当场反驳他：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后面追赶，南下只有死路一条。而张国焘则站起来痛批博古之前的失误，博古气得一时语塞，会议气氛变得异常尴尬。为了尽早作出决定，张闻天建议大家举手表决，结果只有张国焘一人反对北上。
（张闻天与毛主席）
后来，张国焘趁着红四方面军在阿坝集结之时，在一个戏台子上开会，挂上横幅：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同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召开会议，另起炉灶，自任“临时中央主席”。
张国焘做完这些后，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便一味地讨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然此人刚正不阿，在电文中讲明：“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指示“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
（中间：林育英）
张国焘成立的只是代表团而不是政府，共产国际的态度直接否定了张国焘。同一时期，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反对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决议，次月迫于形势压力，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临时中央”。
为了保护革命成果，严防党内再次出现“张国焘式领导者”，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张国焘的错误行为。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的总结性报告。
而张国焘为了保住在党内的地位，赶紧写了一份反思性的报告——《我的错误》，向外界表明自己认识到以前犯的错误，企图过关了事。
念及张国焘毕竟是一位老党员，还是我们党创立以来重要的成员，因此大家对他还是抱有“改过自新”的态度。只是张国焘并没珍惜机会，内心里盘算着“叛变”。
（右一：张国焘）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每年都会邀请共产党代表去陕西黄帝陵祭拜，向外界传递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信号。
1938年，国共两党再次携手祭拜黄帝陵。上一年祭拜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参加，而当年身为副主席的张国焘以“代主席”的身份出席，在祭拜中行使“代行主席之职”。
4月2日，张国焘带着以警卫员张海为首的一个警卫班、秘书从延安出发，前往黄帝陵。
（右为：林伯渠）
两天后，祭拜礼结束，张国焘安排随行人员先回延安，而自己声称要去西安办事。
“毛主席让你祭陵完毕就回延安去嘛！”警卫员张海提醒他赶紧回延安，但张国焘却借口去西安找林伯渠商量事情。
话虽这样说，但张海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看到张国焘坐上了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的车后，也赶紧跑到西安公署宪兵队的车上找个座位坐下来，决定跟张国焘一起去西安。
蒋鼎文
蒋鼎文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曾说过：“有天早上我刚起床，忽然有一个人闯进我房间，跪在地上向我求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国焘，他要我保护他的生命安全。了解情况后，我就给戴雨农打电话了，由戴雨农负责他接下来的行动安全。”
之后，国民党官员帮助张国焘制定了离开陕西前往武汉见蒋介石的计划。
但张国焘担心自己把事情做得太绝断了回头路，于是让警卫员联系林伯渠去火车站见他。两人一见面，张国焘表示自己在延安受批评，呆不下去了。林伯渠意识到张国焘想要叛变。
于是林伯渠劝说张国焘回头，但没有结果！无奈之下，林伯渠赶紧向中央汇报情况，也把张国焘去武汉见蒋中正的事情告诉了我党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和一直处于隐蔽战线的中共中央长江局。
在武汉的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非常重视，赶紧想办法阻止张国焘去见蒋中正，要求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一定要将张国焘带回来。
为了不辱使命，李克农带着邱南章、吴志坚、童小鹏这几位得力干将，穿着便衣去寻找张国焘。当时，他们只知道张国焘会来武汉，其他信息一概不知，连续蹲守了三天，仍然没有见到张国焘的影子。
（李克农）
于是他们开始怀疑，张国焘会不会通过其他渠道来武汉，可最终李克农决定还是先带着大家继续在火车站蹲守。
到了第4天，从西安来武汉的最后一趟火车到站，等乘客都走完后，邱南章上车一节车厢一节车厢的查看，终于在最后一节车厢发现了张国焘，于是赶紧挥手示意李克农等人过来。
此时张国焘的身边有几个国民党派来接应的便衣人员。李克农决定不打草惊蛇，而是直接走到张国焘面前说道：“张副主席，周副主席让我来接您。”
话音一落，李克农随即命令邱南章、吴志坚把张国焘拉起来，“请”下车。国民党特务冲上来想阻止，邱南章等人赶紧拔枪对准特务。
逃出火车站，张国焘不愿意立刻去办事处见周恩来等人，而是找借口说自己太累了，想休息。李克农认为张国焘虽然行为不轨，但现在依然还是党内领导人，因此也不再坚持，把他安排在江汉路的一家小旅馆里，由邱南章、吴志坚两人负责张国焘的安全。
博古与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带着几位同志一起去见张国焘。周恩来批评张国焘：“不应该私自出走”，而张国焘则认为中央对他的处分太严格了，让他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对他也不公平。
为了以防万一，王明提议让张国焘跟大家一起去我党在武汉的办事处居住。张国焘坚持不肯回去，在他看来，去办事处跟在陕北“囚禁”没什么区别。众人知道他的算计，但是也没办法硬是强求他，只能让李克农继续安排人员做好安保工作。
（中共长江局暨湖北省委机关旧址）
但这件事不能就这样过去，他应该要给组织一个说法。在大家的劝说之下，张国焘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在这封电报里，他首先承认自己私自脱离组织是错误的，其次请中央指示他接下来的工作。然而道歉归道歉，可张国焘并没有忘记自己到武汉来就是为了见蒋中正，只要见到蒋中正，他认为他的人生就会发生转机。
可他被李克农安排人员监控，逃跑是不太可能的。
而中央书记处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后，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知道张国焘不可能回头了，只能采取“死马当活马医”的办法，回了一封电报，希望他能“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赶紧回到陕北工作。”
当周恩来拿着中央回复的电报给张国焘看，希望他能按照电报里要求的那样认清形势，及时回头时，但张国焘不为所动！为了以防万一，李克农下令邱南章、吴志坚把张国焘强制带回办事处，还命令两人要做好贴身“保护”工作。
对于此时的张国焘来说，见到蒋介石似乎是自己这局死棋唯一的活路，于是他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中正。周恩来知道张国焘贼心不死，但为了避免他私下跟国民党人勾结在一起，最终还是决定带着张国焘一起去见蒋中正。
其实，在早期的一些事情当中，蒋中正已经摸清楚了张国焘的品性，也为他贴上了“不忠诚，权力至上，肆意屠杀”的标签。之所以还会见他，那是因为张国焘知道中共好多机密，如能笼络为己所用，也不失为反共的一大利器。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张国焘在见到蒋中正后欣喜万分，开口第一句话竟是：“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周恩来
一上来就跟蒋中正称兄道弟，还说自己在共产党内是“糊涂”的行为。周恩来听后非常生气，立刻插话：“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张国焘知道周恩来看不惯自己，对于他的喝止也没放在心上。只是尴尬地清了清嗓子后，转而接着向蒋中正汇报起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情况。但也许是见到蒋中正太激动，整个汇报过程前言不搭后语，蒋中正很尴尬地坚持听完，之后说了一些场面话就安排人送客了。
在回去的路上，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张国焘的行为，可此时的张国焘根本不在乎周恩来的批评，因为他满脑子都是怎么脱离党组织。
午饭后，不安分的张国焘便以“配眼镜、看牙医”为借口企图再次离开。无奈，李克农只好让吴志坚带上钱，好好看住张国焘。直至天黑，张国焘突然提出要乘轮渡去武昌见一个朋友，为了摆脱吴志坚，他趁着轮渡快要关门的时候才跳上去，吴志坚反应也是够灵敏，随后也跳了上去。
到了武昌后，张国焘在大街上闲逛，只字不提见朋友的事情！于是吴志坚劝他赶紧回去，可他依旧不愿意。无奈两人只能找一个饭馆吃饭，饭后张国焘还是不愿意回去。吴志坚只能在旅馆里给他开间房，悄悄委托旅馆工作人员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
李克农得知此事之后，让邱南章务必把张国焘带回来，劝说不回来就直接绑回来，最后张国焘还真是被绑回汉口。人是绑回来了，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回到办事处，邱南章只好把他安置在中山路太平洋饭店。
（邱南章）
然而张国焘不思悔改，叛党之心已定。但为了大局，大家商量后一致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努力，跟张国焘谈判。周恩来给出了文章开头提到的三条出路让张国焘选，而张国焘最终还是选择了第三条路。
次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日再次发表《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报告大纲》，详细讲述了张国焘脱党的历史根源、脱党的经过以及对张国焘脱党的态度。
张国焘的行为在党内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抗大、陕北公学等学习培训场合，毛主席多次揭露了张国焘在政治、组织上经常“开小差”，时常上演“两面派”做法。
而投靠国民党后的张国焘并没有得到重用，先是在戴笠手下工作了3年，之后给了他一个闲职——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
老年张国焘
1948年逃到台湾后，他没了工作，也没了生活费。
1968年，他被迫移居加拿大投靠儿子，十一年后病死在了当地的老人院里。他的晚景虽然凄凉，但归根结底都是他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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