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儿子说：父虽当大官其实一普通文人，被人当盲流野老挡门外|传媒公司|元帅|军衔|延安|建国|盲流|记者|郭沫若|陈伯达

在福建泉州洛江区马甲镇彭殊村乌潭，有一座1.26亿立方米，集防洪、供水、灌溉、发电于一体的大型水库，大坝矗立在山间，宛如一座巨大的屏障，将蓝天白云和碧水青山紧紧地围绕在一起。水库的风景非常的美丽，水倒映着蓝蓝的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好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俯瞰华水库，白云仿佛已缓缓卷入水面，微风徐来，微波荡漾，绿水融融，有薄云青山坠影。烟波浩渺的水库蜿蜒流淌，宛如天上银河剪了一段，这里没有城市喧嚣，只有碧水环绕，还有成群的鱼儿交相呼应，尤其是水库大坝上一行“惠女水库”与“惠安妇女万岁”，构筑这座无穷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原来，这座水库主要建设者，近百分之九十的民工，都是女子，而且是当地颇具特色的“花头巾、金斗笠，上穿斜襟短衫、下着宽大黑裤”的独特装扮的“惠安女”，这些当年被称为“红色娘子军”，为了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凭着一股青春飞扬的意志战天斗地，硬是在崇山峻岭中，披星戴月，扛着锄头，挑着畚箕，带着薯干、草席上工地，挖土、挑土、打夯、推车、锯木、打石、驾船，还是紧张的抢险，她们都挺身而出，劳动强度不亚于男同志。充分体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豪情。

那是刚刚解放后不久的1958年，由于惠安面向大海，三面环山，洪涝风沙，水土流失，严重缺水，只能种些地瓜，没有稻谷，地瓜是最基本的粮草。当地人描述“三日没雨闹旱灾，一透大雨成水灾”，要改变贫困面貌解决水资源是重中之重，为此，上级决定修建一座大型水库，变赤地为青山，变地瓜县为米粮川。

然而，修建水库说说容易，在当年没有机械化，全靠人力的情况下，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象惠安这样的地方，在解放前就很多男劳动力，为了养家糊口，都成土、木、石匠和晒盐、讨海外，3万多人离乡背井出外谋生，留在家里的就是在家带孩子，孝敬老人、操劳家务，以及搞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就剩下妇女。

这些穿着“劳动装”的惠安女，每个人的衣服都很有特色，上衣均为深蓝色，斜向右扣，紧身，很短，似乎很节约布料。裤子均为黑色，腰围和裤脚管都要超出正常人一倍左右，裤裆很低，离地只有三十公分左右。整条裤子非常宽大，一条裤子要相当于一般人两条裤子的用料，显得特别浪费，据说这种“上短下长”、“上紧下松”的衣装，为的是方便下地劳动或下海拉网捕鱼。

为此，动员妇女参加修建水库，她们的工区就在荒山野岭、丘陵山地之中。大多数人露宿，有的就在乱草荒坟中度过。入晚蚊虫纷纷叮人,后来搭起草棚，哪知一番风雨、刮坏的、破漏的，难以安身，这些困难都被她们一一克服，这些为修水库作出贡献的妇女们，得到了来自惠安一位中央级高官的高度评价，为此，他挥笔写下两幅大字，“惠女水库”与“惠安妇女万岁”，就是至今标刻在水库上的名字，虽然没有他的名字落款，但依然受到当地人的敬仰，毕竟他是这个地方最大的官。

陈伯达在老家的一位侄孙女撰文回忆说，他题写“惠安妇女万岁”有两种意思，一是讴歌解放后的妇女勤劳勇敢当家作主的精神，还有一点，就是赞美他自己的母亲，一位吃苦耐劳的惠安女。陈伯达对母亲很孝顺，陈家在岭头村只有两亩薄地，便雇人耕种。母亲则替人做针线活，换几块钱过日子。家中以山芋为主粮，过得十分艰难，含辛茹苦把他兄弟几个带大，还供他读书。

陈伯达母亲名叫曾玛官，出生于惠安一个名叫獭窟的小岛，这个小岛面积0.93平方千米，因其形状颇似水獭，因而得名，母亲从小就非常能干，是一名勤劳妇女的典型，如今，通过修这座水库，塑造了新时期女性新形象，本来这是男人干的事情，而惠安女的劳动形象被发挥到极致，使惠安女成为体力劳动者的象征和铁娘子的典型。此时，已经身居要位的他，时常想想自己的母亲，还不时地提起自己的母亲。

每说起母亲，陈伯达的眼里就含着泪水。他自从21岁离开这个老家，期间的二十多年，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加上他的工作性质，这一带是白区等种种原因从来没有回家乡，也没有与家里人联系，直到建国之后，已经是高级干部的他，便告了假，兴冲冲地回到这个相对偏僻，阔别20多年的老家，要看望多年不见的老母亲。他在城里卖了不少当年母亲爱吃的东西，还给他准备了好几样母亲喜欢的礼物，要给母亲一个惊喜，让他看看儿子现在已经是成什么样人了，那时节这一带没有通火车，他一路步行跋涉，回到岭头村老屋。他哪里知道，刚刚踏进家门，厅堂放着的是母亲的牌位，母亲六年前就已经作古。

原来，陈伯达，1904年出生惠安洛阳镇岭头村，根据陈家的族谱“世振家声，云曼肇祥”排名，声字辈的他一开始取了个名叫“陈声训”，后来上过私塾时，先生按照乡里的规矩“金玉其相，忠信为宝”的排行，取了个学名叫“陈建相”，字尚友。至于他后来的名字伯达，大家以为他肯定是家中的老大，方取名伯仲叔之类，其实，他在家的家排行老二，他头上有个大哥，他的伯达之名，是在苏联留学时，看了电影《斯巴达克斯》，心里崇敬这位古英雄，故而给自己取了个“巴达”的笔名。不过，这名字听着少了些中国味，于是，他就改成了“伯达”，彼此毕生他就用这个名字。

因为他出身很贫困，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加之他从小比较机灵，学习成绩不错，在堂兄的帮助下进入了他自己开的私塾读书，就是通过这几年的学习，他的国文水平遥遥领先于同班的同学，但有一点数学比较差，导致他报考师范的时候落榜。幸运的是那年华侨富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招生的老师，看到他数学虽然差，但国文水平却是一流，看了年仅15岁他的作文，一下子打动了他，认为这孩子很有前途，因此在校长的特批下就破格录取他，就这样他侥幸地进入了这所学校，成为他人生之路的重要转折。

在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本来想在老家找个学校教书，在母亲身边孝顺，但他从读书开始喜欢写点东西，还不时向报社投稿，后来被当时已经成为文坛大咖的郭沫若看中，认为他是一颗文学的新星，最让陈伯达一生记忆深刻的是，自己写一篇郭沫若的《女神》读后感，郭沫若亲自给他回信，对一名小学老师来说，可谓是莫大的鼓舞，他到处都说与郭沫若有交集，他这一宣传，真让不少人知道这名文坛新秀，并通过熟人介绍到上海当了一名编辑，由于此开启了他一生笔耕不缀。

陈伯达一边在报社写点东西，一边在上海求学，就在这学习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些组织的知名人士，并加入组织，随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象很多热血青年一样，来到延安投身革命，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注意，从此开启他另外一段人生的转折。

熟悉陈伯达的人说，他是很有才气、很有学问的一个人，在延安时期，因为他写文章很厉害，写的东西真正能做到笔尖带感情，从而引起大家的共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全文充满了革命的感情。这篇文章不是简单地反蒋，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给蒋介石以致命一击。

特别是在文章中，陈伯达讲到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屠杀的革命者很多，用了三句话，他说：蒋杀人流的血“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让人无比沉痛，读起来就要流泪，这叫言有尽而悲无穷。陈伯达文章感动人的力量，的确令人一读三叹。那时的蒋介石赶紧发了一个内部通令，严禁读这个小册子。陈伯达由此一夜成名。到了建国的时候，他已经成长为一名高级干部，并且住进了中南海，跟随他一起的家人有他的儿子陈晓农，在这里一住就是15年。

陈晓农是陈伯达第二任妻子余文菲所生，陈伯达一生有三段婚姻，发妻褚友仁和他相识于去莫斯科留学的火车上，由于志趣相投，两人彼此喜欢并确定关系，毕业之后两人结婚了，不久后生了个孩子，取名陈小达，寓意小陈伯达的意思。后两人离异后娶余文菲生下陈晓农。建国后娶刘叔宴。据陈晓农回忆，自己与父亲及继母刘叔宴生活长达十多年的经历中，可以说是其父亲正得势的阶段，虽然说是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圈子，但其实也是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先说住，陈伯达住的房子是在中海岸边一组连体四合院内最北面的一套院落中，整个坐西朝东，临湖一侧，有一条长廊连通整体，长廊向外的一面被花格木板墙封闭住了，廊上从南至北开有三个门，分别为三个四合院的出口，正中的门上挂着一个匾额，上面写着“迎春门”，因此，该居所人称“迎春堂”。

翻阅一些资料，这是“迎春堂”，迎春堂位于西苑海晏堂北，新仪鸾殿以西的中海岸边，在清末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照顾主子，这里是宫中太监们的住所。该处院落仍保持着破旧的外貌，门柱的漆皮都已脱落，房顶的瓦上长着青草，只是房间里已安装了暖气和卫生间。这所房子旁边的向个院落，都是普通工作人员的居所，不同之处是这里极为安静，远离都市的喧嚣，静到鸦雀无声。

其次说吃，供应饭菜的这个食堂的名字叫西楼餐厅，又被人称为“特灶食堂”，表面上看西楼餐厅直接服务的人家并不多，那时东墻外北长街的一个院落内，有个被称为供应站的单位，储存着从生产部门和市场上选购来的各类食品，包括粮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特灶食堂都是来这里购买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场去购买，因为当年困难时期，有些东西也是要凭特供证定量供应，不能敞开购买。

其实在这里生活，仅仅是吃饱穿暖，特别是在那个经济困难的年代，即使是作为高级领导人吃的东西，除了供应的种类略微丰富一点，吃的米面油等日常的物资，和外面市场上是一个价格，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仅仅是在食品安全上比较特殊罢了。唯一不同的是，这里买菜的渠道比较严格，这也是为了领导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着想。跟现在一些广告词中所谓的“专供”和“特供”根本不搭边。

陈伯达比较喜欢吃馒头、青菜、豆腐乳和两个水煮蛋，一家大都是从食堂打饭回家吃，一般情况是三菜一汤。菜是一荤两素。荤菜多半是溜肝尖、狮子头一类常见菜。也喜欢吃肉丝炒米粉、青菜、清炖母鸡等，饮食较为清淡。遇到家人团聚，由于他是福建海边长大的人，有吃水产的习惯，他常加点个红烧黄鱼、鱿鱼、格外喜爱，逢年过节，有时点个对虾或海参、螃蟹等海鲜，就是最大的改善。他不抽烟，平常若有人来家里做客抽烟，他虽不会阻止，但是客人走后，他会第一时间打开窗户透气。至于喝酒，陈伯达会在一些公开场合喝一些葡萄酒，平常时候基本上不会喝。

身居高位的陈伯达，很多生活方式依然保持在老这养成的一些习惯，他喜欢住平房，不喜欢住在楼上，尤其是多层的高楼更不喜欢，他说这就是“艰苦朴素，脚踏实地”。他还不喜欢坐沙发，喜欢坐硬板凳，还有时席地盘膝而坐，侃侃而谈。由于他二十多岁离开家乡，所以满口都是老家的闽南话，很多人都听不懂，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急国急国（这个这个），痛不痛（懂不懂）？

特别是在穿戴方面，除了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需要象样的料子衣服和皮鞋之外，平日都是穿得极其普通，像样子的衣服也没几件，在家时或非正式场合，都是穿布鞋，有时人家劝他衣服及皮鞋搞到二套来，可以换着穿，被他拒绝了。

生活上陈伯达很简单，不讲吃，不讲穿，不抽烟，不喝酒。陈伯达也不喜欢前呼后拥，有一段时间，陈伯达都不让随车跟着。个人卫生上，他是勤洗澡不洗头，每天晚上洗澡，水放好之后，他到里面咕噜一下就出来了，不说搓呀泡呀的。一般不洗头，就用农村人用的那种篦子梳一梳。他最大乐趣就是购书、读书、藏书、还有写文章，有时读书自娱自乐还高声朗诵，完全沉浸其中。他有个小录音机，哇啦哇啦地在那说，录完以后，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文章，真是出口成章。

在出行方面，陈伯达一般不喜欢坐车，但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以后，军队强调正规化，警卫局规定门卫实行一项新制度：对进出大门的领导人须行军礼，以示军风庄重。陈伯达的车，是一辆乘灰色吉姆牌轿车，车牌是空军的，每次出入时，大门口的值勤军官一看来车，就大喊一声：“敬礼！”门柱两边的卫兵立即立正行军礼。针对这一情况，他觉得很不习惯，因此在闲暇时，常徒步出西门，搭14路公共汽车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书。不过，有些认识他的人，他没有乘轿车也在大街上高喊一声：“敬礼！”，使得行人好奇和观看。

不过，后来上级提出所有领导干部，都要接地气，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中，这一规定便取消了。一次陈晓农陪父亲外出购买书籍，两个多小时后，仍步行回来入北门。此时，太阳已西落，门卫刚换了岗。陈伯达平时未曾徒步出入此门，卫兵自然不认识他，而且看他不修边幅，布衣旧衫，便按规定仔细查验他的出入证，证件上只有一个名字，职务一栏是空白，因为卫兵以前都是看车出入，从来没有检查过步行干部的出入证，更没有见过职务一栏是空的证件。

卫兵怀疑地质问他：“职务这一栏为什么没有填？”。 “发给我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陈伯达慢腾腾地回答。卫兵皱了皱眉头：“那你到警卫室去一下吧！”被卫兵当作是盲流野老，挡在大门之外盘查许久，直到打电话叫来领导，这才放行。这名领导认识陈伯达，连声道对不起。他回答说：“没关系，你们做得很对。”这件事本来是小事一桩，没想到事后人家把他当做盲流野老这件事却传遍了中南海。

陈晓农1951年跟着父亲居住在中南海，一直到1965年高中毕业之后，远赴内蒙古插队落户了，在内蒙古待了两年，因其父当时地位显赫，树大招风，不少人想从他这个儿子身上做文章，无奈之下，陈晓农只好离开内蒙古，陈晓农被调到了石家庄一家制药厂工作，改名叫“林岩”，他当一名普通工人，从最基层的学徒做起。不得不说，陈伯达的这一手安排也是明智的，在那个年代，尽管外面纷纷扰扰，但都没影响到陈晓农。

后来，陈伯达犯严重错误被判刑后，上级对他保外就医，儿子陈晓农虽然没怎么沾上父亲的光，也没有借助父亲的威望，在仕途上发展，给自己谋个一官半职，但他觉得他是一个好父亲，这名在别人眼里是显赫的人物，在儿子陈晓农看来，其实是一个软弱的文人，甚至与他离婚多年的母亲余文菲也这样说，为人处世，有很多的缺点，更重要的是性格太懦弱，是个老实精。不过，他保外就医期间，儿子陈晓农对他悉心照顾，他晚年过得很幸福。

1989年的9月，耄耋之年垂暮之际的陈伯达对儿子轻声地说“我这一生，犯下了不少大错，落得今天这个悲剧的地步，纯粹是咎由自取，望以后的青年人可以吸取我的教训，莫要重走我今日之道路。”说罢看了一眼天边的落日，橘黄的日轮只剩最后一点光芒还照耀在山的顶端，他的头颅缓缓低下，因突发的心肌梗塞病逝，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