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朱德曾在延安中央党校的一次大课上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一生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蔡锷，一个是毛泽东。参加共产党以前，我的老师是蔡锷，他是我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参加共产党以后，我的老师是毛泽东，他是我现在的指路明灯。”
蔡锷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军事家，朱德在他的指引下，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成长为一代名将，他们既是师生和上下级，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并肩对敌的战友，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蔡锷和朱德
1908年，在四川仪陇老家任体育老师的朱德，在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深感办教育的无力，于是决定弃文从武，到云南去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离开仪陇前，写下了一首诗，以明心志：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仿照日本士官学校而创办的一所地方性军事学校。它的课程设置严格，老师多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是当时中国比较先进的军事学校。1909年11月，朱德顺利考上讲武堂，被编入丙班步兵科。
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
1911年初，蔡锷应云贵总督李经羲的邀请来到云南，出任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相当于旅长），并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当时蔡锷虽然成名已久，但仅比朱德大4岁，朱德对蔡锷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为人沉静，态度庄重，对待自己和学员都很严格。
有一天晚上，朱德来到蔡锷的办公室请教问题，却被他的警卫人员误认为是刺客。幸亏蔡锷及时弄清原委，将朱德请了进来，朱德发现屋子四周堆满了中文、日文的书籍和报纸，这让他感到十分兴奋。在交谈的过程中，蔡锷发现朱德刻苦好学，对他非常赏识。
从此以后，朱德经常来蔡锷这里借书，他先后阅读了孟德斯鸠的《法意》、康有为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帝彼得变政记》、《意大利游记》以及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等进步书刊，思想也越来越进步了。
1911年10月11日，朱德从讲武堂毕业，被分配到蔡锷的部队当军官，任19镇第37协74标2营左队当副目，不久后任2营左队排长，授少尉军衔。
1911年10月10日，震惊全国的武昌起义爆发了。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但一直在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他在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唐继尧、刘存厚等青年军官秘密商议后，决定在云南发动起义。10月30日（九月初九），蔡锷率领新军中的革命官兵在昆明举行了“重九起义”，并被推举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
这天晚上9点，蔡锷坐在起义军总指挥的席位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起义演说，演讲完以后，他问台下的部队：“是否还有事要报告？”
此时朱德走上前报告说：“刚才我的队官（连长）反对起义，带着两个排逃走了，我立即率领剩下的一个排紧紧追赶，并包围了逃跑的两排队伍，向他们宣讲革命的道理，士兵们稳住了，而队官仍然逃跑了。”
蔡锷当即指定朱德接替队官的职务。在此次起义中，朱德的连队是首先攻入总督署的队伍之一，为重九起义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行动也给蔡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蔡锷
云南的起义成功后，蔡锷又带领部队北上入川，援助四川起义军，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朱德又立下许多功劳。1912年5月，蔡锷带领部队返回云南后，将朱德提升为少校，并授予他“援川”和“复兴”两枚勋章。
中华民国成立后，蔡锷领导的云南军政府进行了许多改革，给朱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蔡松坡（蔡锷字松坡）是很节俭的，所以一般军官也节省，营长以上的军官一律是60元，整个云南的军官都是这样。蔡松坡干了两年，很好。主要的就是能够搞出一个廉洁的政府来，军队真正看做是国家的军队。”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袁世凯担心蔡锷威胁他的统治，便于1913年10月宣布调他进京任职。蔡锷经过权衡，毅然决定进京出任经界局督办、将军府将军。朱德得知此事后，马上来劝蔡锷说：“调你进京是杯酒释兵权，我看，你不能去！”
朱德
蔡锷斩钉截铁地说：“谁要拉中国往回头路上走，我就带你一起去割下他的首级来。”临别之际，蔡锷一字一顿地对朱德说：“我会回来的，一定回来！”
蔡锷进京后，起初还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多次上书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但袁世凯不但不理睬，反而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袁世凯的行为令蔡锷非常痛心，他决定回到云南，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1915年12月，蔡锷秘密逃出北京，此后历经辗转，终于在12月19日回到昆明。朱德曾这么回忆他和蔡锷重逢的那一幕：
蔡锷起身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肺结核正在威胁着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很微弱，我们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12月25日，蔡锷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他亲自出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并提升朱德为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长。当朱德得知蔡锷要亲自带领部队进攻四川时，流着泪劝他说：“可是你不能带队去啊！你有病，要送命的！”
朱德（前排中）和部队滇军将领合影
蔡锷却坚定地说：“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1916年1月，蔡锷和朱德带领部队来到四川泸州城外的雪山关时，两人驻马题联，蔡锷题上联，朱德题下联，这就是著名的《雪山关联》：
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
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
当时蔡锷是第一军总司令，而朱德仅仅是一个支队长，这一举动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但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朱德与蔡锷之间存在着相互理解、亲密无间的浓厚情谊。
泸州是云南进入四川的必经孔道，也是重庆的重要门户，袁世凯调集了北洋军、湘军和川军等多股力量向护国军反扑，护国军在纳溪打得十分艰难。2月23日，蔡锷亲自来到了纳溪前线，他撤换了前线指挥员，任命朱德为第二梯团第三支队长。蔡锷指着前方敌人坚固的工事问朱德：“怎么样？能不能把它拿下来？”
电影《建党伟业》中的朱德和蔡锷
朱德豪迈地回答说：“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此后朱德带领部队一连激战了45个日夜，共歼敌三四千人，为整个护国战役立下了大功，他被誉为滇军的“四大金刚，朱德第一”。后来朱德在回忆护国讨袁战役时说：“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病死，6月7日，黎元洪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6月24日，黎元洪特任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省巡按使。
蔡锷来到成都上任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的病情日益恶化，不得不辞去所有职务，去日本治病。
蔡锷离开四川前，专门和朱德见了一面，那时的他只能躺在病床上，朱德必须躬身到床边才能听到他说的话。蔡锷对朱德说道：“这次去日本，既费时又费钱。”他深知自己的病已无药可救了，他并不畏死，只是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朱德听后十分难过，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在四川如果蔡松坡不走，可以镇压得下去，革命可以成功。可是他一死，便全部又重新造了反。这时好多人从革命的营垒而淹没到封建势力中间去。”
1916年11月8日，一代名将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医院，年仅35岁。朱德得知这个噩耗后悲痛不已，他亲自为蔡锷撰写了挽联：
勋业震寰区，痛者番，向沧海招魂，满地魑魅迹踪，收拾河山谁与问；
精灵随日月，倘此去，查幽冥宋案，全民心情盼释，分清功罪大难言。
蔡锷之墓
当时朱德正率军驻守泸州，他与纳溪县的知事周维桢一起起草了一篇呈文，希望政府能够拨款为蔡锷建造铜像，但因中央政府推诿，经费无着，最终未能实现。
数十年后，朱德对蔡锷的缅怀之情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淡化，他曾在抗战时说：“当时在西南，还没有人能赶上蔡锷的才华，可惜，中国一个民族英雄，仅仅35岁就死了。”
作者简介：帝哥，一位90后上班族，专职写作2年，已在各大自媒体平台发表多篇10万+的爆文。如果你对自媒体、写作、赚钱感兴趣，想每个月都能靠下班时间做副业、兼职，可以搜索关注我的公众号“帝哥说史”，一起探讨一起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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