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华
光岳楼位于聊城东昌古城中心位置，始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是全国现存古代建筑中最古老、最雄伟的木结构楼阁之一，享有“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之誉。与现存的北京鼓楼、西安钟楼相比较，无论是建造时间，还是规模、形制、建筑结构，光岳楼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年恰逢光岳楼建造650周年，回顾其营建、修缮、研究历史很有必要。
为军事防御而建
“东昌为古东郡，水有黄河故道。九河虽芜没，犹可辨识。”历史上，聊城经历过三次迁城，其中第三次迁城是因为黄河水灾。选在现今位置后，为了防止水患的发生，东昌府城在建造时，整体比外围高出两米左右。护城河也因为建城取土逐渐变宽，形成环城的东昌湖。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寿张县令韩仲辉和太史令边源提出，如果从安山(今梁山县安山西南)到临清沿岸开挖运河，不仅有利于货物运输，而且能减轻民众的负担和劳苦。根据他们的建议，修建了一段长达250公里的漕河，起于安山，途经阳谷、聊城，终到临清。这条运河的开挖，使得货物可由水路直通京城，元世祖亲自将其命名为“会通河”。运河开通后，聊城一跃成为鲁西地区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光岳楼最初名为“余木楼”，清嘉庆《东昌府志》提及：“楼在城中央，洪武七年东昌卫指挥佥事陈镛以修城余木建，以瞭敌望远。”由此可知，光岳楼建于东昌府城营造之初，功能是为了军事防御，因为此楼有鼓声报时，人们也称之为“鼓楼”。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知府杨能在维修该楼时，因地而名，称之为“东昌楼”。明弘治九年(1496年)，吏部考工员外郎李赞过东昌，访太守金天锡，共登此楼，对该楼赞叹不已：“因叹斯楼，天下所无。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乃今百年矣，尚寞落无名称，不亦屈乎？因与天锡评命之曰‘光岳楼’，取其近鲁有光于岱岳也。”此后，历代重修碑记中，一直沿用“光岳楼”之名。
光岳楼雄伟气魄、巍峨壮丽，古往今来吸引了许多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登楼抒怀。清朝乾隆皇帝十一次东巡、南巡，其中九次过聊城，六次登上光岳楼。据清乾隆《南巡盛典》记载，光岳楼还是乾隆皇帝南巡三十六行宫之一，楼上悬挂的“神光钟瑛”匾额系清朝康熙皇帝所题。当地百姓对光岳楼也很有感情，每逢重阳节、新春佳节，城乡人民便扶老携幼登临这座“盖在半空里”的楼阁。科举时代，本地凡中了秀才、举人、进士、状元的人，更是要登上光岳楼告祭“文昌帝君”。
乾隆行宫
1974年，为纪念光岳楼建造600年，海内外名流纷纷题字作画致贺。郭沫若题写“光岳楼”匾额，现悬挂于二楼北向檐下。书画家丰子恺撰书楹联云：“光前垂后劳动人民智慧无极，岳峻楼高强大祖国文物永昌。”园林建筑专家陈从周来聊城考察时，亲笔绘画迎客松，并题下“泰岱松不老，光岳日常明”的诗句。
有关光岳楼的建造年份，现有资料几乎都显示为明洪武七年(1374年)。不过，查阅史料可以发现，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之前的文献均未提及具体建造时间。明万历《北河纪》中称“光岳楼在府城中央，创始莫考”，明万历《东昌府志》也说“府光岳楼，在府城中，创始莫考”，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东郡光岳楼壁记》只是提及“建之洪武之初”。而后，清康熙《山东通志》、雍正《古今图书集成·东昌府古迹考》、乾隆《山东通志》的记载均为“创始莫考”。直到乾隆《东昌府志》，才有“洪武七年东昌卫指挥陈镛以修城余木建”的说法。此后，历代均沿袭“陈镛建于明洪武七年”之说。
由墩台碑刻题记及陈镛生平事迹可知，明初陈镛组织的营建活动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开始，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之前结束。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光岳楼早期构件采伐年代分布在元初至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之间，基本能印证相关记载。
营造学社曾调查
如今的光岳楼，外面为四重歇山十字脊过街式楼阁。整座楼由墩台和主楼两部分组成，墩台为砖石砌成的正四棱台，高9米，墩台四面各辟半圆拱门，门内为宽阔的楼洞，可通行车马。各门上分别有石刻匾额一方：东曰：“太平”，西曰“兴礼”，南曰“文明”，北曰“武定”。4层主楼筑于墩台上，高24米。光岳楼通高和底边长都是33米，也就是古代九丈九尺。在中国古代，“九”是阳数之极，寓意其高度不可超越。
光岳楼采用主体结构与附加结构相结合的形式，内以32根通天直上的内外槽柱构成楼的主体，外以一楼围廊和二楼平座构成楼的保护层。外层结构虽易损坏，但也易维修更换。因此，围廊和平座虽已重修多次，而主体结构却一直未动过。
值得一提的是，光岳楼的细部体现出宋元风格，比如砖台、重檐、十字脊内部置空井等，就是沿袭了宋元楼阁遗制；再如柱础，明洪武初年所建南京宫殿已开始用古镜式，而光岳楼仍采用宋元以来的覆盆式；另外，外檐拱科相连、梁柱相交，枋木相穿，结构紧凑而疏密得体，这也多是宋元时期的做法。可以说，光岳楼具有极高的建筑史研究价值。
1936年，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在山东考察古建筑时虽未到聊城，但曾于同年派刘致平和莫宗江在聊城探查并拍照。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营造学社内迁四川，光岳楼的考察研究被搁置起来。
对光岳楼真正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建筑史学家路秉杰出生于聊城，从小接触光岳楼，他在同济大学读研期间，于1964年夏秋时节，组织人员对光岳楼进行了测绘调查。1978年12月，基于测绘数据，陈从周、路秉杰发表《聊城光岳楼》一文。1980年，路秉杰借前往日本留学的机会，携文章与日本同行交流讨论。
这篇文章根据现存碑刻铭文及部分史料，初步梳理了光岳楼的修缮沿革、命名经过；其后简单分析墩台、敞轩的尺寸及构造；最后文章按照分层的顺序，重点介绍光岳楼主楼的特征，提出主楼四层“大概是清帝南巡时仓促所建”等观点。此次调查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测绘数据，对当时光岳楼的面貌有直观明确的记录。
三十多年后，同济大学再次组织人员对光岳楼进行测绘调查，并利用碑刻、文献，进一步研究其建造背景及修缮沿革历史。团队在翔实的实测记录基础上，结合大量相关案例，利用对比法和作图法，重点分析光岳楼的构成特点，包括尺度、空间、构架、立面构成，并就光岳楼的暗层、空井等核心问题进行讨论。同时，还对光岳楼的时代和地域特征、文化结构、力学结构进行了分析。
2016年，聊城市光岳楼管理处与天津大学联合启动了“光岳楼测绘、监测及出版资料服务项目”。此次测绘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进行精细化现状测绘，让今人更加详细了解了光岳楼的内部情况。
五十年一大修
光岳楼能历经650年的风雨而保存下来，除了其建筑技艺精湛外，也是数代人悉心保护和维护的结果。据史料、历代碑刻和《聊城县志》《东昌县志》记载，历史上每隔50年左右，这座楼都会有一次大的修缮，仅在明、清、20世纪上半叶，光岳楼就进行过11次维修。新中国成立后，对光岳楼的保护十分重视，已进行十余次维修，其中两次规模较大。
第一次是在1984年5月至1985年12月，对光岳楼主楼进行了全面维修。因实施了“落架维修”，无论是工期还是修缮范围，都算得上是比较大的一次。维修的主要部位，一是揭盖翻修了全部瓦顶，更新了全部连檐瓦口，更换了全部望板和部分檐椽，重新制作安装了透花铁葫芦宝顶；二是更换、贴补、矫正了第一、二层廊柱和第四层八根辅助圆柱，加固了第二层东北、东南、西南角檐柱，用化学高分子灌注了上端中空的四层四根金柱，更换了部分梁檩桁枋，修补更换了大部分斗拱，更新了第二、三层部分地板，修理了全部门窗；三是对全楼进行了油饰；四是按原样重新制作了五块匾额，重新竖立和接补了五通石碑。此次维修是遵循“保持现状，恢复原状”的原则，以尽量不动原件为前提进行。
第二次是在1992年3月至1993年10月，重点是对光岳楼的基座、墩台和墙面等处进行修缮和加固复原。光岳楼基座曾于1967年进行过加固维修，但当时采取的做法是在砖砌基座外墙及平台表面抹了一层水泥皮。这种工艺虽对基座起到了一定的维护作用，但严重影响了该楼的整体风貌，加之二十余年的风雨剥蚀，水泥皮已出现严重的裂缝、脱落、渗水现象。为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并拨专款，对基座进行了全面维修。首先铲除了基座外表的水泥皮，然后对墙体损坏部分进行了挖补，最后用大青砖对外墙进行了包砌，用方砖对平台进行了铺漫。工毕，光岳楼基座又恢复了初建的原貌。
最近一次大修是2010年。此时由于风雨侵蚀，光岳楼的外部油漆剥落，瓦面有所破损。2009年，聊城光岳楼管理处委托山东省文物保护中心制订了《光岳楼维修保护方案》。同年9月16日，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山东省文物保护中心设计的方案。2010年5月20日，光岳楼维修工程正式开工。
这次维修的重点部位是光岳楼的外部木构架重新涂漆上色，四层外檐瓦面、墩台发券和墙面上的残损砖瓦更换成新的砖瓦。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光岳楼在修缮施工中，对于四层外檐瓦面进行维修，采用的檐瓦全部来自曲阜的传统工坊。除此之外，与楼体有关的斗拱、楼门着色等也都是经过专业人士的调配后，由熟悉施工工序的工人完成的，以一处楼门的重新上色为例，仅施工就需要八至十道工序，从而呈现出最佳的外观效果。
（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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