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是汉代的外交家,也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正是他不畏艰险,充满冒险精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穿过茫茫大漠,这才打开了中国与中、西、南亚和欧洲的陆路交通,张骞也被称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崭新的东方国度,终于能够以全新的姿态登上世界的舞台,此时外交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时有位瑞典将军轻蔑地问中国大使:带过多少兵?结果大使一回答,比他们国家的军队人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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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改行当“大使”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确定了“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新中国的外交要与旧时代国民党的就外交切断一切联系,包括他们的外交机构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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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怎样筹建新中国自己的外交机构,建立外交队伍,任命外交大使和在国外建立大使馆,成为了我们迫切要面对的一系列问题。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会议商讨之后,根据中央对外交队伍的要求,结合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周总理向中央提了建议。

在建议中,周总理认为可以把外交干部的来源放在三个方面:

第一、原中央外事组及各大城市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原本就有较为丰富的外事经验,受过良好的教育,大部分人都懂外文。

第二、解放军一野、二野、三野、四野、军委直属机关和各军区挑选骨干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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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同志可能没有多少外交经验,但他们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经过多年的军事生涯,他们可以把这些经验充分运用于外交斗争的实践当中,所以这部分人应该作为外交队伍里的骨干力量。

第三、大学里的青年学生,他们有热情,懂外文,还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基于这几个原则,很快就从全国各地的精英之中选拔出了即将成为新中国外交大使的人员。

这些人当中就包括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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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

1909年8月,耿飚出生在湖南醴陵的一个叫严家冲的山乡里,1925年,耿飚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年后便加入了工农红军。

在红军队伍里,耿飚历任红军团长和师、军参谋长,八路军副旅长兼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等职务。

曾经在湘江血战中坚守五天五夜,也曾强渡乌江,勇夺天险娄山关,还是中央红军的长征前卫,战功赫赫,是红军中有名的“耿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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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的军事经验不用多说,无疑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他完全满足周总理的要求。

不多时,耿飚和其他的将军,未来的“大使”们,便被接到了中南海的勤政殿等待毛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与耿飚握手的时候说道:“我们是老乡,又见面了。在战争年代,你风风火火,现在搞外交,要加强调查研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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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有些将军一想到自己要脱下戎装,摇身一变成为文质彬彬的大使,心中老不适应,便问毛主席,从前国民党时期也有很多就外交官,能不能和工商业一样,改造利用?

毛主席却坚决地挥了挥手,否定了这种说法。

周总理之前也说过,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

要另起炉灶,还得看我们军人上场。

周总理还说,外交工作和军事一样,不过外交是“文打”,军队平时联系打靶,假想作战,外交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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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还说了几点和外国人交往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是要沉着冷静,即使出现一些错误也不要慌张,不然反而为人所注意;

二是要谨慎小心,在外交活动当中,小问题可能酿成大问题,事务性的问题可能变成政治性的问题,而且有些差错一旦出了,就无法收回和弥补;

三是要有诚恳的态度,即便是对敌对国家的外交官也是如此。

经过和毛主席与周总理的会面之后,耿飚等人的心也稍微安定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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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后来还问他有什么想法?

耿飚直率地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啊!”

耿飚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周总理清楚这都是他在故作谦虚。

其实耿飚对外交并不陌生,不管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他都接待过外国来的军事家,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耿飚还协助周总理、叶剑英工作,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

新中国刚刚成立,还不是特别强大,其实耿飚已经设想过,也许和外国人交往时他们会很傲慢,结果真不出他所料,在瑞典的一次经历,让他见识了外国人的趾高气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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