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6年，春节过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所长向溥仪等人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他说：
“你们已经学完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系列的文件，你们从报上又看到了几个大城市私营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的新闻，你们得到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还仅限于是书本上的。为了让理论学习与实际联系起来，你们需要看一看祖国社会上的实况，因此政府不久将要组织你们到外面去参观，先看看抚顺，然后再看看别的城市。”
溥仪：东北人民会不会要求公审我
听了所长的宣布后，溥仪等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的犯人们感到非常兴奋，但也有人感觉到有些忧愁。
在他们看来，他们都是一些罪大恶极之人，万一出去被人们认出来，一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于是，有人说：“你们说，老百姓看见咱们，会怎么样？”
随后，溥仪听到有人回答说：“我看有政府人员带着，不会出什么岔子，不然政府不会让咱们出去的。”
曾经做过张作霖军队里的小粮袜官的人说：“我看难说，老百姓万一激动起来呢？我可看见过，我是小职员出身的。老百姓万一闹起来，政府该听谁的呢？”
另一个人则说：“放心吧，政府有把握，否则是不会让我们去的。”
听到大家议论，战犯管理所里溥仪所在学习组的新任组长说：“我想政府不会宣布我们的身份，对不对？”
听了学习组长的话，有人讥笑着说：“你以为不宣布，人家就不知道？你以为东北人不认识你就不要紧了？只要东北老百姓认出一个来，就全明白了！想认出一个来可不难啊！”
此人的话一出，溥仪就感觉到心中一冷，因为这话说在了溥仪的心坎上。溥仪的身份比较特殊，东北人想要认出他来，的确不用费多少事。
1924年10月，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攻占了北京，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导致吴佩孚一系垮台。
1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摄政内阁会议决议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清室应该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
随后，冯玉祥决定，让警卫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担任这一决议的执行者，并要求李煜瀛为国民代表会同办理。
11月5日，按照冯玉祥的命令，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开皇宫。
然而，鹿钟麟等与溥仪方面接洽后，经过反复协商，溥仪仍不肯即日迁出皇宫。于是，鹿钟麟等人采取了果断措施，强行责令溥仪出宫。随后，溥仪等人在五辆汽车护送下，由神武门离开皇宫，迁居到后海甘水桥醇王府内。
得知这种情况后，日本人表示愿意给溥仪提供帮助。对此，溥仪感到十分高兴，便于11月29日逃进了日本公使馆。
11月30日，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对外界宣布，“容留”溥仪。
溥仪的这次选择，直接导致了他后来的命运。然而，在那时候的溥仪并没有多想，他一心想要逃出国民军的监视，尽早远走高飞，准备复仇。殊不知，他的这一行为，让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不久后，在日本人的“护送”下，溥仪来到天津。
来到天津后，溥仪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他把大量的金钱都花在了如何装扮自己上，用外国的衣饰来装扮自己，带着自己的一妻一妾出入各种场所。
慢慢地，天津租界中的西方文化侵蚀了溥仪。那时候，溥仪甚至找回了他当清朝皇帝的感觉。
在各种场合，溥仪都受到了极高的待遇，不仅在这些外国人当中恢复了自己皇帝的称呼。在租界里，一些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场所，还特殊照顾溥仪，为他而开放，让他充分享受到了“特殊华人”的待遇和荣耀。
在溥仪看来，这样的生活虽然优越，但他的心中仍然充满了仇恨，他想要恢复自己皇帝的地位。
得知溥仪的这种愿望后，日本方面为了进一步说服溥仪，便派出土肥原贤二前来游说，提出了建立一个让溥仪担任皇帝的帝国。
听了土肥原贤二的话后，溥仪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日本人开出的所有条件，只愿即刻动身，前往东北，建立那个所谓的“新国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军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
11月，在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溥仪从天津秘密出发，经旅顺，到达奉天。
1932年3月1日，在日本人的扶植下，溥仪在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并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
在这份文件中，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而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也承认了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
那时候，溥仪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东北的人民群众大都通过各种途径见到了溥仪的容貌。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并向伪满洲国发动了进攻。很快，伪满洲国政权便覆灭了。日本投降后，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
8月19日，在沈阳东塔机场准备前往日本候机时，溥仪在候厅室被苏联红军空降逮捕。随后，溥仪被苏联囚禁于莫洛可夫卡30号特别监狱。后来，溥仪又被转移到伯力45号特别监狱拘押。
期间，溥仪多次上书向苏联表示愿意永久居留苏联，并请求加入苏联共产党。
1950年8月1日，溥仪等263名伪满洲国“战犯”被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思想再教育与劳动改造。在这里，溥仪的编号为981。
在这里，溥仪等人经常以学习小组的形式参加学习，接受思想再教育。经过参加学习，溥仪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他更明白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于这样的变化，溥仪感到非常高兴。因此，在1956年听到要他们到外面参观的时候，溥仪的第一感觉是高兴的，也是激动的。
然而，在听了大家的那些议论后，溥仪的心中产生了疑惑，他觉得东北人民那样恨他，政府怎么就敢相信他们见了他会不激动呢？因此，溥仪心想：“如果东北人民激动起来，会不会向政府要求公审我？”
关于这一点，溥仪在他写的《我的前半生》中有这样的叙述：
“东北人民那样恨我，政府怎么就敢相信他们见了我会不激动呢？如果激动起来，会不会向政府要求公审我？老甫问的也对，到那时候‘政府听谁的呢？’”
在溥仪看来，老百姓是最无知的、最粗野的人。他认为，尽管政府和共产党决定了宽大和改造政策，老百姓却是不管这一套的；他们怀着仇恨，发作起来，只会用最粗暴的手段对付仇人。
因此，溥仪很怀疑政府那时是不是有办法应付，并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牺牲”掉他，以“收民心”。
然而，外出参观的几天里，溥仪亲自感受到了东北人民对他的宽恕，也给了他心中的“他们为什么那样相信党和毛主席？他们怎么能把党的改造罪犯政策从心理上接受下来呢？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什么那样相信人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它的政策？”这些问题一个答案。他觉得“变了！社会全变了，中国人全变了”，人民不再是他印象中的那样，他们的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此后，溥仪的信心更足了，他总是主动学习，主动劳动，努力改造自己。
1959年，在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后，溥仪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在溥仪看来，只有官小的、罪恶小的，才有可能首先被特赦，而他这样的首要分子是不会被特赦的。
然而，让溥仪意外的事情，就那样发生了：他的名字出现在了第一批特赦人员的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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