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周恩来气质儒雅，风度翩翩，一看就不是爱发脾气的人。事实上，据很多周总理身边的人表示，他确实极有涵养、绝少失态，颇有君子之风。
周恩来
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警卫秘书何谦，提到周总理在生气的时候，经常说这么几句话：“滑稽”、“胡闹台”，和“这是不允许的”。
这三句话，不仅字数递增，表达出的情感色彩，也一个比一个强烈。“胡闹台”来自他的家乡江苏淮安，是胡闹、胡来的意思；而后面两句，都很容易理解。一般来说，当周恩来脱口而出“这是不允许的”这句话时，说明他已经非常愤怒了。
从这里我们也能发现，即使是在极度生气的时候，周恩来也往往能够克制自己，没有爆粗口骂脏话。这背后展现出的，是他极高的修养品德。
就像周恩来的堂侄周尔鎏所说，自己的七叔可以和各种不同的人友好相处。
但其实，即使是周总理这样品行高尚的人，也难免有生气动怒的时候。而在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历史故事时，从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有血有肉的领导人，还有其体现出的宝贵精神与人性光辉……
1954年4月26日，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事项的国际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开幕。这是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第一次参加重大国际会议。
在周恩来总理的率领下，中国代表团昂首出征，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自己的面貌形象。特别是周恩来本人，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外交才能，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
经过近3个月的讨论商议，7月21日，日内瓦会议正式闭幕。这天下午，大会将通过一项宣言。
就在周恩来等中方代表团人员在会场参会的同时，一位名叫李慎之的工作人员，正在日内瓦当地的一栋别墅里，进行一项特殊的工作。
这位李慎之可谓年轻有为。早在1949年他26岁的时候，便成为了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才华出众的他，此时刚成为周恩来的外交秘书没多久。
这次随同周总理来日内瓦参加会议，李慎之主要负责会议新闻。每到开会的时候，他就随同中国代表团入场，听取会议进行的情况。
可到了闭幕这天下午，由于大会将通过宣言，周恩来便告诉他不用去会场了。李慎之只需要在那栋别墅里，等待宣言初稿通过的消息。宣言每通过一段，他就交给电台，来向北京发过去一段；如果大会对初稿作出修改，他就及时跟着改。等宣言全文都发完，李慎之的任务就大功告成了。
按理说，这是一项比较简单轻松的工作。特别是对李慎之这样的人才来说，完全不在话下。
就这样，这天下午，李慎之守在电话旁边，等着宣言通过的消息。每来一次电话，他就改正一段，然后用剪刀将初稿的相应部分剪下，送到电台那里。
李慎之
而没接到电话的时候，他就享受着日内瓦的阳光和空气，欣赏别墅花园里优美的景色。
终于，李慎之顺利完成了这项任务。等周恩来率领中方代表团回来后，他就回到了自己住地。当晚10点一过，李慎之便上床睡觉了。
没想到的是，这天晚上12点左右时，他床边的电话突然响了，将睡梦中的李慎之吵醒。他不明所以地接起电话，对面传来的是周总理机要秘书陈浩的声音：“你快过来吧！你怎么搞的，从没见过总理发这么大的火！”
李慎之一听这话，立即吃了一惊。他连忙起身，直奔那栋别墅而去。一路上李慎之心里直打鼓，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大错……
当他赶到别墅时，陈浩才告知原委：“北京来电话了，说我们发过去的最后宣言，比别的国家的通讯社少了好几段。总理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正等着你呢！现在《人民日报》已经印了24万份了，由于发现了问题，已经停机不印了。”
李慎之当即仔细进行回忆，这才发现，可能是自己将宣言初稿剪成一段一段的时候，有的部分不小心被风吹走了——因为他的办公桌，正好在窗户旁边……
懊恼不已的李慎之，怀着无比惶恐的心情，向周恩来的卧室走去。看到总理一脸余怒未消的样子，他只喊了一声“总理”，便等待对方进行严厉批评。
可出乎这位年轻人的意料，此时的周恩来，只对他说道：“你来了。我气也生过了，火也发过了，不想再说什么了。你现在去机要室，看看我给中央发的电报，然后赶快去补救。北京还等着呢。”
听了这话，李慎之赶紧去看了那封电报。全文里，周总理只字未提他的事情，而是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应负失察之责，请中央给予处分”。
周恩来
李慎之看到这一幕后，内心感慨万千。明明是自己的疏忽，造成了这一严重后果，可周总理却将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此时，他的心里，感到暖洋洋的。
那晚，李慎之又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将宣言的中文同英法原文，仔细重新校订了一遍。在改正了相关错误后，再次发去北京。此时，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
接着，李慎之又一个人在屋里写检讨。第二天早晨，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检讨交给了周总理。
周恩来一句话也没有说，让李慎之将检讨交给李克农。李克农一看，笑着对李慎之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个不严密的毛病，要好好向总理学习。”
不久后，李慎之随同中国代表团，回到了国内。此时，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7月22日那天的《人民日报》，直到当天中午才出版。
李慎之立即觉得，自己这次失误，已经够得上玩忽职守罪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决定要勇于面对，绝不逃避，心里做好了被起诉、入狱三个月或者半年的准备……
毕竟，连周总理都主动认领了处分。作为当事人，自己还有什么怨言呢？
第二天的时候，周恩来又找到了李慎之。可出乎李慎之的意料，总理是叫他随同自己去国外访问的。
而后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次意外的小插曲，就这么过去了。
1956年末，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对亚欧大陆11个国家，进行友好访问。
12月23日上午，周恩来一行来到了巴基斯坦的海得拉巴。在那里，当地人士安排他们参观了一家制作刀片的工厂。
周恩来
巴基斯坦和新中国的关系，自然无需多言。在这家合资工厂里，厂方极为热情地邀请周恩来等人，去观看一名模范工人的工作情况。
很快，一个看上去也就十四五岁的工人，出现在众人面前。他身材瘦小，皮肤干枯，有些发育不良的样子。
很明显，这是一名童工。
他的工作内容，是把一些小包装的刀片，包成一个中包。只见这个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手里的刀片，他的两只手臂、十个手指，就机器一样机械而熟练地运作起来。随着身体的摇摆晃动，手指的灵活操作，很快，一包刀片就已经包好了。它平平整整，被放在传送带上运走了。
此时，这家工厂的厂长，正笑眯眯地请周恩来注意这名工人的动作，并等待着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夸赞。
可出乎他意料的是，之前还满脸笑容的周恩来，面色突然阴沉下来。他用高亢的声音，对厂长说道：“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人，他还是个孩子啊！你们怎么能把人当机器来使唤，这是不把人当人嘛！……”
说着说着，总理越来越激动，脸都红了起来。
这位厂长明显没有预料到这种场面。一时之间，他不知所措，只好连连说着：“是，是，是……”
与此同时，旁边有人按照事先安排，用盘子托起一大包刀片，上面还扎了一朵大红花，作为礼物送给周恩来。
厂长虽然困窘，但事已至此，还是将这一大包刀片，送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接过这份礼物后，径直走向那位工人，双手捧着送给了他。
周恩来
而这时，那个孩子还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干活，全然没有发觉刚才周围都发生了什么……
周恩来认真地对他说：“这是送给你的，祝你一切都好！”
这句话被翻译给那位孩子后，他一时反应不过来，只得接过那一大包刀片，两眼发直地看着周总理，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接下来，周恩来又问了他一些问题，像他的生活怎么样、家里还有什么人……这个孩子依然呆呆的，半天回不过神来……
1969年3月，东欧社会主义小兄弟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派出了一位新任驻华大使。当时在外交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姬鹏飞，为其接风洗尘。
这场宴会上，还有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参赞阿果利等人参加。中国方面，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等人，也出席作陪。
宴会开始后，宾主双方推杯换盏，气氛十分热烈。作为东道主的姬鹏飞、乔冠华等人，频频向阿方人员举杯敬酒。
阿尔巴尼亚方面，那位新任大使表现得非常谨慎，没有喝多少酒；倒是参赞阿果利，和中方人员喝得十分开心。
可跟酒精考验的中方人员相比，阿果利的道行还是太浅。几个回合下来，他就抵挡不住，有了明显的醉意。
宴会结束后，喝得酩酊大醉的阿果利，一头钻进了自己的小轿车里。他发动汽车，向居住的外交公寓开去。
可没想到的是，当行驶到东长安街建国门外大街时，一场交通事故发生了。阿果利的汽车，将一名中国工人撞倒在地。
建国门外
消息传到阿尔巴尼亚国内后，他们立即决定将阿果利调回去。同一时间，这次交通事故的情况，也被写进了外交部的值班简报里。
可由于执笔的编辑，对阿果利酒后驾车等关键信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导致周恩来对此事一直不甚了解。
3月23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会见了阿方新任驻华大使。在谈到阿果利车祸一事时，他就事论事地说道：“交通事故，总是难免的。”
然而，在现场担任翻译的范承祚，此时的内心却极不平静。对于此事的前因后果，他可谓知根知底。而且范承祚深知，此事不仅事关人命，还涉及到中阿两国的关系。因此，作为当事人和目击者，自己有责任向周总理，汇报当时的真实情况。
在听到范承祚所说的真相后，周恩来愤怒了。他立即叫来姬鹏飞、乔冠华等当事人，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让他们进行深刻检查。
周总理大声责问道：“你们事后为什么不立即向我报告？为什么隔了两个礼拜，才来告诉我？”
就连周恩来一向非常欣赏和信任的韩叙，也没有躲过批评：“如果是我处在你礼宾司负责人的位置，就会专门找一辆车，送阿果利参赞回外交公寓。怎么能让人家醉酒后自己开车回去呢？”
接着，周总理还对诸位低头不语的外交部领导说道：“你们外交部人员，看到阿果利饮酒过量，不但不劝阻，反而还一直劝酒。他是在中国，是我们的客人。现在出了事，责任主要在我们。作为外交官，尤其是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喝酒一定要有节制，喝多了就容易误事……”
直到这时，周恩来的语气，才终于缓和下来。他又一次向现场众人重申：各种外交场合里，外交官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
周恩来
几天之后，周恩来接见了阿果利等人，来商谈这次交通事故如何处理。周总理多次向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表示，这件事的责任在中方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那位因车祸不幸死亡的工人，其善后事宜由中方进行处理。同时，请阿方外交部不要处分即将奉召回国的阿果利。
然而，阿尔巴尼亚方面，最终还是没有收回成命。
这年5月1日的时候，当周恩来得知，阿果利已经和夫人在当天离开北京前往了上海，便立即派乔冠华和范承祚飞到上海，陪同阿果利夫妇在上海和杭州进行一星期的游览。
当阿果利夫妇得知此事后，对周恩来总理非常感激。
1972年7月的一天，上海芭蕾舞团出访日本，在东京举行了一场演出。
很快，《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相关消息。在介绍参加演出仪式的相关人员时，报道罗列了几十个人名，都是日本友好人士。在最后，才写了这样一句：日本文化厅的官员也来了。
此时的中日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这次文化厅官员前去，实际上表现出了日本政府的一种态度：刚成立的田中角荣内阁，有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当周恩来看到这篇报道后，立即生气地说道：“为什么《人民日报》这样发？把潘非找来！”
潘非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主管国际方面。
周总理严肃地问他：“潘非，你懂不懂得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啊？这些‘左派’的同志、老朋友，你不写也没有关系。现在就是他文化厅来，这是政府的一种表态，田中角荣对我们的一种呼应，这个为什么这样写呢？”
周恩来和田中角荣
潘非赶紧解释：“总理，我们《人民日报》在日本没有记者，这是根据新华社发的消息写的……”
周恩来又将新华社社长叫了过来。他生气地说：“你新华社干什么吃的！懂不懂得要紧跟党中央的思想啊，怎么能这样发消息呢？”
说这话的时候，周恩来的语气和情绪都非常激动。他这是恨铁不成钢，感到对方跟不上自己的思路，担心影响大局啊。
后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日两国于同年建交。这背后，不知饱含了总理多少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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