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林彪在四十多年的交往中，两个人之间多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过争论。
有的争论如会理会议上的争论、辽沈战役中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的争论，大家已是耳熟能详。
至于毛泽东与林彪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前后的一场争论，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而且也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
其实，这场争论在两个人的关系史上，是有着很特别的意义的。这场争论在长征到达到陕北不久就发生了。
林彪与聂荣臻，一个军团长，一个政治委员，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在一起待得久了，聂荣臻对林彪的了解自然比一般人要多得多，也深刻得多。
大概在红军中，当时最了解林彪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聂荣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聂荣臻比毛泽东更了解林彪。
用聂荣臻在回忆录中的话说，林彪平时就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
照聂荣臻的观察，初到陕北的林彪，情绪比较低沉，少言寡语，并且不止一次地流露，要带部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聂荣臻分析，这可能是林彪看到陕北荒凉破败的景象而引起的悲观情绪。
毛泽东可没把陕北看得那么糟。相反，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他看到了一片灿烂辉煌的革命前景。
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
一幅以西北为大本营、逐渐向全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正在他睿智的脑海中形成。
党中央、毛泽东一到陕北，就立即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迅速安定根据地人心。毛泽东对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都好办了。”
二是抓紧做了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的部署。陕北红军已于1935年10月取得了劳山战斗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但敌人的“围剿”尚未完全被打破。
毛泽东、彭德怀等来到红十五军团指挥部，了解了反“围剿”的部署，并要求红十五军团先把张村驿打下来，还送了一部电台给红十五军团。
徐海东就用这部电台发出了生平第一份电报，向毛泽东报告了张村驿战斗胜利的消息。
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后，毛泽东亲自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 役。
当时，国民党军西北“剿总”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企图先构成东西和南北十几条封锁线，再釆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战法，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东地区。
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经过周密慎重的研究，决定先在直罗镇打一仗，挫败敌人的东进企图，然后逐步向南发展。
11月5日，毛泽东就把林彪和聂荣臻召到象鼻子湾的军委总部开会，在这次会上确定了打直罗镇战役的决心。
战前两天，毛泽东又在下寺湾召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开会，布置战役计划。
他援引《水浒传》中林冲在柴进家打洪教头的故事，形象地说：
“林冲对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
“我们也要利用有利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的主力。”
直罗镇是位于葫芦河南岸的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向东的大道，像一条白色的带子从镇中央穿过。
这里的地形好像一个口袋，对打伏击十分有利。毛泽东决定，战斗打响后，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对敌展开猛烈攻击。
11月19日晚，奉毛泽东之命前往直罗镇和敌人来路侦察的林彪，将自己对敌情的判断电告毛泽东和彭德怀：
在未占领与巩固北山寺北端高地以前，敌似不敢以主力直接侵入直罗镇。
谨慎是林彪指挥作战的一大特点，他也这样估计了敌人，以为敌入不敢轻易冒进直罗镇。
可敌东进部队先头的第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却是个骄狂自大的家伙，他自恃是张学良的亲信，连军长董英斌也不得不让他几分，根本就没把红军放在眼里。
他坚持要经直罗镇北进，还说：“我们早走晚住，怕什么？那样胆小，还打什么仗！我一个师都不怕，这四五个师有什么关系。”
红军派出引诱敌人的小部队，与敌人边战边退，牛元峰更是觉得红军抵挡不住，败阵而退，于20日上午一路猛追到直罗镇。
这样，毛泽东就牵着“牛鼻子“把敌人引进了我军的伏击阵地。
牛元峰进了直罗镇后，为旗开得胜而得意洋洋，又是向总部和军部发电“报捷”，又是用劫掠来的鸡鸭猪羊大摆筵席，庆祝“胜利”。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早就落入毛泽东的股掌之上。
就在敌人酒足饭饱、昏昏酣睡的时候，红军按照毛、彭的命令，在当夜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直罗镇团团包围起来。
毛泽东、周恩来冒着严寒，亲临前线指挥。指挥所就设在直罗镇北面一个不远的山坡上。
这天晚上，红一军团因为走错了路，比毛泽东到得还晚。林彪、聂荣臻带着部队至指挥所时，毛泽东正在焦急地等待，一见面便说：“唉呀，我等你们好久了，你们怎么现在才到。”
没有时间多说，红一军团赶紧进入预定阵地。
21日拂晓，随着毛泽东一声令下，直罗镇战役打响了。彭德怀、徐海东率十五军团，林彪、聂荣臻率一军团分别从南、北两面发起凌厉的攻势，很快攻占了敌人据守的两侧高地。
红军突破敌人在山上的阵地后，乘胜向山下扑去，把敌人压在山沟里。
红军冲入镇中，丧魂落魄的敌人被打得鬼哭狼嚎，血肉横飞.四处逃窜。牛元峰带着几百名残兵败将，逃到镇东的旧寨子中，固守待援。
战至中午时分，突然有一股敌人向一军团的指挥所所在的山头冲来，企图从这里向西突围。
这个山头原是要求二师部队占领的，可部队还没到，敌人先来了。
当时军团部的警卫连被派去保卫毛泽东，林彪、聂荣臻身边只有一个警卫排。
为了执行毛泽东打歼灭战的指示，不让敌人逃走，林、聂便带着警卫排阻击敌人。
左权参谋长把军团直属侦察连、工兵连也调了上来。可直属部队每人只有四发子弹，警卫排又没有长枪，战斗打得很艰苦，聂荣臻的警卫员也牺牲了。
直到警卫连上来，才由聂荣臻带着把敌人压下去。不久，二师四团到了，林彪下令发起冲锋，把敌人又打了回去。
直罗镇战役，红军歼灭敌人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五千余人。各路敌军纷纷后退，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受直罗镇战役胜利的鼓舞，林彪的情绪好了一些，话也多了一些。
还有一件事也让他高兴，那就是他的堂兄，也是把他领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林育英，从苏联来到了陕北。
林育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
这次是受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
行前，他用半个月的时间，将共产国际“七大”的主要文件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背得烂熟于心。
然后途经蒙古境内的浩瀚沙漠，历经千辛万苦，于1935年11月初到达陕北定边，然后到达党中央驻地瓦窑堡的。
张浩
这时林彪还在直罗镇前线。由于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林育英一到陕北，就受到党中央的热烈欢迎。后来他在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等问题上，也起了重要作用。
林育英到瓦窑堡后，毛泽东也于12月中旬由直罗镇来到瓦窑堡。两人是旧相识，相见十分高兴。
随后，林育英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详细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
林育英还见到了这时也回到瓦窑堡的堂弟林彪。一别多年，兄弟二人见面时，几乎认不出对方来了。
看到昔日那个弱不禁风的小弟弟，已经成长为英姿勃勃的红军将领，尤其是听说林彪与聂荣臻指挥一军团打了许多胜仗，林育英格外高兴，勉励他打更多的胜仗。
林彪、张浩、毛泽东合影
在瓦窑堡，林氏兄弟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人们常常指着他俩说：“左边是林彪的哥哥，右边是张浩（林育英的另一个名字）的弟弟。”这个时候林彪的心中充满自豪。
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听了林育英传达的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定后，深感有必要尽快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党和红军新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
当时：在中央和方面军领导人中，围绕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问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
陕北地方狭小，人口不多，土地贫脊，限制了红军的发展。红军不能局促一隅，应努力向外发展，在这一点上大家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有的主张北出绥远，有的主张西进宁夏，毛泽东则主张东征山西，接近华北抗日前线，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解决红军的兵源和给养问题。
1936年的毛泽东
在指导方针上也有巩固地向前发展和以发展求巩固的分歧。这些意见亟待统一。
开会之前，中央向红一方面军各军团首长征求对战略问题的意见。这时，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意见。
12月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去陕南打游击。信中说：
“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不移之决心，一周来虽数次向军委请求，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
“目前实为我脱离部队之唯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碍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助我的建议。”
话说得很坚决，没有多少转换的余地。12月12日、15日、18日，林彪又连电中央，坚持自己的意见。
林彪要到陕南打游击的理由，主要有这么几条：
一、对搞游击战争“素具志愿”。过去因为环境关系没有提出，现在的情况已经缓和，部队能离得开。
二、现在部队不大，干部有余。与其将干部堆集，不如散开分任工作。
三、陕南地区和游击战争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
身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感到林彪的这些想法不对头，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改变主意。
聂说：“我们只有这样一支部队，只保存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不能巩固呢？”
见林彪不吭声，聂荣臻接着说：“你不要看到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二万五千里才找到这几个破窑洞吗！”
“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你别以为陕南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战争，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
这番推心置腹的话，也没打动固执己见的林彪。
林彪的一系列一反常态的举动，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紧锁双眉，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这个林彪，究竟想要干什么？
尽管自己确实钟爱这个年轻的虎将，喜欢他在向上级提意见和建议时锋芒毕露的锐气，可在事关战略方针的重大问题上，是不能放纵和迁就他的。
对，要他到中央来，有问题当面谈清楚，对症才好下药。
毛泽东没有直接给林彪发电报，而是在12月19日与张闻天联名把电报发给了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由他转给林彪。
张闻天
电报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林彪过去的贡献：“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
“在过去以及最近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林彪同志对于中国革命，对于党是有着很大的劳绩的，是有着中国及国际的荣誉的。”
另一方面又严肃指出：“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请求调动工作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出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红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
“但他心中存在着问题，他来中央一个时期，使他的意见能够同中央各同志交换，他的职务以左权同志暂时代理。”
言犹未尽，毛、张于21日再次致电彭德怀转林彪，批评了林彪到陕南打游击的要求。
毛泽东认为，在日军进侵占华北的形势下，不能把到陕南打游击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
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重要的地位（如提出把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
这封电报的口气比起前一封来严厉得多：“林在某些问题的观点是同我们的观点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
接到中央来电后，林彪于21日和23日复电，一方面强硬地表示，“中央现尚未正式批准我改换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
另一方面又对中央的批评进行狡辩，“我从没有说陕南比陕北的工作还更重要，游击战争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错误见解。”
他甚至说，“只要是分配我作游击战争，不管陕南、陕北、山西、甘肃，或其他省去均可，兵力多少亦无大关系。”
到26日再电中央时，林彪仍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鉴于林彪的顽固态度，毛泽东于29日23时电令林彪：“接电立动身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暂代。”
在中央一再严令督促下，林彪拖不下去了，才在1936年1月1日电告中央：“中央二十九日电我今晨才收到，决明日动身去中央。”
林彪到中央后，毛泽东向他反复说明了东进山西的好处，又通过林育英做了林彪的工作，林彪最终放弃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开始把心思放在东征计划的实行上。
根据毛泽东的安排，林彪于1月中下旬带着军团司令部侦察参谋曾思玉和骑兵侦察连的一个手枪班，赶赴黄河沿岸清涧到延长一带侦察敌情和地形，为大军渡河东征做准备。
曾思玉
阵前侦察对林彪可算是驾轻就熟，拿手好戏。
他们从瓦窑堡出发，冒着鹅毛大雪，用两天的时间赶到黄河渡口河口附近，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在黄河沿岸转悠了十三天。
回到延长后，林彪向军委写出了“万万火急”的侦察报告，详述了黄河各段的冰情、两岸地形和敌人布防情况，以及他对渡河地点的建议。
同日，毛泽东、周恩来也率方面军总部到达延长。林彪的侦察结果事关东征决策，毛泽东正焦急地等待着林彪的报告。
31日，军委在延长县城召开会议，部署东征战役。当晚，林、聂电令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带人到黄河沿岸继续侦察。
11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红一、红十五军团首长，要求林彪、徐海东带着各自的先头师师长和先头团团长，亲自到河口一带看地形。
2月初，毛泽东、彭德怀又亲自来到黄河前线进行侦察。途中休息的时候，毛泽东还非常风趣地对大家说：
“同志们，我们这，次行动，你们觉得奇怪吗？我们要在根据地内游览一番，看看陕北好地方，尝尝小米汤。”
万事俱备，只等毛泽东一声令下。2月1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发布了东征作战命令。
为了统一渡河时间，毛泽东又在第二天向部队发了一个电报，称：
“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二十号二十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聂荣臻的那只旧表于是成了东征渡河的标准表。
20日20时，红一军团准时从沟口发起渡河战斗。红二师红五团是一军团渡河的先遣队，选拔了二十四名勇士组成了东渡突击队。
林彪在岸边的一座小土屋里指挥渡河，他把突击队长曾国华叫来面授机宜。
他指点对岸敌人的三个碉堡，告诉曾国华要抢占中间那个，那是敌人两支守河部队的结合部，防守兵力较弱，然后占领另外两个，再向南北发展，为主力渡河打开通道。
先遣队来到河边准备乘船时，林彪已等在这里。
他看了看每个人携带的武器，摸摸装束紧不紧，会不会发出响声，又检查了渡河船只，然后和登船的战士一一握手，说：
“同志们，坚决完成任务，祝你们胜利！”接着发出开船的命令，在朦胧夜色中目送疾速远去的渡船。
曾国华
经过一场肉搏战，五团顺利占领了对岸渡口。随后林彪、聂荣臻也率大部队渡过黄河。
与此同时，红十五军团从河口强渡黄河成功。23日方面军主力全部渡过黄河。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精心构筑的黄河防线被红军一举突破，十分恼火，立即组织兵力反扑。
红一军团东进接敌，在关上村截住了晋军独立第二旅。25日，毛、彭向一军团下达了歼灭关上村之敌的命令。
26日，林彪带第二师由南向北包抄，聂荣臻带第四师、第一师由北向南包抄，于黄昏向关上村发起攻击，全歼了独二旅的第四团，首战告捷。
独二旅在晋军中号称“满天飞”，过去哪里吃紧，阎锡山就派它到哪里去救急，这一次，“满天飞”被打成了“满地滚”。
晋绥军
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的阎锡山，急于夺回被红军控制的黄河渡口，企图把红军封闭在山西境内加以歼灭。
到29日，全部黄河西岸渡口都落入敌人的手中。这个称霸山西的“阎老西”被迫做了最不情愿做的事，那就是请求蒋介石派出中央军增援山西，共同“剿灭”红军。
3月中旬，应阎锡山请求蒋介石派来增援的中央军已进入山西境内，红军有四面受敌的危险。
为了调动敌人，扩大胜利，毛泽东毅然决定，红一方面军兵分三路，扩展至整个山西。
林彪指挥红一军团，于19日由霍县地区南进，先后占领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曲沃等县的广大村镇，切断了同蒲路的交通，扩充红军五千多人。
而在这时，毛、彭与林彪之间，就红一军团是应该留在晋西南打大仗，还是出晋东南打游击的问题，再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3月下旬到4月上旬，电文交驰，各陈己见，
3月25日，毛、彭曾就右路军的行动方针致电林、聂，提出红一军团应在晋西南地区活动，确保黄河渡口，依托陕北苏区，伺机向东、向南发展。
隔了两天，林彪于27日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提出要由晋西南转向晋东南打游击，理由有二：
一是晋东南多为平原，回旋区域甚大，活动可较自由，晋东南人口甚密，红军壮大亦甚易，一个山炮连即可发展一个团。
二是晋西南多为山区，活动范围与扩红条件远不及晋东南。
30日20时，林彪再电毛、彭，列举了到晋西南的种种不利，并说右路军到晋西南后不仅不能夺取和巩固黄河堡垒，反而会引起敌人对黄河沿线更加严密的封锁。
他坚持东进晋东南的意见，再次强调晋东南地区是“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建立游击队，削弱阎敌最好之地区”，甚至提出夺取黄河堡垒的任务交给一个山炮连执行即可。
次日上午，林彪再次发电陈述了这一意见。
在31日17时半给毛、彭的电报中，林彪走得更远了。关于行动方针，他坚持要右路军在同蒲路以东广大区域作不规则、无定向的游击行动。
更严重的是，他居然以建议的口气提出：
“彭、毛两同志及方面军机关移至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诸同志在一处工作为好。随部作游击战争，今日在此，明日至彼，必有碍指挥。”
显而易见，他这是因毛、彭不肯采纳他的意见，嫌毛、彭首长碍手碍脚，想把毛、彭撵回陕北，摆脱了毛、彭掣肘和约束，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在右路军行动方针问题上，从善如流的毛泽东是乐意倾听不同意见的，可林彪提出的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对于红一军团行动方针进行商讨的范围。
本来，毛泽东在看到林彪多次来电后，也考虑到从右路军所处位置看，直接东进至晋东南，比先转入晋西南然后再东进更为便利。
因此毛泽东已于31日4时复电林彪，同意改变总部过去的部署。
可收到林彪同日17时半的电报后，毛泽东对林彪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非常生气。
4月2日12时，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了一封将近二千字的长电给林彪、聂荣臻，严厉批评了林彪的主张。这么长的电报，在毛泽东全部战争指挥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电报的要点是：
一、关于对形势的观察，毛、彭认为，林彪“存在着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足与对于战略任务了解不足的观点。“
毛、彭指出，林彪提议军委与方面军领导机关回陕北去，是过高估计山西、华北及全国反革命力量，过低估计山西、华北及全国的革命形势，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毛、彭认为，山西与华北在将来的对日作战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的任务是使第一方面军在数个月内扩大至五万红军以上。
二、关于战略方针与行动方针，毛、彭指出，林彪对目前战略方针的了解是不足的。
电报重申，目前阶段战略方针是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在山西作战于赤化。不但包括晋东南，还包括晋西北，晋西与晋东北。
不管晋东南以外之三区怎样人民经济条件较差，亦不能看轻其重要性。
毛、彭解释说，之所以同意林彪出晋东南的提议，仅仅是从下面两点出发的：
1. 右路军现在处于机动位置，直接向晋东南比较转到晋西南再向晋东南为便利。2.右路军还能在现地扩红数千。
毛泽东认为，从实现直接对日作战着眼，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既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更不能说同他决战。
三、关于作战原则，针对林彪在来电中提出的要在同蒲路以东打无定向游击的意见，毛、彭指出，“在战略方针不规则无定向是不许可的，应有明确的方向与地区。”
被毛泽东严厉批评后，林彪才准备将部队移至晋西南打仗，算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林彪虽然遵照毛、彭命令率右路军向晋西集中，却仍不情愿放弃自己出晋东南的计划。
他在7日20时给毛、彭的电报中又提出，右路军不宜久滞晋西南，仍应东进在同蒲路以东活动。
仅仅隔了六个小时，他就收到毛、彭的复电。答复非常明确：“你们不是迅速离开晋西南的问题，而是尽可能长久在晋西南工作，直至敌情不许可时才离开。”
毛、彭长电的严厉批评，使林彪如坐针毡。但他并没有诚恳接受，而是在8日19时的复电中，逐条加以辩解。
对于毛、彭所提的形势分析问题，他说，“我们对于党目前整个政治形势的分析，是没有丝毫怀疑。对于军委所规定之战略方针，我们也完全同意的。”
对于建议方面军总部回陕北，他轻描淡写地说，当时只是简单地想着，方面军总部仅率一个团的兵力在尚未形成苏区的地区活动，难免过于流动而有碍指挥。
平时不太说话的林彪，这时可以说是巧舌如簧，方法也简单，一概不予承认，使毛、彭的严词切责成为无的之矢。
为什么林彪坚持要率一军团东进晋东南呢？聂荣臻的一段话也许能够说明问题。聂在回忆录中说：
汾河流域是有名的富庶地区。在这一带，我们红军才真正见到北方封建大地主是个什么样子。
在陕北，一说起地主来，往往说他家有多少孔石窑，多少饷地，多少群羊。
在山西汾河流域，我们看到地主除土地、羊群以外，往往宅第连云，几乎占了半拉村子，有的地主家有多少套大车，养着几十匹一色骡马，连一匹杂色的也没有，十分阔绰。
商业资本也很发达，可是封建性很大，开钱庄当铺的不少，高利贷剥削穷人十分猖獗。
我们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汉奸财产，筹了不少款子。
与陕北和晋西北、晋西南的贫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晋东南太富了，富得流油。
或许正是晋东南的富庶吸引了早就嫌弃贫穷陕北的林彪，他才不顾方面军首长的三令五申，一而再、再而三地软磨硬泡，坚持要到晋东南去。
4月下旬，毛泽东、彭德怀在分析了山西、陕西、甘肃的敌情后，认为“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
据此，他们作出西渡黄河的决定。迫于敌人的大举进攻，林彪感到出晋东南已完全没有可能，不得不同意军委西渡黄河的决定。
5月2日，方面军首长下达了渡河命令，规定全军利用夜暗，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
当晚红一方面军开始西渡，至5月5日全部渡完，进至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
根据地人民送船支援红军渡河
毛泽东在清水关亲自指挥部队过河，在主力渡过黄河后，他才随最后一批部队
在于家嘴渡口过河。周恩来专程从瓦窑堡赶来迎接东征归来的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
陈诚派出的尾追红军的中央军，马不停蹄地赶到黄河岸边时，毛泽东刚刚渡过黄河不久。
敌人只看到滔滔黄河奔流不息，哪里还有红军的踪影，只得漫无目标地向河西放了几发炮弹。
西安的红军战士听到炮声，笑着说“听，敌人放礼炮给我们送行来了。”
在5月14日于延长县大相寺召开的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用非常简捷的四句话，对东征作了的总结，那就是：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红一军团作了点名批评，说一军团有本位主义和自由主义，这都是有所指的。
原来，在东征分兵作战时，红十五军团在晋西北打仗，伤亡较大，扩红和筹款都不多。毛泽东发电报要求红一军团拨点兵给红十五军团。
林彪把电报气呼呼地一摔，说：“我们有几个兵？”
聂荣臻到下面了解了一下，下面的同志也反映有困难。于是就给毛泽东回电，请求免拨。
其实本位主义是林彪的老毛病了。他特别看重自己手里的部队，一个兵、一杆枪，抠得都很紧，在补充兄弟部队的问题上历来表现得十分吝啬。
在井冈山时，第三十一团攻打高陇时部队伤亡较大，亟须补充武器弹药，任第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立即表示反对。
毛泽东和朱德在红四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要求调拨，林彪就是不同意，后以行政命令让他补充，他仍置之不理。
林彪反而说：“现在要比赛，各缴的武器各带，捉俘虏也是一样，哪个捉的多哪个就多补一点。”
在闽西期间，毛泽东提议由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各抽一些兵，组建第四纵队，已是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也不同意，致使毛泽东的提议没能马上实现。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时，他不是把一军团的兵员、枪支、战利品据实上报，而是尽可能地“打埋伏”，反而一个劲地向军委要求补充。
因此，林彪屡屡为此受到批评，仍依然故我，我行我素。
听到毛泽东的批评，聂荣臻感到自己作为政治委员负有责任，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可林彪却阴沉着面孔，一言不发。
毛泽东所说的自由主义，显然是指林彪率一军团进至汾河流域后，不听军委号令，不顾客观条件，只凭主观意愿，坚持要出晋东南的想法和做法。
毛泽东在作会议总结时再次强调：大敌当前，本位主义与自由主义必须打倒！只有打倒了它，我们的党和红军才有共同语言和统一的意志，步调一致，战胜敌人，继续前进！
半个月以后，军委发布新的任命，林彪调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校长，第一军团长职务由左权代理。
这一任命显然出自毛泽东的提议。真是阴差阳错，林彪朝思暮想要去打游击，结果游击没打成，反而要去办学校。
也许是毛泽东真的觉得有必要调教调教这匹不服管束的烈马了。
长征后发生在毛泽东、林彪之间的这场争论，在第一阶段争的是该不该让林彪去陕南打游击的问题，在第二阶段争的是林彪该不该去晋东南打游击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这是两个互不关联的事情，其实去陕南也好，去晋东南也好，林彪都是想要带着队伍去打游击，这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对游击战争“素具志愿”。
但是，毛泽东深知，林彪所说的游击战争，就是拉上一支队伍走州过府，东游西荡，走到哪里能捞一把就捞一把。
这实际上是一种缺乏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缺乏根据地意识的机会主义，因此是绝不能同意的。
就毛泽东一方来说，理论的正确毋庸置疑，批评的方式也是开诚布公的、坦率的、同志式的。
可以说，毛泽东是批评归批评，始终也没影响到他对林彪的喜爱和重用。从一军团军团长调到抗日红军大学，其实说起来也是重用。
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它是由会师后的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组成的。
东征归来之后，在大相寺会议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习。
他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
这是保证红军大学生源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各军团闻风而动，会后几天内6月1日，抗日红军大学的开学典礼在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举行。
这天，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张闻天、周恩来等，一起来到米粮山的一座旧庙前，出席红大的开学典礼。
林彪请毛泽东讲话。看着面前排列整齐、情绪饱满的红大学员队伍，毛泽东高兴地说：
“办红大是为了提高干部的水平，是为了储备干部，准备迎接新任务；目前全国形势大好，就要大联合了，红大培养好干部到抗日最前线，就像铁扫帚一样，把反动派一扫而光。”
毛泽东对红大和林彪寄予厚望，在讲话中还意味深长地提到了“黄埔精神”：
“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进行了北伐战争，但到现在它的任务还未完成。”
“我们的红大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力量，即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毛泽东是想要把红大办成新的黄埔，共产党的黄埔。他特意选了黄埔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林虎彪来当红大的校长，也饱含了这层寓意。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学员们兴奋起来，性急的就大声问毛泽东："我们要学习多久，什么时候才能毕业去打日本鬼子？”
毛泽东的回答还是那样风趣：“天下大乱，掐指一算，你们就下凡了。”
正在甘肃、宁夏之交作战的红一军团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军团长。
6月1日，西征的红一军团消灭了号称“野骡子”的马鸿逵部骑兵旅冶成章部三百余人，取得曲子镇战斗胜利，专门给林彪发了捷报。
林彪回电一边表示祝贺，一面也请部队为红大收集书籍和电报、铁线、灯盏、文具等物。
还有一件很有趣的小事。曲子战斗后，红一军团第四师进占阜城。
敌人反攻阜城时，抓住了两个红军战士。敌团长亲自审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我们是红军第四师的。今天早上才从曲子调来的。”
马鸿逵
的团长指着左前方正在发出指挥号的地方。又问：“那边是谁在指挥。”
“林彪司令员。”敌团长一听是林彪，心中便不由得发慌，以为林彪又在为他布下口袋阵。
不待他问完，红军的反攻的部队已经冲了上来，他只得赶紧逃走。
这是这位敌团长若干年后亲笔写下的回忆。事实上，林彪这时已经不在红一军团，但战士们仍愿意把他称为自己的司令员，而敌人呢，也确实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疼，就害怕。
综上所述，红军时期的林彪，战役战术水平确实属一流，但在战略方面还是差了些，而且性格还是有些缺陷。
可以说，林彪最终成为统率百万大军的帅才，离不开毛泽东对他的调教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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