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2年7月，58岁的张居正病重将亡。得知消息后，朱翊钧大吃一惊，随即赶赴张居正的住所，探望行将就木的“恩师”。在说到张居正的身后事时，朱翊钧紧握着张居正的手，连连叹道：
“先生倾心辅佐朕十余年，有大功于社稷，朕无以回报，必然悉心照顾你的家小。”
张居正死后，朱翊钧为他举办了极为隆重的葬礼，并辍朝一日，追赠“上柱国”。即使让一个外人来看，都会认为他们二人师徒情深。
然而两年后，朱翊钧却突然下旨抄了张居正的家。
当刑部官员慢悠悠地抵达张府时，张家已经饿死了17口，张居正的长子不堪受辱，自杀身亡，他的妻子自戳双眼，含恨而死。
而张居正的母亲，也遭到了惨无人道的羞辱。
可抄家的结果，却让朱翊钧大失所望。张居正的府邸仅有黄金两千两，白银一万余两，比起明朝的小官巨贪，显得微不足道。
只是，朱翊钧并未放过入土多年的张居正。他罢黜了张居正生前、死后的一切官职、荣耀，否定他的功绩，甚至还要开棺戮尸。
那么，张居正是谁？朱翊钧与张居正的关系如何，他又为何要如此对待张居正呢？
心机深沉的张居正
张居正，湖广江陵人。
1548年，23岁的张居正一举中第，从此进入官场，成为翰林院的庶吉士。
然而，张居正秉性耿直，又对官场“潜规则”视若无睹。因此，在之后的十余年间，张居正得罪了不少人，始终在原地踏步。
直到嘉靖末年，张居正才获得了进入内阁的机会。
当时，大明文臣争斗异常激烈，在内阁首辅的位置，尤为明显。严嵩扳倒夏言，徐阶暗斗严氏父子，好不热闹。
和徐阶一样，张居正也时常和严嵩作对。然而他的出发点却与徐阶不同，他并不像徐阶那样与严嵩有着深仇大恨。
他反对严嵩，单纯是权力问题，他认为严嵩父子把控了朝堂的所有人事安排，会毁掉大明王朝。正如张廷玉所说：
“严嵩没有任何才能，只会一心媚上，恃宠擅权，窃国盗利。”
但只要严嵩肯重用自己，张居正有时也是不遗余力的。张居正高中进士时，曾不止一次地赞扬严嵩，说道：
“严嵩高居首辅之位，还能谨言慎行，这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由于“反严”的出发点不同，最终导致张居正、徐阶的分道扬镳。
1565年下半年，严世蕃被判斩首，严嵩罢官免职，沦落到街头乞讨。徐阶苦心经营十年的情报网，大放异彩。
然而，张居正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因此他的好友高拱又走到了徐阶的对立面。摆在张居正面前的，有两个选择：第一是跟随高拱，扳倒徐阶；第二就是死心塌地辅佐徐阶，放弃成为内阁首辅的梦想。但最终，张居正选择了放弃徐阶。
对于徐阶，张居正可谓是又爱又恨。徐阶的才华、气度令张居正心向往之，可徐阶的固执，又让他非常反感。在他看来，徐阶是个有本事的人，但却没有能掌控大明这条巨轮走向的能力。
而对于高拱，张居正则虚情假意的多。高拱是个自负的人，又喜好独断专行，在他手下做事，张居正显然并不能畅所欲言，甚至还会沾惹无妄之灾。
张居正之所以选择高拱，是因为高拱的性情不好，不够圆滑，容易得罪人。相比于徐阶，高拱反而更容易成为他上位首辅的垫脚石。
隆庆帝病逝时，高拱就曾趴在他的床榻号啕痛哭，当众说道：“十岁的小儿，怎么能治理得了天下啊。”
可见，高拱的“真性情”有多得罪人了。
张居正的“固执”
1572年，在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的联手操作下，高拱黯然下台。自此，张居正登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之位。
当时，朱翊钧年仅十岁，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少年。与高拱不同的是，张居正却对此极为满意，他曾自豪地说道：
“我虽无宰相之名，却有摄政之实啊。”
事实上，张居正的话虽有吹嘘的成分，却一点不假。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对他信赖有加，大事小情，都必须经过张居正的同意，方可施行。
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是他的政治盟友，大明朝沿袭上百年的官宦制衡，偃旗息鼓，张居正的任何政令，都可自由出入皇宫，不受宦官阻拦。
抗倭名将戚继光是他的亲信，正是在张居正的支持下，戚继光方能一举荡平倭寇，平定东南沿海。
而军中的明日之星李成梁又将张居正引为知己，心甘情愿为他赴汤蹈火。
在张居正看来，严嵩、徐阶、高拱的朝堂斗争，都是为了个人私利，无益于国家发展。因此，在搞定内外诸事后，张居正大胆引入了他的政治措施，改革。
首先，张居正在内政上实行考成法，大力整顿吏治，裁撤冗官，严惩贪污、腐败，极大地提高了官员的行政效率。
而后，他又改革经济，丈量全国土地，推广“一条鞭”法，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又大幅度的增加了国库收入。
可以说，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后的大明，是明孝宗之后，国家实力最强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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