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香港被割让，赔款2100万银两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赠送沙俄
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被日强占
当时那个时代就是这样，长期闭关的大门突然被打开，中国在那些装备着高端武器的列强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侵略的炮火一次又一次的摧毁着中华大地，无数中华儿女在战火中饱受折磨。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发声。
鲁迅，就是其一，看完这篇文章，我们或许能够更加明白，鲁迅的伟大！
鲁迅出生于一个文化家庭，他的祖父是进士出身，父亲中过秀才，他的成绩也很好，经常名列前茅！但鲁迅多对此不屑，他认为当时学校教的不深不浅，毕业后毫无作为，更何谈心中理想——救国？
1904年，鲁迅毅然前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望回国后能以先进的医术救治国人。
但在某次课堂上，鲁迅的想法变了。
在一节细菌学课上，讲台上放映了一张关于日俄战争的画片，画面中一个中国人正跪倒在地准备接受斩首，据说是因为他在战斗中替俄国做了密探，他的旁边站着一个日本人，高举大刀，准备将面前这个中国人置于死地，最可笑的是，旁边站了一大群中国人在围观自己的同胞被斩首，却还在那儿兴高采烈的欢呼。
鲁迅心中格外不畅，因为画片上的中国人，个个体格健壮，在医学上，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病”来，但他们思想却如此软弱，不仅不敢反抗，还在欢呼，站在那里做着亡国奴的行为。
此时他心中学医救国的计划一下子被瓦解了，鲁迅那一刻明白了，中国人病的，或许不是身体，而是另外一个更难以医治的东西。后来，鲁迅在《呐喊 自序》中写到：“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害，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1909年，怀揣着“文艺救国”的梦想，鲁迅回到了中国。不久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宣布完结，这道闪电让鲁迅看到了希望，它极有可能会从此照亮中华大地。
但是，闪电的光亮转瞬即逝，随着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混战等一幕幕悲剧的上映，鲁迅心中百感交集，他既气愤、又悲痛，但是，也很无奈。
同时，对于国人的麻木精神，他也十分失望，甚至已经没有什么热情再去从事什么文化活动了，幸好，老同学钱玄同对他的一次访问，让他改变了主意；
钱玄同
这天，钱玄同前来拜访鲁迅，要他为新文化运动做点事情，鲁迅也明白，对于中国人的思想，钱玄同也正经历着与自己一样的失望，鲁迅说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声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听后，回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听后，觉得也有道理，万一这座黑屋子真的被拆了呢？只要有行动，总比坐以待毙要好。
他加入了批判者的行列，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发表了著名的狂人日记，以狂人之口来痛斥封建主义的不平，“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书中那个狂人所说的，却是鲁迅对封建社会的真情实感。
随后鲁迅便一发不可收拾的创作着批判旧传统的小说与杂文，痛批中国落后的制度与礼教。例如传统的父权主义与夫权主义，封建主义之中有着明确的“妻为夫纲”规定，夫与妻的关系完全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丈夫如果死了，妻子自杀为其殉葬就是有道德，如果妻子在家中遇到了来自丈夫的殴打，忍气吞声选择承受就是坚守妇道。家庭之中地位最高的是父亲，人们甚至认为子女的成就超过父亲就是对父亲的不敬。对于这些规矩，鲁迅痛批这纯属是畸形道德、卑劣的心理。
他将过去那些不敢正视现实的诗文称为“瞒和骗的文艺”，他希望能够向人们揭示出社会的痛苦，这样才能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从而萌生出治疗自己的想法。
同时，为了对抗守旧派，鲁迅还提出青年人必须多看外国书提升眼界的观点，并且指出：“少看中国古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不了什么大事。”
鲁迅这一意见一发表，立即引起了文化界的轩然大波，国内许多守旧派的文人、学者都对鲁迅展开了言语攻击，他们写信给鲁迅，指责他的这种想法是大逆不道、有悖祖宗。
报纸上也刊登了大量批评鲁迅的文章，有人说鲁迅就是看达尔文、罗素的书看多了，于是便把梁启超、胡适之的书给抛之脑后了。还有人说鲁迅一个劲的不让别人读中国书，自己读的中国书却不少，这是什么意思？甚至有人公然称鲁迅是汉奸、卖国贼！
鲁迅对于这些言论嗤之以鼻，他仍旧坚持原先的观点，鼓励青年人少读中国的古书，摆脱中国古代文化对自身的束缚。
但是，鲁迅也不是一味的否定和抹杀中国古典文化，他反对读经，提倡读史。认为经书中的内容只会教人怎么去奉承和敷衍，亦或是让人拿着这些经文出去跟别人装文化人，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青年人应当读史，历史才能让人真真正正的看清社会和时代，以及自身的处境。并且，鲁迅尤其提倡去读野史，他认为正史的修饰成分太高，其中很多记载都存在倾向于统治者的问题，而野史通常客观、真实，有助于青年人真正看懂历史。
鲁迅剖析中国的历史，认为中国人其实从未当过真正的“人”。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无非是在“想做奴隶却做不成”和“暂时当上了奴隶”两个时代来回轮换。等级制度将中国人分出了高低贵贱，高一级的人不断啃食着低一级的人，中国土地只是高层人士的厨房。而那些封建主义者，就是想要把这吃人的宴席延续下去。青年人所要做的，是砸毁这座厨房，建立起第三种时代。
犀利的笔锋，让不少沉睡的国人惊醒！
1920年后，鲁迅先后任职了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我们所熟知的北大校徽就是鲁迅当年设计的。这期间，鲁迅出版了短片小说集《呐喊》。随后，鲁迅一直将精力放在了民族救亡事业当中。
1935年后，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而政府当局却一直采取妥协政策，蒋介石更是声称：“日本具有诚意，我们会制裁国内的反日行为，以示信宜。”随后，蒋介石又声称中日之间的关系有“提携之必要”，决定派员赴日，与日本方签订了协议，要将关内的大片土地白白赠予给日本，这段时期，抗日救亡的呼喊声响彻了全国。
鲁迅先生当然是毫不犹豫选择投入到救亡运动当中，他与几个青年作家一起，成立了“奴隶社”，帮助他们出版著作，宣传斗争思想。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便是在此时得以出版的。
由于长时间的紧张工作，外加国民党统治者对他的迫害，鲁迅的身体每况愈下，由于严重的胃疾，朋友们都劝他出国疗养，但鲁迅毅然拒绝。他认为，如果此时离开中国、离开前线，那么国内发生了什么重要消息便不能及时得知，自己便失去了战斗作用，与死人无异。
1936年5月底，鲁迅的病情已经恶化的十分严重，经过鲁迅朋友们的私下商定，他们请来了当时上海唯一的欧美医学专家来为鲁迅看病，这位医生诊断以后，表示非常惊讶，如果是欧美人得了这样严重的病症，根本就活不了这么长时间，五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而这位中国先生居然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真是个奇迹！
这个诊断结果令鲁迅的亲朋好友们潸然泪下，但鲁迅知道这个结果后却是泰然自若，仍旧保持着原先的工作状态。
尽管知道鲁迅的病情已是如此严重，但外界的批评声还是没有放过他，仍旧不断的干扰着他的工作与安宁。对于外界的抨击，已经虚弱到无力执笔的鲁迅只能请他人代笔，回复外界的责骂声。
8月，他的病情有所好转，但是鲁迅知道，这种好转是暂时的，此时他没有想到休息，而是想到“要赶快做”。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鲁迅仍旧马不停蹄的工作着，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死》、《半夏小集》、《立此存照》等战斗文章。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这位民族魂永远闭上了眼睛。
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全国震悼。鲁迅的丧事变成了一个民众动员大会，国民党生怕鲁迅的葬礼会变成一次反对国民政府的大起义，于是特地派出了军警，跟着葬礼队伍，全副武装准备随时应对暴动。
然而，送葬的队伍却毫不畏惧，他们高唱着挽歌，为这位民族魂送行。一路上，有无数学生、工人、店员自发的跟在了队伍后面，不断的扩大着葬礼队伍。到最后足足排了二里长的队伍！大家高喊着抗日救亡的口号，送葬的队列变成了一支起义的队伍，向封建主义发出震撼人心的呐喊，就像躺在人群中间的那位先生生前所做的那样。
茅盾在《写于悲痛之中》写到：“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几个鲁迅，鲁迅是太宝贵了！”鲁迅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鲁迅”这个名字除了响彻中华大地之外，其影响力波及到了世界上各个国家，现在就连日本的中学课本，上面也有鲁迅的文章。在世界十大文豪之中，鲁迅位列第十，可见其影响力是何等之大。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是将鲁迅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在时代变革的关键时期，他扛起大旗、冲锋在前，将沉睡的中国人给唤醒。同时，他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面旗帜，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作家都以鲁迅为自己的崇拜对象，比如莫言就曾说过：“如果我能写出《阿Q正传》，那我其他的作品干脆不要了。”我们应当庆幸于我们国家曾经出过这样一位文学巨匠、时代先锋。那个以往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周树人”，是一名高风亮节的“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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