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上海，一个年幼的小姑娘每天都会趁着天还没亮跑到霞飞路上来卖报纸。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也在霞飞路周围上班，他很关注时事，于是就成了卖报小姑娘生意上的常客。小姑娘对青年日渐熟悉与信任，一次聊天时给他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小姑娘没有名字，她的妈妈是一个纺织厂的女工，薪资低的可怜，家中的生活一直捉襟见肘。后来淞沪抗战爆发了，她的家人分散到了各处，而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只能靠着上街来卖报纸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计。
青年对小姑娘非常同情，从小姑娘的身上，他仿佛能够隐隐约约看到曾经的自己，青年是做音乐工作的，他专门为小女孩编写了一首歌，还请了自己的朋友安娥为这首歌作了词，完成后的歌是这样唱的：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不等天明去等派报
一面走，一面叫
今天的新闻真正好
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小女孩非常喜欢这首歌，以后每天早晨上街卖报时她都会边唱边卖，女孩清铃般的歌声吸引了许多路人的目光，她的生意变得更加好做了。此时的小女孩还没有意识到这首歌背后的创作团队是个什么概念，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安娥，她的丈夫名字叫做田汉。
而这首歌的作曲人，就是那个经常来照顾她生意的青年人，名字叫做聂守信，而他还有另一个名字——聂耳。
“不等天明去派报”——奋斗的童年
聂耳生于1912年，在聂耳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罹患了肺结核，为了进行治疗，家中花光了所有积蓄，所有能换钱的东西都已经拿去换钱了，可是这巨量的花费最终还是没能挽留住父亲的命，后来是聂家向外借钱，才让父亲得以殡葬。
聂耳六岁的时候，靠着亲戚朋友们的接济进入了昆明师范学校的初小班读书，在捉襟见肘的生活当中，聂耳一直非常认真地学习，后来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从初小班毕业。得到如此优异的成绩，他理应在这所学校继续就读高小班，然而这座学校却有一则非常奇怪的规定：学生想要继续升学必须要去参加一段时间的童子军，而参加童子军所需的制服、军刀等装备必须学生自费购买。
这些物品的价格远不是聂耳的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聂耳也曾与校长申诉，指出这种让小孩子想升学先参军的规定很不合理，但是校长根本就没有管这个出身贫穷的孩子。无奈之下，聂耳只能离开了这座学校，去往了一所专门为他减免了学费的院校继续读书，后来又靠着刻苦地学习，他成功考入了免除食宿费用的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早年的聂耳就在学校展现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除了对各种乐器的兴趣之外，聂耳每次去剧场看戏的时候只要把剧中的音乐听一遍，回到家后就能边唱边把曲谱写出来。而在对音乐的敏锐感知以外，人生阅历逐渐增长的聂耳也对社会的阴暗现状有了充分的察觉。
他常常思考如何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个社会，正在师范大学读书的聂耳一天听到了一则消息：湖南郴州的一支军队正在招收学生兵，聂耳觉得前去参军或许是改变社会、建功立业的好路子，他没跟家人打招呼，便一个人踏上了去往湖南的路。
聂耳
一次，聂耳正在一个站台上等待着换乘的火车，只听周围的人群在七嘴八舌的议论着一件事情：刚刚有一个人被火车轧到了。
聂耳察觉到消息之后顺着人群找到了事发地点，只见一个年纪不大的小姑娘正躺在地上痛苦哀嚎，她的膝盖以下已经血肉模糊，两只脚已经被那冰冷的机械车轮无情的绞掉。女孩痛苦地向围观的人们哀求道：“谁有枪，快杀了我吧！疼死我了！”
人群当中有人了解这个小女孩的身世：她的父母都是远方一个县的贫苦农民，这个女孩虽然年小但也要赚钱补贴家用，为了维持家中的生计，她每天都会扒在火车两节车厢的中间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采集煤渣。之所以女孩选择这样的“无票乘车”，是因为当时采满满的一筐煤渣也只能换一块钱，而这钱还买不来一张火车票。
今天她扒在车厢中间时，被一个乘务员发现了，乘务员直接抓起她来扔下了铁轨，这时意外发生了，旁边那辆火车刚好在此时启动，女孩来不及躲闪，酿成了眼前的悲剧。
女孩后来被送往了医院，在这场惨剧之后她是否活了下来我们不得而知，但就算这个可怜的孩子有幸得以存活，也要终身丧失行走的权利了，这对于她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说，必将是雪上加霜。这件事在聂耳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当下的社会，底层人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聂耳来到军队之后，发现现实与自己之前的遐想完全不一样，这里的军队纪律松散、尽是老一级对新一级的霸凌，一个底层的士兵想要在这里改变社会、建功立业根本是无稽之谈。对军队纪律失望的聂耳再次回到了昆明复学，这一趟旅程对于聂耳来说看似是白走一遭，可途中的所见所闻却潜移默化的决定了聂耳一生的道路。
回到昆明后的聂耳和他的朋友们编排了一出话剧——《春闺怨》，这部话剧改编自元朝戏剧作家关汉卿的《拜月亭》，故事讲述了一名女性在黑暗的时代勇敢地与腐朽官吏做斗争的故事。聂耳和同学们之所以编排这样的一部剧，就是为了影射当时的社会现状，这部剧在排出来之后非常受欢迎，昆明的人们都觉得这部剧非常解气。但这部剧的成功也引来了当地政府的警惕，他们将参与编排的聂耳视为了眼中钉。
1930年7月1日，聂耳毕业了，这时的他打听到了小道消息：昆明政府已经打算要抓捕他了，无奈之下，聂耳选择了离开家乡去往上海，此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与家乡的这一别，将会是永别。
“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毕业歌》
“巨浪巨浪不断在增涨”——生活在上海
聂耳辗转到了上海的一家香烟店工作，刚开始还算顺利，然而好景不长，这家香烟店是一家分店，它的总部在昆明，由于昆明的总店因为逃税被查受到了巨额罚款，聂耳所在的分店不得不被迫倒闭。后来，聂耳在当地的明月歌剧社谋了一份编曲的工作，这个歌剧社的社长是中国近代儿童歌舞剧的奠基人——黎锦辉。在明月歌剧社，聂耳遇到了他一生当中重要的合作伙伴——田汉。当时的田汉已是小有名气的文化精英，同时他也与聂耳也有着灵魂深处忧国忧民的共鸣，二人很快便结成了好友。
聂耳这个人性格比较直爽，对于自己认为是不对的东西，他会毫不遮掩的进行批评。这种激烈的性格让他与歌剧社的社长黎锦辉起了冲突，聂耳认为，当今社会所创作的音乐应当激进向上，而黎锦辉所创作的乐曲并不适应这个时代的潮流，他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对黎锦辉进行了批评。黎锦辉知道这件事情后非常生气，二人因此决裂，聂耳不得不离开明月歌剧社。这件事上其实没有谁对谁错，聂耳与黎锦辉两位都是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音乐家，只是二人的创作理念不同，最后只好各走一边了。
后来的聂耳在朋友的帮助下进入了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的第一电影制片厂工作，主要工作是为电影中的音乐编曲以及充当临时演员，聂耳在这里的薪资每月只有28元，这个薪资仅能刚好维持聂耳的生活，也是在这段时期，聂耳在霞飞路上认识了那个卖报的小女孩，创作了著名的《卖报歌》，聂耳与小女孩的境遇其实是相似的，二人都出身贫穷，也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这个不公社会的抗争。
一天拍摄时，由于当时正处夏季气温炎热，聂耳又在场地上长时间工作，最终他因体力不支昏倒在地。送往医院后，竟被诊断为了脑溢血，医生要求聂耳停止工作休假一个月，聂耳虽也想要先缓一缓，可如果自己没有收入来源的话，就连房租都将付不起，仅仅在家休息了两个星期，聂耳就又回到了制片厂工作。在之后的一次外地拍摄时，聂耳又被分配了非常繁重了任务，各种音响、配音的工作让他忙得喘不过气来，结果由于劳累和细菌感染引发了白喉，当时聂耳的嗓子剧痛难忍，被迫返回了上海休假治疗。联华公司的老板本身就很害怕激进的聂耳会搞出什么事来，便趁此机会以患病为由将聂耳解聘了。
只身一人来到上海的聂耳一直被贫穷与失业所困扰着，在聂耳落魄时一直陪伴他的只有一把省吃俭用换来小提琴，从聂耳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得知，聂耳对于音乐有着超乎常人的投入，经常一拉起琴就忘记时间。贫穷带走了聂耳的很多东西，但唯独没有带走他的音乐理想。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投入，他才得以在之后为我国创造了无数不朽的音乐作品。
1934年春，失业的聂耳在百代唱片公司找到了一份新的编曲工作，在那里，聂耳根据民间乐曲整理改编了《金蛇狂舞》，这首音乐的旋律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无论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还是冬奥会，亦或是每年除夕夜的春节晚会，这段激昂的旋律都在向全世界展示着我国音乐的风采，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段旋律是聂耳所作。
除此之外，聂耳还在此与田汉共同完成了影片《桃李劫》的主题曲——《毕业歌》。“巨浪！巨浪！不断在增长！”这首激昂的歌鼓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奋发向上，担负起民族的兴亡，至今仍被奉为经典。电影《桃李劫》大获成功之后，田汉接到新任务，要编写一部抗日救国主题的电影剧本，由于田汉是当时著名的进步人士，而且一直在领导左翼的戏剧运动，国民党一直对他虎视眈眈，在创作剧本时，抓捕的魔爪也在朝着他逼近。
田汉最终不幸入狱了，但在失去自由之前，田汉完成了剧本《英雄儿女》大纲的创作，并将这部剧的主题曲歌词写在了剧本的最后一页。这个剧本后来传到了夏衍同志的手中，身为编剧的他凭借着田汉的大纲完善了剧情内容。聂耳非常同情老友田汉的遭遇，在得知田汉的所写的主题曲歌词还没有编曲时，他主动找到夏衍，将编曲的任务接了下来。
一首伟大的音乐即将要诞生了，它的名字，后来被叫做《义勇军进行曲》，如今则被叫做“国歌”。
“前进，前进，前进进！”——最后的使命
为了完成这首歌的谱曲，聂耳几乎是废寝忘食，他花费了两个晚上的功夫完成了这首歌的初稿，接着又耗费了两个周的时间继续对乐谱加以修改。谱曲过程中，聂耳将中华儿女的抗争精神全部倾注到了音符之中，对于这首音乐，他精益求精。绝不让这首歌有丝毫的瑕疵，也绝不放过脑中闪现出的任何一段激昂的音律。
正在这一伟大创作进行时，危机也开始渐渐地向着聂耳靠近了，由于聂耳之前对进步歌曲的创作，国民党也开始了对他的步步紧逼。眼看被捕的风险就在眼前，聂耳决定先离开中国，去往苏联学习音乐，这样既可以躲避追捕、又能外出学习，一举两得。这趟旅途当中，聂耳要去往日本，再辗转欧洲，最后到达苏联。对于手上这部歌曲，聂耳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带着自己正在创作的乐谱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船，在航行的过程中，他完成了最后的修订，一首伟大的作品完成了。
到达日本东京之后，聂耳将自己修改完成的歌曲定稿邮寄回了祖国，人生最重要的一项事业，在他生命完结前的最后一段日子完成了。此时的聂耳怎么也不会想到，日本居然成为了他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
1935年7月17日，这是值得所有中华儿女悲痛的一天，我国伟大的音乐家聂耳在日本一次下水游泳时不幸溺亡。
聂耳走了，那年的他只有23岁，他有生之年未能看到红旗升起的那天，但他的意志会一直陪伴在红旗左右。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一首响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缓缓的上升，中华儿女在这首激昂的音乐中从此站了起来。2004年，这首歌正式被确定为我国的国歌。聂耳离开了，但却也不曾离开，他的意志早已写入了曲谱，伴随了每一代的中华儿女“起来”与“前进”，每当我们唱起这段旋律时，除了铭记那继往开来的使命之外，还请记住这位作曲家短暂却璀璨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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