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17日，新中国建国10周年庆在即，党中央首次提出对已经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消息一出，不仅震惊整个台湾岛，在国际社会上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政府由此赢得了广泛赞誉。
但反观各个战犯管理所内的“战犯”，听闻此消息内心虽有期盼，却又没人敢抱有太多的希望。于1956年底，被送至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如此心态更加明显，直言道：
“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故而，当他在12月4日首批特赦战犯大会上，从“19959年度赦字001号”通知书上，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内心的不敢置信远远超过了激动之情。
可见，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皇帝，彼时的溥仪对于自己曾经“三坐龙椅”当受人控制的傀儡人生，已经有着足够清晰的认识。
虽然在战犯管理所内，所有接受改造的“战犯”都是普通“学员”，但终究溥仪和大家是不一样的。等他走出“战犯管理所”后，他所面临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毕竟即便是关东军战败后，他彻底结束了“皇帝”生涯，转至苏联被拘留的日子里，他也在生活中享受着足够的优待。
单独用餐、不用参与劳动，甚至连房间中的苍蝇、蚊子都有人替他消灭的种种，使得溥仪当时完全不想回到自己的祖国，还多次上书苏联：请求永久居留苏联，加入苏联共产党。甚至当他于1950年7月30日，被通知即将被引渡回中国时，他又一次向翻译表达了他想要留在苏联的诉求。
不过对于其如此迫切的想要留在苏联的想法，更多声音都认为并不是源自在苏联的日子过于舒坦，而是他唯恐回国后会被追究责任。当然，以上内容溥仪并未有过正面回应。
回到说他“不一样”的问题上，源于他两三岁就坐上了龙椅，而后两次再上位均退位，十几年监狱生活，53岁才终于获得真正自由身的跌宕人生，溥仪确实基本没有机会站在普通百姓的位置上，考虑普通人该如何生存。
周总理一生都在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事，他从来不会因为一些问题出现在小部分人身上而忽略存在的问题本身。而当溥仪走出“战犯管理所”后，他便就注意到了溥仪以后该如何生活的问题。
于是，周总理找了个合适的时机，设宴款待溥仪及其家人。席间，周总理与之对很多问题都进行了交流，也特意询问了溥仪对未来谋生是否有了打算。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溥仪所提出的2个职业，全都遭到了周总理的拒绝。而时过境迁之后，溥仪当日肯定是不会想到，自己在1960年提出的2个职业设想，竟然会在未来成为了大热门。
溥仪领到“特赦书”后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便一直待在妹妹家中。他自然也是想过，自己是万不能一直住在妹妹家的，对于未来设想他想过很多，只是没想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竟然还会挂念着他，一时间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见周总理如此亲切，溥仪也如实表达了他心中的想法：医生或者故宫解说员。这是为何呢？
溥仪两三岁就成为旧时代里所谓的“天子”，看似过得是“万人之上”的生活，但抛开这一切他也只是普通人，甚至还没有穷苦百姓家的孩子童年过的快乐。
溥仪自幼体弱多病，虽然都算不上大病，但在小病没有得到根治的情况下，他必须常年吃药。所谓“久病成良医”，溥仪则是因此在渐渐长大的过程中，学了不少医学知识。而后在他被引渡回国，送进了“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期间，他也担任过医生的助手，经常帮着医生处理一些紧急情况，或者帮忙取取药，看些小病小痛。
溥仪在这两方面一直都非常好学，医生也愿意传授知识，经常为其答疑解惑，日积月累后他便学得了更多医学知识。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开始萌生了如果自己能够走出“管理所”，那就做一名医生。希望通过给别人看病，减少其痛苦的方式，为自己前半生犯下的错赎罪。
毫无疑问，不管站不站在溥仪为了“赎罪”这一出发点上，想要救死扶伤的想法都是值得称赞的。不过经过深思熟虑后，周总理并没有同意他想成为医生的设想。
救死扶伤精神固然伟大，但医学是一门神圣的学问，纵然古往今来也有久病成医的代表人物，但大多都是凌驾于“先有病，后有学”的基础上。而溥仪虽懂得些药理知识，却是十分片面的。
并且溥仪作为“末代皇帝”，本身身份就有些敏感，不出问题则以，万一有了意外，社会影响很可能非常大。所以，周总理拒绝了溥仪这一设想。至于故宫讲解员的工作设想，周总理也没答应，其实还是因为怕影响不好。
遥想溥仪初登皇帝之位时，他无异于旧时代里所谓的紫禁城“主人”，故宫便是他的家。相比之下，他对于故宫的熟悉度是非常高的。单单基于这一点，他去当这个讲解员确实是非常合适的。可基于他原本的身份，他却又是最不合适的。
“皇帝”，一个于寻常百家遥不可及的人物，即便是彼时新中国已经走过了10个春夏秋冬，大家还是会对这样的人有着巨大的好奇心。所以，一旦溥仪的身份被传开，必然是少不了一些意外情况发生的。
例如，中国人发自内心对于侵华日军的痛恨，而溥仪曾经又受控于侵华日军，换个角度来看，他在很多人心中就是一名“加害者”的“帮凶”。所以，既考虑到社会影响问题，也是为了溥仪人身安全着想，周总理也没同意他的第二个工作设想。
就这样，溥仪于1960年2月16日这天，带着由北京市民政局署名的介绍信，去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2天后正式上班，成为一名植物园管理者。
此前，这份工作并不在溥仪的多种设想中，但他却意外的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即便是入园第一个月，只负责浇水、搞卫生，他也十分尽心。
溥仪在植物园坐了刚好一年，翌年3月被调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离开前园里还给他开了欢送会，他非常感动。
自此，他身上的那道枷锁似乎也被彻底打开了，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日子里，他一边工作，还一边完成了早在“战犯管理所”就开始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以他的视角，回顾“清末”，既是一本自传，也是他的忏悔录。
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溥仪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病离世，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的一生画上了句号。其这跌宕起伏的一生到底是怎样的存在，也只能交由后世人分说了。
而当日溥仪对获得自由身的自己，想要做的医生和故宫讲解员两种职业设想，如今已是非常热门的职业。医生救死扶伤，至高无上；讲解员以历史为媒介，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同样令人尊敬。只是溥仪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没能如愿。
但是转念一想，比起曾经那些被紫禁城禁锢了一生的皇帝，他能在后半生获得自由，想必他也是无憾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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