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天，开国上将阎红彦调到云南工作，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从此他成为了云南的一把手，开始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
阎红彦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云南人民的日子也不好过。为了尽快了解当地的情况、研究调整政策，阎红彦除了在中央和省里开会外，只要能安排出时间，就下到各县进行调研。当时阎红彦已身患高血压和肺心病，但他不顾身体不适，仍几乎坚持跑遍了云南全省。
阎红彦上任之初，有一次下乡考察，他看到正在一条山路上修路的许多农民衣着破烂、面黄肌瘦，有的人甚至衣不蔽体，不禁对在场的干部群众动情地说：“云南解放这么多年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这样贫穷，作为省委书记，我没有尽到责任啊！拜托你们，把生产搞上去！”说完后，他向在场的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阎红彦回去以后，马上召开了省里的干部会议，他首先进行了自我检讨，然后告诫各级干部：“不能光一天唱赞美歌，而置群众死活于不顾。只要你认真了解了、分析了情况，把情况真实地反映出来，认真负责地解决问题，那就不怕问题多了。我们党什么都不怕，就是怕脱离群众！”
阎红彦（右一）
不久以后，阎红彦亲自主持制定了“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的边疆工作方针，并要求把所有制退到1958年以前的“实际”上去，实行促进商品生产发展的政策。就这样，阎红彦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逐步扭转了云南的困难局面。
1960年春天，阎红彦再次深入农村搞调查，当他来到位于边疆的澜沧县调查时，遇到一个老太婆在风雨中一颠一跛地翻山爬坡，到公共食堂去吃饭，浑身上下像从泥水中滚过一样。阎红彦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他问身边的群众：“这是怎么回事？”
有群众告诉阎红彦：“这个老大娘跑的路还不算远，最远的有30里，每天骑上毛驴来吃饭，吃完饭刚回到家，又准备来吃下一顿。我们也不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搞？”
当天晚上，阎红彦召集县里的干部开会，他气愤地说：“30里路骑毛驴吃饭，谁发明的？该让他去！稍微忠厚一点的人也不该这样做嘛！”
阎红彦（前排中）在农村进行调研
阎红彦又对县委书记说：“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公共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
但阎红彦的主张根本没人敢支持，因为当时建公共食堂是中央的决定，而且公共食堂被称为“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曾有人因为对食堂提意见而被撤职，送农场劳改。
经过调查，阎红彦意识到不光是公共食堂要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能否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武装干部的严重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靠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心。
于是在1961年5月10日，阎红彦结合自己大量的调查实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近7000字的信，详细地分析了社队规模、公共食堂等农村经济中的敏感问题。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从地、县干部来说，有的还没有认真接触这些问题 ，有的接触到了，但又有若干顾虑；从基层干部和群众来说，虽然迫切要求解决问题，但是往往也不容易一下子说出心里话。
阎红彦（右二）
阎红彦的这封信，实际已经在委婉地批评中央这几年来的农村工作方针政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在当时的环境下，写这封信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很多人都劝阎红彦不要急着上书，但他却说：“不了解情况办错事是可以原谅的；明知不对，考虑个人得失，投机取巧，就是品质问题！”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不仅没有生气，而且作出批示：
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毛泽东
不久以后，中央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明确取消了农民普遍反对的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阎红彦对此功不可没。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城乡发动了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阎红彦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认为会上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不符合云南的实际，现在首要的还是应该发展生产，于是他找到总书记邓小平说：“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该集体的坚持集体，该单干的坚持单干，有人怕一动百摇，我们应百摇不动！”
邓小平十分支持阎红彦的主张，他说：“你们的情况不同，就按你们的办。”
于是阎红彦顶着压力，带领全省大力发展生产，经过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云南在1962年基本完成了经济调整，1963年正式成为粮食调出省，1964年农林牧副渔总产值超过历史最高年。
阎红彦和刘少奇握手
省里的经济情况得到好转后，从1965年下旬开始，阎红彦把调查研究的重点转入到边疆。在靠近国境线的景颇族、拉祜族、佤族山寨，阎红彦看到了太多他不愿看到的景象：一些群众还靠采集野果为生；不少群众穿得脏、烂、破，有人只有一块遮羞布；许多人全家没有一条被子，只有一个火塘，一口吊锅……
阎红彦看到这些情况后，心里十分难受：这样简单的生产，简单的生活，边疆怎么稳定？如何发展？不改善边疆群众的生活，爱国主义教育在这些地方不就成了一堆空话吗？
阎红彦觉得，一定要改善边疆群众的生活，通过使他们的生活复杂化，促进思想意识复杂化，进而学文化、学技术、学科学，不断进步。
在阎红彦的倡导下，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专门抽调人员组成民族工作队，来到边疆地区帮助群众扶植生产、传授技术。工作队从教群众洗脸、刷牙、吃饭用筷子做起，直到教会他们腌咸菜、磨豆腐、缝衣服、盖瓦房……正是这些具体、可操作的工作，逐渐推动了边疆地区生产的进步，带来了边疆的繁荣兴旺，也使得各族人民对阎红彦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
在阎红彦主政云南的这几年里，省里的农民人均分配收入1964年比1961年增加了31.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65年比1957年增加64.7%，1965年工业总产值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劳动生产率创历史最好水平。1964、1965年成为令人赞誉不绝的云南自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年份之一，阎红彦本人也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生产书记”。
1999年10月，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在纪念阎红彦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说：
阎红彦是我们党非常优秀的领导同志。云南各族人民把他主持省委工作的时期称作云南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他把自己的名字与云南这片红土高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将永远活在云南各族人民的心中！
阎红彦雕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