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24年是黄埔建校100周年，不少黄埔后代也联系到我们，想要记录下父辈的故事。
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位黄埔女兵，讲述者是她的小女儿，她也是故事当事人。
女兵奶奶活了一百岁，她生性乐观、爱交朋友，99岁时还能每天抽一包烟，其中半包都散给了街坊邻居。
如果不静下来听完她的故事，根本不敢相信，这样乐观的老人背后竟然经历如此坎坷的一生。
我的母亲 口述人：贺宇凤
好多人不理解，我性格怎么会这样子软弱。
我自己也不想，但心里就是会害怕别人，那是什么原因？
想来想去，可能就是小时候那些折磨留下的病。
我是1957年出生，是家里第五个孩子。
但是到我八九岁能清楚记事了，家里只有我和父母仨人。哥哥们都要去离家远的地方劳动，无法每天回家。
奶奶是个传统的农村妇女，不识字也没见过世面，受不了折磨就上吊走了。
倒是我的母亲，她原先可是富家小姐欸，人生境遇的落差是天上地下。但她都从那些折磨中挺过来了，还活了100岁。
现在回想，我很佩服我的母亲。
我的姥爷曾任过长沙县长，娶了三房媳妇，母亲是大房所生。
母亲叫周玉云，出生在1919年的农历正月十六，正是元宵佳节，家里都叫她乳名六纯。
姥爷在湘江边热闹繁华的大西门码头开有商行，母亲从小住在富贵人家聚居的连升街，附近有楠木厅和九如里，还有不少银行家、实业家、官员的公馆。
就连后来韩国总统金九先生的流亡政府也设在这里。
母亲是在这样繁华的街上生活长大的，可惜她2岁时，姥爷因病去世；7岁时，姥姥也去世了。
姥姥临终时专门嘱咐几个姐姐，一定要把幺妹带大，带好，要供她读书。
几个姐姐也把六纯妹妹细心呵护着，母亲3岁念过私塾，8岁就进了洋学堂，毕业后进了湖南私立南华女子初级中学读书。
1938年，母亲高中毕业，本来想要报考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当时全国抗战已经爆发，母亲读书的愿望就此落空，转而积极参加贴标语、集会演讲等抗日救亡爱国宣传活动。
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国军虽坚决抵抗但仍节节败退，1938年10月武汉沦陷，11月初日军攻入湖南北部，直逼长沙。
长沙城里风声鹤唳，一片恐慌，日本军队要血腥屠城的传言在长沙城蔓延。
母亲家也接到了政府通知，要求所有市民转移到乡下。当时城里有些人已提前离开了，但有些人不肯走。
坚持到11月13日晚上1点多钟，母亲从喧闹中醒来，眼见城市里燃起大火，呼喊连片。
有孩子找不到父母，有父母丢失了孩子的，呼叫声、哭喊声此起彼伏，都在惊慌逃命。
母亲跟着她们的小爷爷（祖父的堂弟），连夜沿湘江向南出城，以后搭乘火车到达衡阳。这个小爷爷是黄埔6期的学生，在国民党某部任团长。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夕大火”，由国民党实行的“焦土政策”引发，全城百分之九十的房屋被毁，3万多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
长沙的家已经被烧毁，母亲她们春节返回时在连升街重建了木板房，居住条件一落千丈。
过完年，母亲再次回到衡阳，在大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愿意参加抗日的爱国热血青年，男女不限，都可报考。
母亲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了，成为黄埔军校江西雩都三分校第十六期的女兵。
母亲有知识有文化，是个有志向、有民族情怀的女性。
母亲被录取后，就步行前往江西吉安入伍训练。
按个人特长，母亲分到政训科学习，属女生大队，这一期毕业生中最有名的是后来在台湾升任上将的王升、蒋仲苓等人。
抗战时期的军校生活是艰苦的。雩都的学校设在山上一个祠堂里，刚入学时睡在冰冷潮湿的泥地上，后来自己上山砍来竹子，在地上打竹桩，把破开的竹板横竖铺在上面就是床。
发的棉毯6尺长3尺多宽，只能两人搭伙，垫一张盖一张，挤在一起缩成一团睡觉。
母亲吃饭快的习惯是在军校养成的。为了培养快吃，炊事员总是有意在饭桶上面洒一把砂，这样就不能细嚼，只能硬吞，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
当时很多学生“打摆子”，母亲也病倒了，却没有治疟疾的奎宁，只能等死。
结果，湖南人吃辣椒的习惯救了母亲，她病好后，熬了好多辣椒水给生病的同学喝，辣出一身大汗就好了。
由于前线急需人员，军校学习课程都是压缩的，学习和训练非常紧张。
一早出操训练，上午军事训练课，下午则是文化课，每天晚上还要夜行军，每个人的小腿上都要绑沙袋，每人发一双草鞋。
母亲是富家千金，曾经都是轿子抬进抬出，自己不用走路的，刚开始母亲也觉得训练苦，苦得流眼泪。
这个班上，母亲有位要好的同班同学，叫俞洁虹，她是从上海沦陷区来的，她们一起学习一起宣传抗战。
但两人命运截然不同，俞洁虹后来带着儿子从台湾去了美国，她的儿子就是王赣骏，第一个登上太空的美籍华人。
因前方战事吃紧，急需补充兵员，1年学习期满，母亲就毕业了。
她被派往第三战区江西鹰潭的浙赣110兵站医院，从事政训工作，负责政治会议、军事训练、战争教育等多项任务，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伤病员从前线退下来，要根据受伤情况分类，轻伤的留下疗养，伤好继续作战，重伤的则转到后方医院医治。
国仇家恨，大家都冲着上战场，许多伤兵甚至等不及伤势稍微好一些，刚刚包扎完就想继续上阵。
母亲心肠软，刚开始见不得人受伤流血，经常哭。同事跟她说，你不能做这一行，再做眼睛都要哭瞎了。
也有一些居功自傲的，以为是为国家受伤，做出扰乱社会治安的错事，母亲就耐心开导，做好与地方的调解。
有一次，一名腿被打伤的班长，在外面喝酒闹事。政训室的管理员前去管制，两人发生冲突，几乎动武。
母亲赶紧上前给班长赔礼道歉：“你不要生气，等我发工资了，买香烟给你抽，好吧？”
因母亲的文化学识较高，人也开朗活泼，伤病员都喜欢她，有一些不服管制的也都听她安排。
除此之外，还要做护理员、担架员的工作。
日军的飞机经常轰炸，母亲必须把伤病员安置在安全的地方，或者用一大块的隐蔽服将伤病员掩盖起来，甚至用自己身体掩护伤病员不再二次受伤。
她随身都带着一个小铁盒，类似于现在的急救包，里头放着几块压缩饼干、一点水，还有一件隐蔽服，就连晚上也都背着。
因为日本人的轰炸和汉奸的破坏，部队常常要转移，晚上还要站岗放哨，政训科里都是女兵，大家都很害怕。
母亲也时刻准备着一颗备用的手榴弹，如果自己被困在日军密集的地方，要与敌人同归于尽。
她计算过，一颗手榴弹至少能够夺走十名敌人的生命。
母亲说过，国破家亡，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可以说是颠沛流离，也没有人可以依靠，很难啊！
就在这时，有人给母亲说媒了。
当时在第三战区任政治部主任的邓文仪是湖南人，有一次他来兵站医院检查工作，注意到了我母亲。
又得知母亲的小爷爷是他黄埔6期同学，就对母亲很照顾，他说：“六纯啊，妹崽子，菜籽命，种到哪里哪里发。我给你做个媒吧。”
于是，便介绍母亲认识了黄埔14期毕业生贺锁庆，这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是江苏省金坛县建昌镇人，那年19岁，比我母亲还小1岁。
金坛沦陷后，他们一家逃难至武汉，我的父亲是在武汉报考的黄埔军校，成为14期毕业生，与我母亲同为政训科学员。
父亲从军校毕业后分到第三战区，做了邓文仪的下级科员，对方很赏识父亲，但为了撮合我母亲的婚事，特意将我父亲调到兵站医院政训科，让他们成了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
母亲是典型的湖南辣妹子性格，说话快言快语，个性刚强。我父亲却性格内向，沉默寡言。
第一次见面，母亲也觉得这人严肃古板，后来作为同事，才开始对父亲有了好感。
父亲口才很好，介绍抗战形势，讲得有声有色，充满感情，母亲还会被他的讲解感动得直掉眼泪。
有一次，父亲带十几个人外出执行任务，母亲也在队伍中。
路上，他们和100多名日伪军遭遇。工作组的人身上带的是短枪，双方一交火，立即处于下风。
母亲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一开始有点害怕，但枪一响，什么都不在乎了，拔出手枪和男兵们一起战斗。
父亲带工作队退到路边一个村里，跑到母亲身边，对她说：“你带两名女兵先撤！”
母亲不愿意走，“你们还没走，凭什么让我们先撤？”
父亲说，是让你们到后面村子去搬救兵，王连长的部队在后面村子。
母亲这才带另外两名女兵过壕沟、翻土岗、穿树林，赶到后面村子一打听，王连长的部队一个月前就离开这个村子了。
母亲才知道，父亲是为了找借口让她先脱离战场。
两个人就相处了一年多，母亲觉得父亲是值得依靠之人，主动帮父亲洗衣服，表明心意。
1941年，父母成婚了。战时条件差，4个大木箱拼起来就是婚床，长沙的姨妈寄去一床被子、一件新衣，就是母亲的嫁妆。
结婚第二天，父亲就被调往前线部队。一开始，父亲还从前线写过几封信，后来战事紧张，两人地点不断转换，就再没有联系了。
直到年底，突然传来父亲受伤的消息。
母亲听说父亲在萍乡医院就医，离110兵站医院不远，就向上级请假去看受伤的丈夫。
母亲赶到医院时，父亲还在昏迷不醒。院长告诉她，父亲是守新墙河负伤的，他们那个营几乎全军覆没。
1941年底，父亲奉命带自己的营部去守卫新墙河边上的241高地。
新墙河古称微水，源自湖南平江，经岳阳入洞庭湖，全长100多公里。自从长沙会战打响，中日双方在沿河两岸殊死较量，死伤累累。
241高地更是日军进攻长沙的必经之路，集中了日军的精锐部队。原先守卫高地的营长已经牺牲，副营长继续指挥，也快要守不住了。
父亲带兵和攻打高地的日军展开拉锯战，持续了两昼夜，几次被日军突破，又重新夺回阵地。
主阵地的右翼是1连，伤亡严重，连长子弹打光后，把阵地上所有手榴弹集中起来，等日军冲上来后，和日军同归于尽。
很快，左翼阵地也被日军攻下。
主阵地上的弹药也用光了，父亲在主阵地和日军拼刺刀。结果，一颗手榴弹扔过来，父亲重伤昏迷，被送下了阵地。
看着昏迷的父亲，母亲不停地讲两人以前的往事，说着说着，有时忍不住哭了。她担心父亲肌肉萎缩，还一遍遍地给他按摩。
一天深夜，母亲听到父亲叫喊，以为是父亲醒来，跳起来握住他的手，父亲喊的是“鬼子上来了，全体上刺刀，准备白刃战……”
喊完手轻轻动了一下，就再没有反应了，母亲还以为是自己累出的幻觉。
第二天早上，母亲仔细琢磨，觉得不是幻觉，父亲可能是要醒了，她又不离身陪了两天，昏迷了5天5夜的父亲，终于被唤醒了。
没想到醒来的父亲讲话颠三倒四，行为功能大部分丧失。母亲把他扶起来，刚坐好，他就“扑通”倒下去。
不仅如此，父亲还失去了记忆，不记得母亲，也不记得为什么受伤。
有一天，父亲的几个同学来看他，当时父亲刚吃过午饭，躺在床上休息，几个同学就在门外和母亲说话。
一个同学说：“贺营长那营300多人全部战死了，想不到贺营长还能活下来……”
父亲听到这句话，记忆一下子被激活了，痛快地哭出声来，说：“300多弟兄全牺牲了，我一定要重返前线，为战友报仇。”
父亲神智恢复过来之后，母亲继续耐心看护着他，帮他早日康复。
一开始，父亲拄着拐杖1小时只能走八九米，一星期后，他甩掉拐杖能走50多米，不到一个月，父亲已经基本不需要旁人搀扶，可以下地走路了。
1942年4月，父亲重返了前线，母亲也回到医院。
战局不稳，母亲的工作也一直在变化。
她从后方医院到子弟学校，再到安福县党部，直至食糖专卖局，职业也从医护到老师到干事，直至主管，辗转奔波全国各省。
我的大哥出生后，也被送回湖南长沙娘家，托付给大姨照顾。
1944年日本鬼子进攻湘桂线，衡阳会战开始，食糖专卖局奉命撤退到贵阳报到，局长和科长们都乘车先走，往广东惠阳撤退。
母亲一个人将专卖局的全部文件和现钞用两个大樟木箱装好，铁丝捆扎打上封条，委托货站主管发运到迁移贵阳的财政部。
她自己则辗转乘车前往贵阳，途中在镇远遭遇日本飞机空袭，随身携带的行李都丢失了。
到财政部交差后，领导奖励给她金链手表一个、金纽扣一副。
交差完母亲就此失业，经黄埔同学会接待处介绍，她又到贵阳三桥中心小学当教员，半年后，与同学一起前往昆明，继续从事抗战救亡宣传。
直到日军投降之后，父亲被调往徐州的独立榴弹炮营担任政治指导员，负责接管日本人留下的银行，母亲才从昆明到徐州与父亲团聚。
外患刚除，内战又起，父亲作为军人，身不由己，只能跟随部队转移。母亲则回到父亲江苏金坛市老家带孩子。
母亲在当地天湖小学当教师，月薪42块钱，同时她还“跑教”，被另外一家学校“借”去代课。
“跑教”要跑来跑去，赶路辛苦，但当兵出身的她不怕苦。
1948年，父亲回家探亲，母亲说，你不能再去了，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仗没多大意思。
父亲当时已调到南京52师，他认同母亲的意见，留了下来，去长沙谋了份差事。
母亲一共生过5个孩子，大哥托长沙姨妈照顾，沦陷逃难时落水死了，二哥过继给不能生育的二姨妈，连姓都改掉了。
老家的两个哥哥只上完了小学，一个到很远的地方去挖沟渠，一个跑到了青海做苦工。
我是1957年出生的，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又是女孩，母亲也是当掌上明珠一样。
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我们被抄了家，扫地出门，住到队上最穷的光棍汉家里。
我爷爷、我父亲、我母亲和我，四人把稻草在地上一铺，准备就这样睡了，这样也不得安宁，半夜有人来敲门，大喊周玉云的名字。
母亲被传去了。
看着父母那么遭罪，我只想怎么样让父母开心一点。
家里所有衣服我都是自己洗，饭也自己做，想着父母回来就不要再让他们辛苦了。
父母曾经是黄埔的同学和战友，现在也是患难夫妻，常常两个人互相安慰。
他们安慰彼此的时候会说，幸亏生了这个女儿。
我还听父亲对母亲说，宇凤长大了让她去当个护士是最合适的，这孩子体贴。
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不体贴谁体贴。
可没多久，我也被抓了。
我 9 岁多一点时，到每一个生产队的场地上去跪，和其他大人一起。
为什么把我拉过去呢？
当时，长沙的姨妈知道我们这很严厉，吃了很多苦，每月给我们家用邮政汇来5块钱，有时寄点她手工做的短裤衣服。
一次姨妈就写信给我母亲，说纯妹，你们最近情况好吗？都需要些什么？
我父母都失去自由，没有权利回信，母亲就让我跟姨妈回几个字，省得她挂念。
我说好嘞，然后我就写，我也才九岁，还是半耕半读，没学几个字，不怎么会写。
我先写了一个草稿，写的是“姨妈妈，我们的日子不好过……”。
我就写了这句话，然后就写不下去了，因为不好描述，我把草稿纸压在枕头下面。
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没放过我。
有一次，正好游到了我哥哥那个生产队，哥哥的女友站在前面看游街，就看到我了，她赶紧递给我一碗水让我喝。
然后队长一下子把碗端掉了。
每天晚上我们同龄的小朋友，在村子上面叫口号，让我在前面领着喊：打倒贺锁庆、打倒周玉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我胆子都吓破了，整天就是打哆嗦，只要一看见人就真的是害怕。
后来有人就好奇我性格怎么会这样子软弱，我自己也不想啊！但我心里就是会害怕别人。
后来政策一点点松动，父母手上的白袖章取消了，也不批斗了。
见环境稍稍好一点，母亲就想好好培养我，望女成凤，把我送去重新复读小学五年级，然后按部就班去读中学，想让我考大学。
结果，我年纪也大了，高中毕业连考了三次，都差几分和大学失之交臂。
父母对老家已经失去感情了，就决定把我送去长沙，开始是学裁缝，结果我在长沙人生地不熟，工作结婚都不顺利，回到金坛和父母说起来，他们很惊讶很愧疚，觉得是因为他们才拖累了我。
到1994年那年春节，我回家探亲看到父亲状况很不好。我们兄妹都提议他到上海大医院检查。
父亲说不用了，他能活到今天已经很好了，他不怕死，只是要我一定要好好待我母亲。
父亲说他这一辈子九死一生，要没有我母亲早就死掉了。
这年的6月20日，父亲去世。
临终前我每天就陪在他床边，父亲意识清楚时还能聊聊，后来就渐渐不行了。我看父亲的手一直在动，就抓着他的手抚摸着问他在干什么。
父亲说，我在做生意。
父亲一辈子不懂做生意的呀。我好奇问，你在做什么生意。
父亲说，我在做冰箱生意，卖冰箱，我要挣钱的呀，挣钱给你妈妈用，不然我走了之后怎么办呢？
我把这话告诉母亲，她又哭又笑，说：“贺锁庆，你还想到我啊？老头子你真好。”
父亲走后，母亲真的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想起父亲就哭，头上三十五天都戴着哀悼的白布。
我父亲是大家庭中的长子，下面好多弟妹，父母都不疼他，他为人又老实，母亲很心疼自己的丈夫，总想对他好些。
父亲不善言辞，但心里记得母亲的好，他曾经在上海给母亲买过一件短外套，黑底上有零星的红色小点，母亲穿上蛮好看的，一直珍藏着。
他们是夫妻，是战友，还是难友，这种感情不能比。
到2018年，母亲满100岁了。
看她身体状况很好，我带她再次返回了长沙探亲，在当地志愿者的帮助下，还找到她记忆中的连升街、楠木厅。
我和几个志愿者陪母亲一同前往。那里原本是长沙有名的富人区，现在是一条麻石老街，正在拆建中。
虽然早已变了模样，母亲还是能指着到楠木厅巷的老房子，一家一家介绍：熬膏药的店、军鞋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金九活动旧址……
母亲走累了就坐在巷子的椅子上，她感叹说，千好万好哪里会有自己的故乡好。
是呀，故乡都是美好的回忆。
这一次，还没等我带她回江苏，母亲就在长沙意外病逝了。
母亲这算是叶落归根了，但我们兄妹商议后，还是决定将母亲的骨灰送回金坛，和父亲合葬。
我想，这会是母亲的心愿。
战争影响的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
贺阿姨向我讲述时，感受更加明显，父母的过往影响了她的一生，但她对父母的感情特别深。
她说，和母亲处得像闺蜜一样，什么都说。母亲会在本子上把鼓励的话写给她，帮助她熬过了人生最低落的时期。
故事刊发前寻找父母照片，她回忆起父亲，又十分难过地说：
“我对父亲的感情尤为深刻。父亲在我小的时候对我宠爱有加，带我进城总是忙着到处找有凤凰图案的发卡，带我去名店司马坊吃喜欢的小吃包点。”
贺阿姨能理解父母亲的复杂际遇，尤其是他们后半生的痛苦和孤独，所以更遗憾父亲去世得早，没等到当今社会的尊重。
这样的遗憾，还有那些父女母女之间的点滴回忆，历史都无法记录。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才真正构成了我们整个民族的记忆。
所以我们要寻找那些亲历者，找到与那些老兵有最深羁绊的子女们，听他们亲口讲出脑海里那些深情的闪光细节，留下那些人性的光辉。
编辑：思聪 霞姐
图片来源：口述者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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