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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群众在哪里,如何组织群众?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陈锋教授在王德福教授《群众的时代》序言中认为,长期以来,通过行政内部的压力传导和强动员来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在面对面广且琐碎的社区治理事务时效率低下,成本高昂。要真正把“群众”组织起来,需要通过资源输入激活居民自治,让居民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同事不能用诉求表达替代群众参与,而是要让群众协力解决社区的“小事”。

本文摘编自东方出版社“基层中国”书系——《群众的时代》,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

推荐序:把附近的“群众”组织起来‍ ‍

作者:陈锋(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

原子化的社会为现代城市人带来了高度的自由,但人人又似乎都在擦肩而过的都市社区中漫游。对于要构筑的理想化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群众有点盼望,又有点疏离。

用学者项飚的话说,处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的我们,“附近”消失了。每个人都成为孤立的个体,甚至冷漠的个体,而我们的基层组织想伸出手,却有点抓不住。“干部干,群众看”便集中体现了基层治理中干群关系疏离的状态。而这也意味着基层社会丧失自我组织的能力。

城市社区作为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区,基层干部经常既找不到可以动员的群众,也缺乏组织群众的方法。群众在哪里,如何组织群众?德福这本书基于全国多个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调研,为我们提供了找回群众和组织群众的重要思路。

城市社区类型多样,但整体而言,大多属于陌生人的社会,社区开放性高,人员流动性较强,邻里之间都不熟悉。相比于基于血缘地缘高度联结的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由于居民之间缺乏有效联结的纽带,社会资本薄弱,不仅自发合作的成本高,而且难度非常大,这是城市社区治理的社会基础。缺乏社会资本的社区治理,意味着礼俗社会的规则无法发挥效用,

既不能形成对社区治理中积极分子的社会性激励,也难以对社区中不遵守规范人员的社会性惩罚。如此一来,即便社区治理遭遇各种乱象,必然陷入“看的人多,说的人少,干的人更是寥寥”的怪圈,即出现所谓的“社会失灵”。

长期以来,行政包揽是社会失灵的习惯性回应,即通过行政内部的压力传导和强动员来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但面对面广且琐碎的社区治理事务,行政包揽必然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容易导致行政有效,而治理无效。德福认为,有效的办法便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将社会组织起来。

把“群众”组织起来,首要是识别出“关键群体”,让陌生人社区中的一部分人先熟悉起来。这一“关键群体”包括公职人员群体、在职党员、居民领袖等等。公职人员群体、在职党员可以称之为“体制性社会资本”,这一群体通过体制内自我动员,可以形成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目前,许多城市都推出了“在职党员双报到”的政策,这为激活体制内社会资本提供了制度保障。过去三年的“抗疫”,公职人员群体、在职党员的就地下沉,不仅帮助基层社区度过了难关,更是有效实现了公职人员、在职党员的社区化,即社区身份对公职人员和在职党员的再造。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职党员回社区报到政策并不必然实现体制性社会资本的生产,相反,我们更多时候看到的是基层组织的形式主义应对。比如,许多社区党组织总是总是千篇一律地组织在职党员开展捡垃圾活动,造成在职党员的极大反感,进而逐渐丧失了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因此,要激活公职人员、在职党员实现身份社区化的关键是要将其特长与治理需求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这些宝贵的人力资源,比如参与业委会、做楼门长、充当积极分子、意见领袖等等,才可能带动身边的群众重建生活中的“附近”。

除了在职人员这一关键群体之外,活跃于社区中的一些居民社会组织领袖也是社区治理的关键力量。总体来看,城市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的数量不断增长,虽然以自娱自乐消遣为主的趣缘类居民社会组织占据主导,但志愿服务类、环境卫生类、纠纷调解类、居民自治类等具有治理性意义的社会组织也在不断增多,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纽带。

不过,无论哪种居民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领袖通常具备较好的群众基础,有一些专长、有热心也可能有一定公益心。即便是自益性较强的趣缘性组织,通过积极加以引导,也可能实现从“自益”向“他益”的转变,成为联系群众、组织群众的桥梁纽带,成为传递正能量、维持社区公共秩序的重要抓手。

把“群众”组织起来,需要通过资源输入激活居民自治,让居民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当前,伴随着城市社会治理的重心不断下沉,基层治理的资金、资源也在不断增多,比如许多城市都为社区提供了相对稳定地为人民服务群众经费、社区公益金等,为基层社区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成都等地也形成了一些资源输入激活自治的典型做法,但总体而言,多数地区基层治理中社区资金资源的分配与使用并不理想。

一些地方依然持行政包揽的思维,资金资源的使用从分配、决策、监督到评价完全是政府行为,政府虽然高效,却与群众无关。群众不仅成为看客,而且可能成为公共治理中的“钉子户”。

另一些地方则是行政甩包,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让社会组织动员群众,为群众提供服务,但并未实现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预期效果。相反,基层组织却因此丧失了群众工作的能力,基层组织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远。

资源输入激活居民自治,意味着每次资源的输入,从决策、监督到评价都是一次激活社区居民自治的契机。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一些社区公共性的事务,才能塑造社区居民参与的主体性。基层组织不能有怕麻烦的心理,把群众的各种需求都简化成了服务需要,并用服务替代了组织。群众工作本身是一个过程性的工作,在过程中生产干部与群众的之间的联结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群众工作的“过程”重于具体的“结果”,基层服务不能替代基层组织过程。

把“群众”组织起来,不能用诉求表达替代群众参与,而是要让群众协力解决社区的“小事”。 许多地方近年来都大大增强了居民的诉求表达的渠道,比如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快速反应,动员群众成为问题发现者、诉求提出者和效果评价者。

但是,诉求有公私之分,有轻重缓急,有大事、小事和私事,基层组织需要将注意力和资源分配到提升群众的自我组织能力上,回应群众自我组织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而非过多介入到群众自己可以办好的具体小事。

群众诉求表达不能替代群众参与,意味着诉求表达仅仅是一种表层性的形式参与,基层组织更多的作为协助群众协力解决小事的倡导者和资源链接者。基层组织需要做到位而不越位,更多增强群众的公共责任,形成“大事”“小事”“私事”的合理边界。把群众组织起来主要是解决“大事”和“私事”之间的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不起来不经济的小事,如此一来,基层治理才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总而言之,把“群众”组织起来,本质是在新时期找回党的群众路线,扎根基层组织社会,提高基层组织社会的能力。让群众做群众的工作,让群众解决群众的问题,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才得以可能。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并非一定要不断的推陈出新。相反,很多时候需要下的依然是慢功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挖掘一个个积极分子,建立一个个组织,开一次次讨论会,如此方能久久为功实现基层常规治理能力的提升。

基层治理如此,学术研究也如是。为了理解城市社区治理和城市社会的性质,德福近十年来一直用脚步丈量中国的城市社区,他的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寻访不同城市各种类型的社区,调研时间超过了300天,哪怕是在疫情最为严重时期,他依然扎根一线调研,积累了大量论文、随笔和报告。

这本随笔集是他继《治城》之后形成的又一重要成果,而且秉承华中乡土派的学术风格,强调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和直白的文风。经验的鲜活跃然纸上,却不乏社会的洞察力与思想的穿透力。

德福是我从硕士到博士一直并肩作战的同学,早年我们都在关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而后期也都从乡村治理拓展到城市治理。不过,他不仅比我转型的早,而且已经在城市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实,迈得更远。相比于乡村研究,城市研究更多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而从 这本随笔集可以看出,立足于中国国情与实践本位,他已经形成了诸多独特的见解,甚至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主流理论观点。

是以为序,文中的洞见留待读者共鉴。

新书资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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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群众的时代: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基层治理

出版日期:2024年5月

出版:东方出版社

作者:王德福

关键词:城市基层治理 群众自治 社区治理

华中乡土学派全新力作,基层中国系列丛书

累计调研近20个省市,100多个社区

让“群众”做群众的工作,让“群众”解决群众的问题

呈现社区治理的前沿实践探索,从这里读懂“中国式社区”

内容简介

  • 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存在哪些问题?

  • 社区治理的着力点会是什么?

  • 专业化基层干部队伍该如何建设?

  • 老旧小区改造的困境与出路在哪里?

  • 如何破解高空抛物的治理难题?

  • 居民如何更好地参与我们生活的小区的治理?

  • 城市物业矛盾正在集中爆发?

  • 小镇青年返乡将推动社会转型?

  • 城郊青年有望实现阶层突围?

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作者王德福在这本书中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同时,对于与大众息息相关的社区治理热点问题,如综合执法、社区食堂、小区绿化、停车位、垃圾分类等,也都在本书中有所讨论。

本书按照议题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业主自治、城市治理、城乡交错、对话“新社群时代”。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社区治理的最新基层实践的呈现,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治理下沉等,二是提出了若干具有原创性的思考,如社区性公德、人格化自治、新社群生活等。

本书基于全国多个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调研,为我们提供了找回群众和组织群众的重要思路。书中秉承华中乡土派的学术风格,强调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和直白的文风。经验的鲜活跃然纸上,却不乏社会的洞察力与思想的穿透力。

作者简介

王德福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是社会学界公认的“华中乡土派”成员之一。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与城乡社会学研究,近年来主要关注都市社会与城市基层治理。长期践行“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累计在全国近20个省市开展城乡社区调研1000余天。出版《乡土中国再认识》《治城:中国城市及社区治理探微》等5部专著。

目录

第一部分 党建引领

  • 干部沉下去,党员站出来

  • 机关党员“双下沉”

  • “双下沉”的问题

  • 党员代际差异

  • 支部建在小区上

  • 激活在职党员

第二部分 社区治理

  • 老旧小区的改造难题

  • 社区干部的烦恼

  • 被打爆的电话

  • 网格员的故事

  • 权力密集的社区

  • 让一部分人先熟悉起来

  • 趣缘组织的治理意义

  • 三事分流

  • 纾解小区之困,亟需顶层设计

第三部分 业主自治

  • 公厕风波

  • 强人自治

  • 人格化自治

  • 社区性公德

  • 业主自治中的民主集中制

  • 破解高空抛物的治理难题

  • 社会治理共同体

第四部分 城市治理

  • 扬尘的烦恼

  • 综合执法进小区

  • “创城”独角戏

  • 文明创建中的三重替代

  • 剩余空间

  • 垃圾分类要有耐心

  • 全周期管理

  • 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

第五部分 城乡交错

  • 城乡治理交错区

  • 郊区新城

  • 城郊青年的阶层突围

  • 返乡,新青年们的“价值觉醒”

  • 小城市的希望在于稳定

第六部分 对话“新社群时代”

  • 都市新邻里

  • 社区团购与社区生活

  • 社区应在联结与私密之间寻找平衡

  • 中国式社区是什么

  • 中国物业矛盾正在集中大爆发

  • 后记

郑永年教授最新力作——《中等技术陷阱: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挑战》

荐书|刘元春:中国如何迈向高收入国家?三大路径!

黄奇帆:中国经济的6条出路

关于IP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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