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的故事开始前，我想说一个两年前上了全国新闻的女孩。
她也被人称为“三块六女孩”。
这是因为年仅10岁的她，在文具店被怀疑盗窃了价值3.6元的文具，被当众曝光，扣下了作业。女孩无法接受，选择用跳楼来自证清白。还记得当时让我最痛心的一条评价是，她的一生只值3块6。
当时有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觉得这是小孩不懂事，但康不医告诉我，这种事在成年人身上都时有发生。
她说见过太多被一件小事推到生死边缘的人。
她曾代理过一起案件，当事人因为在上班走神20秒，就要面临难以接受的惩罚。
她在接手这个案件的日子里，常常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作为一位普通人，我们的一生“容错率”到底有多低？
当一辈子律师，大概也遇不到几次这种情况——2024年3月29日晚上，一审开庭的第二天，我的当事人王新学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正站在河边，准备自杀了。
我记得当时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康律师，法律的意义是什么？”而我囫囵地回答着想稳住他，一边在疯狂摸我的车钥匙，心脏怦怦狂跳，想往外跑，又茫然地站住了脚，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
王新学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说：“康律师，跟你做朋友我不配，谢谢你。”
我的心沉了下去。
我认识王新学，是因为一起过失伤害案件。最开始我并没有见到当事人，而是先收到了领导发来的一段视频。
那段视频就给我一个印象：好——疼——啊。
视频应该是监控拍摄，时间是去年10月16日，一个平平无奇的工作日，有个工人钻进了画面中央静止的搅拌机里忙活着什么，十几分钟后，有名矮个工人走进了车间，径直按下了一个按钮。
视频没有声音，但我仿佛听见了那声惨叫，机器开始咆哮着旋转，虽然立刻有人按停按钮，巨大的惯性还是导致搅拌机继续旋转了很久才停下。
那个搅拌机有卡车那么大，可以搅碎巨石，里面的工人最终被抬出来时是一个血糊糊的长方体，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气在。
领导告诉我，伤者孙师傅活下来了，大腿永久截肢，鉴定为重伤二级，当事人涉嫌过失致人重伤，案子刚进检察院。
我问领导，我们是要代理那个按按钮的工人吗？他没有对机器进行安全检查就按下开关，导致别人受伤，这个过失致人重伤，应该很难有争辩空间吧。
领导说不是，要你代理的是旁边那个工人。
我满脑袋问号，拉回视频，这才注意到，画面里原来还有第三个人。
在检修设备的工人进去后几分钟，有一名瘦高男子走到了机器旁边站着。他头微微向上看，不知道是不是在看正在机器内部工作的人。
也就站了大概20秒，另一名工人就冲进来按了按钮，然后他就加入去救人了。
我大惑不解，我说他就站在那也算犯罪？
领导说你跟他打个电话就知道了。
接通电话的人就是王新学，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我做好准备要寒暄几句，熟悉熟悉关系。涉及刑事犯罪，又是异地委托和电话沟通，我执业年限也短，当事人不信任我是常态。
没想到对方根本不需要，寒暄也没几句，直接进入正题：
“我把大概情况跟你说一下，案件明天到检察院，我想找个律师。”
王新学是这家工厂里的电焊工，工厂很小，总共就三个全职工人。
当天工厂里有一个搅拌机坏了，通电后几秒钟就自动停转，他跟老板反映后，就去忙自己的了。下午时突然有人进来启动了设备，而他听到惨叫才知道设备里有人。
王新学说话非常有条理，时间能精确到秒，就连说他“去忙自己的了”，都会主动给我补充，车间有600多平，潜台词是说他走到一边的时候压根没注意有没有人进到机器里。细节之详细，让人不得不信。
可是公安总不会平白无故把他当嫌疑人吧？我斟酌了一下，问公安有没有解释过起诉他的原因？
王新学的语气激动起来：“公安说，就因为我站在旁边，没有阻止他按按钮！”
案发至今已经9个月，王新学肯定被问过无数次这个问题，我一问他就爆炸了，拔高声音喊了起来：“我都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来干什么的，我根本不知道他会启动机器，我也不知道机器里面有人！”
我试探着问：“你有跟按按钮的师傅说过什么吗？”
王新学一个字一个字咬着说：“我可以发誓，我没有和他说任何话。”
这就奇怪了，什么都没做，也算犯罪？
任何犯罪都是要有“行为”的。
哪怕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这样的过失犯罪，也要求行为人有一个明确的行为，引发了受害人受重伤的后果。
我告诉王新学，如果他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强调了“真的”这两个字——我可能会往无罪辩护。电话对面的人似乎一下就放松了，连连说好。
挂断电话没多久，我就收到了王新学的转款记录，快得让我都有点意外。后来我才偶然得知，这起案子，家里就给了他5000块，剩下的钱都是他借的。
他痛快转账，是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质疑他的说法，提出无罪辩护的律师。
事实上，就连他自己可能都不那么坚定。
在等待阅卷的时间里，他时不时就要跑去找其他律师咨询试探一下；每次打电话问他要点什么信息，他就会从头讲一遍自己的冤屈，动辄2小时起步。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这个当事人，是不是瞒了我点什么？他是不是在心虚。
两日后，我终于收到了案件的卷宗，点开文件的瞬间我就心里一沉。案件名称是“王xx、李xx涉嫌过失致人重伤一案”。
一般来说，多人被指控，排名能体现罪轻罪重，一般来说，排名越靠前，刑期越重。
李xx就是那个矮个的按开关的电工，可是为什么王新学在这个案子里排名是第一位，电工是第二位?
我带着一肚子费解打开案卷，在公安的起诉意见书里看到了完全相反的事实情节：
首先，受害人孙师傅声称，王新学是知道他在搅拌机里的。他进搅拌机贴胶条，就是受王新学所托，王新学的原话是“你有时间把胶条贴一下”，随后他才进去的。
其次，按按钮的电工声称，他按按钮前和一旁的王新学确认过，说了一声“我启动了啊”，“他嗯了一声，我认为他同意了”。
根据这两个情节，王新学就是百分百的知情、有看护责任，他“没有做什么”，就是失职，是过失伤人。
这人跟律师还撒谎，有意思吗，想坐牢吗？
我立马给王新学发去质问，对面也秒回：
“我真的没有！！！”
足足三个感叹号。
我想骂他，搜肠刮肚，发现自己没有证据。因为监控没有声音，厂房里发生了什么、三个人之间有没有说话，全是口供。我下意识相信了其他两人的口供，认为王新学在撒谎。
但实际上他们三个一样不可信。
伤者肯定不会说他是自己钻进去的，那样就没有人赔偿了；按按钮的电工也肯定会说自己问过旁边的人了，以免责任全在自己身上。反过来说，王新学就算真的做了，肯定也会说自己没做。
王新学有罪与否，竟然全取决于这些彼此冲突的口供。
警方似乎也对口供的可信性存在疑虑。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做了一个侦察实验。
警方找到了案发机器，做了一个和受害人身高相仿的铁棍，戴上帽子放在机器里。另一名警官站在王新学在监控里的位置，以类似的角度向上看。
这场实验最终的结论是，王新学的位置是看得到受害人孙师傅的，所以他对此事有责任。换句话说，只要他站在那个位置、以那个角度抬头，就有责任。
这就很离谱，实验的场地都不是在案发工厂，而且光线、时间控制了吗？在口供不可信的情况下，这么一个实验，就能成为定罪的证据吗？
起诉书最终的建议量刑，是18个月有期徒刑，就因为这么一个草率的实验。
王新学怎么也不可能是故意要让自己的同事被绞断腿。事实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真的不知情；要么他撒谎了，他知情，但当时就是没有反应过来，毕竟他只站在那里不到20秒，电工就进来按下了按钮。
就算是后一种可能，发呆20秒，坐牢一年半，这就合理吗？
我开始感觉心里闷闷的，就好像千里之外那个人的感受，有万分之一叠加在了我身上。
打电话给检察院沟通时，我在纸上列了好几条王新学不构成犯罪的理由，尤其质疑了公安的侦察实验；但检察官的语气不善，一句“是他让被害人去贴封条”的就堵住了我。
挂断电话前，他反问我一个问题，王新学冤，伤者孙师傅不冤吗？他只是进去修机器，却永久截肢，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我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立刻提出，如果受害人谅解，检察院可不可以不起诉？
检察官肯定了我的说法。
果然，在这起案子里，其实三个人都很不幸，最惨的还是受害人；比起惩罚谁，公检法更想要的应该是尽可能地降低受害人孙师傅的损失，换句话说，就是以看起来比较重的量刑，让两名被告多出一点赔偿金。
我立马联系王新学，让他赶紧去慰问一下受害人，并且打听一下对方的意向。
王新学有些为难地说，他自从出事没再联系过孙师傅。
我满脑袋黑线，案发至今都9个月了，这是真不会做人啊，如果是我，怎么着也要先去看看人家，说一些道歉的话，伸手不打笑脸人。
要知道出事之后，按按钮的电工立马就给了伤者5万，工厂老板还给了人16万，就王新学啥也没想到要干。我劝王新学得去看看，他反问我：“我有罪吗？”
他大概觉得，去探望就是心虚，就是承认自己有责任。我告诉他，被起诉甚至被判刑，不一定意味着你真的做错事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争取到嫌疑人的谅解，检察院就有可能不起诉，这样才能得到他最想要的无罪的结果。
王新学似懂非懂，但很听话，没多久他就告诉我，他已经去医院看了伤者。
这次电话里，王新学的语气很沉闷，他说孙师傅的家属人很好，没有怪他，“我给他们磕头时，他们还一直在拉我起来。”
我有些惊讶，他不是怕担上责任不想去道歉，结果真的去了怎么还磕起头来。
王新学没有过多解释，只是说他看到孙师傅躺在病床上，感觉整个人都瘦了，孙师傅的家人告诉他，孙师傅的伤口现在还能看到骨头茬，每次换药都疼得死去活来。
他说不出来的那个部分，大概是，他真的很同情伤者。即使自身难保，也忍不住同情。
他告诉我，受害人家属说赔偿金大概要自己两年的工资就可以，他算了算是10万左右。王新学没再提自己冤不冤的问题，反而松一口气似的说，这个金额他能接受。
我心里酸酸的，但同时也有些温暖。两个打工人之间彼此体谅，这件事应该就不难解决了。
我给他嘱咐了一些具体的问题，让他再去一趟，把具体数额定下来。
第二天，王新学带回来一个坏消息：伤者要的是24万。
我惊呆了，问：“他不是要你两年工资吗？”
王新学苦涩地说：“他们以为我每个月挣1万，实际上哪能啊。”他干的活又重又累，实际上一个月到手也就五千上下。
王新学拿了工资流水给对方看，对方还是坚持至少也要20万，“20万对我来说，妻离子散。”
20万对我这个刚执业的律师来说，虽然也不是一笔小钱，但如果作为事故的风险金，也是拿得出来的。听到王新学这句话，我才模糊地感觉到这对他有多难。
我宽慰他说别着急，如果谈不妥，我看看能不能找检察院帮忙给受害人做做工作，或者他也可以去银行贷款分期。
没想到王新学反而拒绝了我：“不分了，放弃了，也不商量了。”他语气硬邦邦的，“我去借，我会给他们的，只要他们能放过我！”
我劝他再想想，讲价都是先兵后礼，如果20万是心理的极限，一定不能直接答应，否则就没有讲价的空间了。
结果王新学不知道为什么犟起来了，当天晚上就要我起草谅解书，第二天就要找受害人家属签字敲定。
果然，对方家属拿到谅解书就开始挑挑拣拣起来了，重点划掉了谅解后“双方再无纠葛”一条，表示治疗还未结束，如果后续治疗费还要继续烧，可能还会索赔。
这一句话，背后可能是个无底洞。
我就代理过一起医疗纠纷，医院被判承担当事人的后续治疗费用，当事人是每2个月要打一次2500的针，还时不时要做手术，一次1万2，这笔钱如果挪到王新学身上，无疑是让他一辈子直不起腰了。
受害人的女婿还给他发来几张家族群里的聊天记录，一群人七嘴八舌地说着：
“没诚意算了！不谅解”
“在这儿吊咱们的胃口”
“多少钱也不同意了，这个东西也不给他签了，爱咋咋地”
女婿可能只是作为话事人，想表示他也无能为力，以及给王新学施压。但王新学转发给我时，只附上了一句话：“不谈了，我去坐牢。”
从昨天的一口答应到今天直接拒赔，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都插不上手。
到这我也明白了，王新学就是那种不会讲价的人，只知道用爽快表现诚意。哪怕自己几乎掏不起了；而对方看王新学一口答应，以为他多有钱呢，总想再磨一点。
原本在病房里存在过一瞬间的共情与谅解，在冷冰冰的金钱面前，烟消云散。
又过了两天，王新学突然跟我说，他“亲戚”不同意，觉得20万太多了，给他又找了个律师，“亲戚那边让我和您这边办解除委托，我也很无奈”。
我知道他是觉得我无用，连谅解的钱都谈不下来。可讲价的过程我哪插得上手？
我隐隐有些生气，找出合同给他看，告诉他不符合退费条件。他不说话了。
过了几天，他新找的律师来和我对接了。这名资历更老、本地、男律师经过一番检查卷宗、和检察院沟通，得出了跟我一样的结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答应家属的条件。
王新学收到这个消息估计是希望崩塌了，给我发来了一句：“您相信公平，公正和正义吗？”
我都无语了，合着前面跟你普法讲理都白费了，法律不站你这边就是不公平了？
他继续崩溃地抱怨着：“为什么他们让我们签协议，就可以写上‘双方再无纠纷’，我就不可以？”
我觉得不对劲，追问他说的“他们”是谁。王新学这才告诉我，就在两个月前，他6岁的女儿在村里被一名村霸带走猥亵，对方只拿出了8万元的赔偿金，逼着他签了一份谅解书，“事后再不追究”。
我像被打了一闷棍，好半天说不出话。
“麻绳偏从细处断，厄运专欺苦命人”，这句很老很老的话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王新学说，那天发现女儿异常报警的就是他，后来谅解的，也是他。村里、家里都有人怪他，不该签谅解，要给女儿讨回公道，女儿现在和自己也没有之前亲了，碰一下就会说害怕。
可是他没有办法。那时候工伤事件已经发生，他自己就是嫌疑人，很可能会坐牢；村书记劝他谅解，说孩子还小，对方势力很大，怕会被打击报复，万一他进去了，女儿在外面不知道会遭遇什么。
我给他起草谅解书的时候，曾经因为他一直找毛病觉得很烦躁，以为他是在百度找的什么模板，没想到他当时就是拿着自己女儿的谅解书，在对比我写的这份谅解书。
一次他是受害人家属，一次他是嫌疑人，两份谅解书给出的条件天差地别。
我想问问案件细节，如果需要律师，我可以免费给小姑娘代理，却被王新学拒绝了，他说出这事儿牵扯到的各方势力，“我们斗不过他们的。”
反复的不幸，让他根本不再相信自己能有反抗的能力。
我又提出，可以跟检察院说说情况，可以在这起案件中争取一点同情。谁都能理解，作为父亲，他不想把自己女儿的赔偿金又赔给别人。
可王新学还是拒绝了，他说不愿意用孩子的伤疤为自己争取同情。
他说，他只是心里难受，想和我说说而已。
他说如果自己就一个人，坐牢也可以，赔偿也可以，都无所谓。可是现在他有一儿一女，他既想在外面保护着孩子，又怕把钱赔出去，孩子连上学生病的钱都没有。
他不是抠门，更不是情绪不稳定才导致反复无常，他是被身后一系列的事儿拉扯着。这样的两难，换做任何一个人，也无法选择。
说到最后，他给我发来小姑娘的照片，背景大概是他家里，农村平房最常见的水泥地，刮腻子刮得不是很平整的大白墙。桌子上摆着抽了半包的烟，吃完的花生壳，还有一个快餐盒。
杂乱的背景下，最瞩目的是小姑娘的笑颜：小姑娘坐在桌子前，手肘撑在桌子上，两只手各伸出2个手指举在太阳穴旁边，月牙一样弯弯的笑眼，还有兔牙。
特别特别可爱的小姑娘。
检察院马上要提起诉讼了，王新学仍然在左右摇摆。经常半夜改变主意，早上又改回来。在起诉前的10天，他终于最后一次告诉我，他决定给钱谅解了。
我已经习惯了他改来改去，一再向他确认，这次是不是真的决定了？
但这一次，直到和受害人家属约定时间之前，王新学都没有改变主意。我想他这次可能是真的想好了吧。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对的决定。对方家属仍然不承诺一笔勾销，后期会不会有无底洞的赔偿，会不会把王新学一家拖垮？
终于到了约定好谅解的那天，伤者家属请好了假在家里等着，他在本地找的那名律师早早地赶到了现场，我也腾空了时间随时准备支援。
那是个周一，我记得很清楚。周一往往是一周最忙的时候，但我还是盯着手机，每次手机振动都看看是不是王新学的信息。
从早上等到中午，也没等来王新学跟我说什么。
我问那边的律师，他给我回了一个叹气的表情，我就觉得不好。
对方律师说，王新学消失了，一整天都没有回消息。受害者家属被他的态度激怒了，已经走了。
而我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
直到晚上，消失的王新学才回了我的消息：“我奶奶的事刚办完，我感冒发烧，谁站到我的立场想过？”
我才知道，就在几天前，他奶奶去世了，他连轴转办丧礼病倒了，今天根本起不来床。
但我还是不能理解，生病了好好说两句，延期就是了，又没人逼你，为什么要放鸽子激怒对方，把路走绝？现在对方家属觉得王新学是诚心耍他们，非常愤怒，表示给钱也不会和解了；案子一旦进入法院阶段，就不可能是全身而退的“不起诉”。
面对这一地烂摊子，王新学给我的回答是平静的一句话：“我等法院判。”
我意识到，这才是他的决定。坐牢还是出钱，两条都是死路，他无法选择，潜意识里希望对方帮他做出决定，对方拒绝谅解，他就只能面对被判刑的命运了。
也许比起选择和争取，他更擅长逆来顺受。
开庭的通知下来时，我委婉地告诉王新学，可以不用找我去开庭了，到这里再付一笔律师费，意义不大，因为翻盘的可能几乎没有了。
王新学的语气平静，隐隐哀求：“你只要陪我出庭就好。”
白给我送钱？图什么？我有些忐忑，开庭前，还是决定自掏腰包提前去当地和王新学以及检察院、法院当面沟通一下，看有没有什么转机。
从盛夏接到委托，到现在已经是深冬，半年时间，我们没有给这个案子争取到一丝转机，反而是眼睁睁看着当事人把路走死了。
现在，我终于要第一次见到这个无数次在我的电话那头崩溃的当事人。
王新学看上去比身份证上的照片还瘦很多，175的身高，据他说体重也就120斤，照片上圆圆的脸现在看起来像骷髅一样凹进去，头发有一些油，肥大的羽绒服像个大麻袋一样把他包裹住。
我想象了一下最开始那个视频，瘦瘦的王新学站在那个600平的厂房里，好像蚂蚁一样。
他的脸我是陌生的，但是他一说话，熟悉感就回来了，还是那种看似井井有条，又带着焦虑和崩溃的语气。
我们没有多寒暄，他直接领着我往家里去。这半年来我也算看明白了，王新学是个上门女婿，能不能出钱谅解和他说没多大用，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他媳妇家。
王新学的妻子看起来娇小而漂亮，与王新学有些唯唯诺诺不同，她说话干脆，我能感受到，在这个家里是他妻子做主。
但说是招赘，这个家也不像短视频里那种招赘的家庭那么富丽堂皇，小区就很脏乱，室内采光也不好，下午4点来钟就昏暗得得开灯照明，灯就是一个简易的白炽灯灯泡，家里摆的也还是旧家具。
在这个昏暗的客厅里，王新学的妻子十分利索地告诉我一个结论：他们已经最终决定接受有判刑的结果，只要服刑时间不要太长，坐牢也好过承担后续医疗费。
妻子说这话时，王新学就在一边沉默着。
我突然有点明白王师傅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找我。因为我把他当成其他的当事人，去考虑了他坐牢会不自由、会辛苦，和家人分开会难过，没做错事被判刑会觉得冤屈。
而所有这些，在他们的世界里，都是一种奢侈。
他和他的家人，真正考虑的不是坐牢与否，而是王师傅不坐牢在外面能挣的钱，和让他不坐牢所要花的钱，二者之间的性价比。
这个小小的家，就像纸糊的一样脆弱，抛弃成为拖累的成员，是他们的一种共识。
我看着王师傅坐在那里，头越来越低，突然下了决心。
我告诉他们，这次开庭，我准备了一个新的思路，我们不打无罪，也不打罪轻，我打算把他的过失伤人罪，辩护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王新学瞪大了眼睛，明显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我问王新学，你知道什么叫受限空间作业吗？
王新学明显沉默了：“我不知道。”
我又问，你知道什么叫高处作业吗？王新学慌乱起来，“我也不知道。”
我说你不用害怕，你应该不知道。因为你是电焊工，不是专门的安全员，你原本就不应该履行看护工作。
像搅拌机这么高，孙师傅去贴密封条，如果是在外面贴，就属于高处作业；如果在机器里面贴，就属于受限空间作业，这都属于危险作业，危险作业是必须有专人看护的，而事实是只有一个做电焊的王师傅站在旁边。这本身就意味着违反了安全法规，触发重大责任事故罪——
在这个罪名下，王新学虽然仍然属于责任人，但最大的责任人，是工厂的老板。
我带着整整10页辩护意见，走上了法庭。
重大事故责任罪，是一个很少被应用，但又分明一直存在的问题。
过失伤人和重大事故责任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在生活中犯的过失，比如倒车没有看后视镜、扔东西砸到了人，后者则是在履行业务责任时犯错，就像王新学。
而在判罚上，两个罪名最大的区别在于，重大事故责任罪最大的责任人是工厂。
因为导致王新学“犯错”的根本原因，本来就是工厂。
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我看过千百遍最开始那个监控视频，越看越觉得熟悉。
昏暗的光线、扑簌簌的灰尘，以及面容模糊的工人，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大型设备像一个个钢铁怪兽静默着。
我有一个表哥，也是在这种小工厂上班，手卷进机器里，左手小拇指没了，无名指丧失功能。那时候他甚至还未成年，是个童工，那天没有人站在旁边，老板赔了几万块钱。
那时我还很小，对这件事的记忆只剩下昏暗的灯光下大人们凝重的神色，还有奶奶的抽泣声。
后来哥哥的左手上留了个深红色的、碗口大的疤，扭曲的的伤痕直接从手腕连到无名指。
我们都很默契地不去提这个事，只是每次看见哥哥的左手都不由得胆战心惊。
再伸进机器里一点点，就是一整只手都没了。
哥哥永远都是笑嘻嘻的模样，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恨过他左手的残疾，恨过改变他命运的厂子。
后来，我伯父也开了一个粉丝加工厂，很小的厂子，他的生意渐渐好起来，哥哥成了挥金如土的富二代，就像是对当年的一种补偿。
有一年我听说，伯父的厂子也出了事，有工人受伤了。伯父成了那个赔钱的人，他们对这件事的评价是倒霉，赔偿过后，安全保障还是不在乎。
这一切根本就不对。
像王新学一样的工人，每天超负荷工作，既要做电焊，又要检修机器，还要在同事检修的时候负责看护，一天工作超过10小时，没有节假日，薪资低得可怜，下班也处在压力和焦虑中。
他已经被变成了行尸走肉，即便真的看见孙师傅进入机器，也想不起来提醒，这不是他的错。
不应该是受害人和王新学、电工三个受害者在这里争得你死我活，应该是背后那个怪兽，吐出他吃进去的血肉。
在决定这个辩护方向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料到前路会非常艰难。
好消息是，在我的一番慷慨陈词下，检察院虽然坚持不能无罪，但当庭根本没有反驳出个所以然来；坏消息是，法官也没有完全被我说服，只是一直沉默。
庭审后，法官才面带难色地告诉我，如果这样判的话，应急管理局会有人要担责。更重要的是，工厂的老板已经躲起来了。
这个老板肯定早知道自己应该要有责任，事发后立刻把机器变卖到了河南，把厂房也封了起来。这也是当时公安侦察实验做得那么潦草的原因，实在是还原不了。
据说，他现在还离了婚，肯定已经转移了财产，想从他身上拿钱，没有那么容易。
如果更改罪名会导致受害者拿不到相应的补偿，那也实在称不上正义。
我们都陷入了两难之中。
开完庭后，王新学再见到我时还沉浸在兴奋中，他似乎对我在法庭上的发言很满意，一个劲地感谢我，说我说的很有道理，谢谢我为他付出。
我没有那么乐观，给他泼了一瓢冷水：我说得再有道理，法院现在拿不定主意。
现在，唯一的出路其实在王新学自己身上。他可以主动去控告老板，被告变原告，先把老板控制起来，确定他有没有钱，才能推动案子进行下去。
听到这个提议，王师傅的脸色肉眼可见的一下凝固了。他嗫嚅着说，老板肯定会报复他的。
我立刻拍胸脯说，我会帮你告到底。
王新学还是不说话。我有些恨铁不成钢地劝他：“王新学，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说过，你们那里的工厂都这样，今天孙师傅受伤，明天还会有张师傅、李师傅受伤，还会有赵师傅、钱师傅要倾家荡产地赔偿，你觉得公平吗？我觉得不公平！”
王新学沉默了很久，慢慢地说出一句话：
“康律师，你想说的我明白，打工者里有千万个孙师傅，也可能有千千万万个我。”
他答应了。
我瞬间热血沸腾，脑补了一大堆我们为千万工人而战的画面，立刻要开始准备材料，给他计划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王新学好像没听懂，或者没听进去，自顾自地对我说起他家里的事来，他说他已经跟老婆说好了，如果被捕，就跟孩子说他去外地打工了；又说女儿还小，跟这件事没关系……
这话说得有点像交代后事，我没太明白，安抚他说，我们捍卫自己的权力，都是合法合规的，你不要想太多。
王新学只是笑了笑。
那天，他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自己的决定，和任何人没有关系。”
那天晚上，我和当地的朋友约了晚饭，找了个餐厅大吃一顿放松。吃完饭晚上八九点，我才拿起手机。
有几条未读信息，其中一条来自王新学：“我想做个人，做个好人！是他们不给我做人的机会！”
我皱了皱眉头，怎么就到“做人的机会”了。我输入了一句“咱们合法合规的”。没想到消息发出去，却看到一个鲜红的感叹号。
他把我删了？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立即给他打电话，电话打不通，给他爱人打电话，家人也不知道他在哪。
我只能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拨打他的电话，不知道第几遍的时候，他终于接了。
我试图平静地问他在哪里，发生什么事了？
王新学好像没有听到一样，静静地问了我一个问题：“康律师，法律的意义是什么？”
王新学要自杀。
因为我建议他控告老板，因为他想帮工友们控告老板，他决定自杀。
他的理解里，觉得只有死，才有可能证明自己的冤屈，才有可能博取关注，从而战胜老板。
我曾经数次意识到，王新学不“完美”，他不一定诚实，他不一定工作全神贯注没有犯错，他不一定能理智地选择最好的那条路，他不一定能坚持到底。
我接受了，我知道他被一片泥淖死死困住，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可是我竟然从没意识到，他这样的人，过着这样的日子，是没法像一个英雄一样，去一步步抗争的。
他不会用什么法律、什么关系，他觉得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一条命。他这样的人，一旦有了一颗善良的心，想要同情受伤的孙师傅，想要为其他工人去抗争，他唯一的办法，是自杀博取关注。
他不相信自己能活着赢，因为他可能这辈子就没赢过。
想明白的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眼睛湿了。
那通电话里，王新学给我说了很多很多。
“我家就我一个儿子，我爸30多有了我，现在他们都70多了。他们都是种地的，因为我这个事，去年拿了2万给我，今年又拿了1万”
“我大儿子，现在上高二。老师也评价他是那种不爱说话、但是成绩不错的孩子。那天我和我老婆吵架，晚上谁也不理谁。孩子有个作业就是让他给家长写一句话，我儿子就写了‘家庭’两个字。”
“赔偿金不是我要的，是我小姨子去要的，我女儿这里都是我媳妇代理的。谅解书上是8万，最后到我手里就是六万多块钱。”
“我以前打工，最穷的时候都中午吃饭都没钱，但是干体力活不能不吃午饭，我没办法，只能在家呆着，躺在床上饿着，省钱。”
“有一次我儿子发烧，看病的钱也拿不出来，我是上门女婿也不好意思找我岳父岳母借，最后找工友借了300块钱才给孩子送医院去。”
我听见他在哭，很难听的，鼻涕眼泪在嗓子里梗住，好像一辈子没有哭出来。
王新学轻轻地说：“除了我家人和父母，从来没有人像你对我这么好。”
他说他删我微信，就是怕死了牵连到我，还说要现在跟我解除委托。
“跟你做朋友，我不配。”
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根本没有把他当“朋友”。我们几乎没有案子以外的交流，我为这起官司愤怒，是因为我有类似经历的家人，因为我有法律理想。
我把自己的正义强加给他，用巨大的压力把他逼到了自杀的悬崖边，我明明是世界上最坏的律师。
就这样的关心，对他来说，竟然是生命中第一次。
我不得不反过来用他的这份在意去道德绑架他，我说你要是做傻事，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甚至也会连累到我，会有部门来调查我。
王新学迟疑了一下：“我删你微信，就是不想牵连你，我现在和你解除委托，我之后做的一切和你无关。”
我恶狠狠地说不可能，编了一大堆当事人出事律师职业生涯毁掉的故事：“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给我忍到一审，不是说好了要继续一起走吗？”
王新学从将信将疑，到慢慢相信，崩溃地说：“我不想连累你，我没有办法……”
我说那你就不要死，好好的，现在快回家。
他哭了好久好久，终于平静下来。我听到他缓慢地嗯了一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不会再有这种想法了，我向你保证。”
王新学，他就是那种，为了自己活不下去，但会为别人活下去的人。
确认王新学在回家的路上后，我终于挂断了电话。
通话时间显示1小时48分钟，我感觉自己的心在狂跳。
我难以想象，如果他真的跳下去了，我这辈子要背上什么样的心理阴影。
那是一个胆战心惊的周末。我明里暗里告诉了王新学的妻子多看着他一点，时不时还微信问王新学一嘴，看他回复如常，才安心一点。
好不容易挨到周一，一上班我就给法院去电话，告诉他王新学情绪不稳定，有自伤风险。这个问题从根源上解决，还是得解开案子给他的压力。
法官最开始觉得不可思议，即使判决也不过1年左右，哪里用得着寻死觅活的？
我说，真正压垮他的，是他觉得没有人帮他，他看不到一点希望。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法官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只说了一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不久后，王新学就告诉我，法院给他打了个电话，足足20分钟，就问他有什么难处。最后，法官向他承诺会亲自联系伤者，沟通谅解事宜。
他的语气有些迟疑，不敢置信的感觉。
在很多群众眼里，法官就是“青天大老爷”。也正因为这样，法官会有意识地控制不要干涉过多，否则就丧失权威了。这一世我第一次遇到法官庭后亲自联系嫌疑人的情况。
很快，地方派出所警察也找到了王新学，问了问他的近况，安慰他说如果有困难可以找警察，他们可以帮他找工作、会保护他的家人，叮嘱他不要把事情憋在心里。
每个动向，王新学都跑来跟我说，语气从迟疑，变成“早干嘛去了”的愤怒，之后归于平静，有一点点激动。
我想类似的消息大概也传到了受害人家属那边，又过了好几天，法院告诉我，受害人那边同意重新谈谅解。
最重要的是，这次他们愿意接受那条“双方再无纠葛”，我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解决了，王新学不会背上无底洞了。
王新学的家人为他借钱凑出了20万赔偿金，双方最终达成谅解。
4天后，案件最终宣判，尽管已经错过了不起诉的机会，但法院还是只判决了王新学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意外，他就不用去坐牢了，还能继续工作，陪伴、保护自己的孩子。
法院还告诉我，其实，中级法院已经给出意见，同意王新学的罪名改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只是由于老板的财产很难追，共同被起诉的电工已经认罪认罚，王新学又与伤者达成了和解，他们认为，保持现在的思路更有利于解决矛盾，否则即使起诉老板，伤者能拿到钱的概率也很小，那个家庭和王新学一样，风中飘絮，承担不起。
案子结束后，我看到王新学把微信昵称改成了“苦尽甘来”。我认识他九个月了，之前他的昵称一直是空白的，头像则是一片黑。
现在，他的头像亮了起来，变成了一片黄灿灿的向日葵田。
做一个普通人就好。即使人生的容错率再低，面对现实做出无奈又怯弱的决定，但只要有机会被众人原谅和关心，他就能有勇气继续承担自己的责任，保护孩子，弥补过错；而我们会承担我们的责任，继续前行。
这已经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结局。
我们都很爱看英雄的故事，手拿利剑，干掉坏人，选择最困难的道路前进。
但今天的故事不是。
这是一个普通人，会犯错，会害怕承认错误，面对两个同样坏的选择，左右摇摆无法下决定。
他也想做英雄，却从开始就不可能成为英雄。
但我仍想给他30分钟，读完这个故事，记住这个名字，陪他闯过这一关。因为世界上英雄只有几个，说英雄故事的却成千上万，世界上普通人成千上万，说出他们难处的故事却寥寥无几。
我想把这个天平稍微拨动一点点。让他这样普通的，容错率极低的一生被看到，被理解。
因为很多时候，他就是我，我亦是他。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卡西尼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1242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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