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5月23日，冀中一天五战失四将，八路军在这一天经历了什么|冀中|方面军|骑兵团

华北日军将河北划为冀东，冀西，冀北（平北），冀南和所围绕的中央等五个地区，该中央平原地区就称为冀中。而八路军方面将京汉，津浦，石德，北宁铁路线所包围的地界称为冀中区，八路军在此建立的根据地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冀中抗日根据地。

《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曾在冀中军区警备旅（兼6分区）政治部锄奸科任干事（当时仅17岁），据他回忆，日寇“五一大扫荡”之前的一天晚上他去警备旅司令部，看到墙上挂着的敌我态势图后大吃一惊：原来形势已经这么危险。他头脑中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张图只能给首长们看，绝不能流传出去，不然会影响军心士气。

“五一大扫荡”一开始，第六军分区就采取了分兵。政委旷伏兆（开国中将）带二团760人、一团第三营500多人、三十一地区队574人、四十四地区队425人，合计约2300多人，组成路南指挥部，跳到石（家庄）德（州）路以南的外线活动；王长江旅长带分区司令部、分区特务连、警备旅侦察连、一团团部、一营600多人、一团二营500多人、四十地区队600多人，合计约2300多人，组成路北指挥部，坚持在深（深州）南根据地斗争。

所谓外线即日据地区，日军抽调主力去我根据地扫荡，后方兵力空虚，相对来说反而敌情不严重。内线部队在根据地抵抗日军扫荡，外线部队在鬼子后方端炮楼、搞破袭，一拉一打，逼迫扫荡的日军撤军。这种形式几乎成了根据地反扫荡的定式。

冀中军区部队

冀中军区（八路军三纵）是晋察冀军区下属的二级军区。“五一反扫荡”前，冀中军区直属部队有骑兵团、回民支队和抗大3团，军区辖第6--第10军分区，每个军分区辖一个主力团和一个基干团，三个地区队，并有各县大队、区小队（脱产、半脱产民兵）和各村不脱产民兵配合行动。另有南进支队（16、21团）此时已进至冀鲁豫，后划归八路军2纵。

八路军冀中军区警备旅，这是抗战时期我军一个比较著名的主力旅。1938年，王长江、张存实（失去关系的地下党员）率部分河北民军起义后，改称冀中民军，后又加入了博野民军张子元部，以及晋察冀抗日义勇军一部、吕正操东北军691团一部、八路军120师一部，整编为冀中军区警备旅兼第六军分区。

警备旅一团是有14个连的主力团，1600多人，二团是基干团，取消营的编制，简化了指挥层级，精简了机关人员，团部直辖5个大连。

基干团是主力部队缩编而成，连、排、班各级保留下来的多为原先各团战斗骨干，兵员素质有所提高；部队整体装备水平也得到提升，当时基干团每个连都能有至少3挺轻机枪，还有2到3具掷弹筒；团特务连编有警卫排、重机枪排、通信排、迫击炮排，整体火力没有减弱；并且，更多弹药集中到精兵手中，步枪以连为单位统一制式，各连口径基本一致，也减少了后勤负担。

从事后结果来看，这种小团大连制的编制，非常适合于大扫荡时期的我军。建国后粟裕将军一度进行的改革，就是试图恢复这种建制。时至今日我军的“合成营”，其实就是这种多兵种合成的“小团”。

警备旅二团原来也是主力团，先是抽调部分连队与各县大队组建第一游击总队，其后又抽调三个连与游击总队合编为三个地区队。二团的主力是原120师的两个警卫连扩编而来的二营，因而战斗力很强。

地区队是晋察冀军区特有的武装形式，由各军分区的游击总队与主力部队抽调的建制部队合编，组建地区队（团级）。每个地区队一般4--7个连，400--900人，当然这是理论数字，也有的不满300人，如遭受重大损失的十分区32团改编的43地区队。

地区队编制和装备与主力部队差不多，绝对不是“土八路”，与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唯一区别大概是他们是不穿军装的“老八路”，且活动地域一般限制在几个县的范围，不能像主力部队那样大范围机动作战。

下图为第7军分区32地区队在深泽县进行的村落防御战。

冀中地区的抗日斗争起的作用最大的就是地区队。冀中主力部队转移后，除24团留下外，各地区队就成了抗日的主力。大反攻前，地区队重新穿上军装，整编为我军野战主力团。

警备旅1团3营新兵较多，第40地区队是三个地区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从分兵看，既有将有力部队加强坚持根据地斗争，又有防备被鬼子一锅端的考量。

在冀中大平原上，两三千人规模的大部队非常不利于隐蔽，遇到日军合围时从两股日军的中间穿插出去非常困难。冀中军区的基干团、地区队就是从实际出发实行的编组，这种五百人左右的队伍，遇到日军四五十人的一个小队可以歼灭，遇到日军180人的中队可以一战，遇到千余人的日军大队可以坚守后突围。

路南指挥部的部队分成了两大股行动，深南的部队则分成了三股：王长江旅长带旅部和二营，一团政委陈德仁带一营，团长张子元随第40地区队活动。

岗村宁次的谋划

早在1941年，华北日军就对冀中根据地实行分区“扫荡”和蚕食政策，建有超过500个据点，位居华北八路军各根据地之首。1941年6月开始，日军重点清剿第十军分区，年底，原第十军分区完全沦为敌占区，司令员朱占魁学习归队途中因汉奸告密被围，受伤后被俘（1951年11月因历史问题被判处无期徒刑，1975年3月5日获特赦，1979年予以平反。），至同年底，冀中抗日根据地缩小六分之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冀中军区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均出现了乐观、轻敌思想。1942年1月17日军区指示各军分区，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之大部陆军，特别是华北军队虽不能调地，但增兵华北的可能暂时消灭，兵力也更加消耗与分散，势必不可免的在军事上的力量必相对的减弱。......敌组织较前规模更大的‘扫荡’ 将暂时不可能了，但小的扫荡，分区的‘扫荡’ 则不会停止且将增加……”。

这种判断低估了华北日军为支持太平洋战争而更加积极进行作战，摧毁根据地的可能性。

2月初，华北日军对晋西北和太行山发动一个多月的“大扫荡”，造成我方较大损失。2月11日，八路军总部指示各兵团要“打破把目标新形势下敌后之‘扫荡’当作以往一般‘扫荡’看待的观点，反对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战局估计不足之乐观主义，反对麻木现象”。不久日军增兵冀中地区，这引起了冀中军区的警觉。遂于4月，接连下发作战指示，积极准备反春季大扫荡，但为时已晚。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

日本华北派遣军为了此次扫荡，做了周密的战前准备，并特意从四月开始，接连对冀东、冀西与冀南“扫荡”，意图使冀中军区产生例行“讨伐”的错觉。

不幸中的万幸是，日军在3月已成功破译冀中军区电台密码，基本摸清我各军分区主力部队大体位置和动向，但由于4月26日开始，八路军开始电波管制并变更了密码，华北日军只能寄希望谍报人员收集我军情报。这成为“五一反扫荡作战”冀中军区主力得以保全的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扫荡计划如下：

第一期（10天）：由110师团、26师团、27师团自西北、北、东北向南，独立第7、第9旅团、骑兵13联队自东南、西南向北，企图将冀中八路军赶入预先设计由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线构成的三角地带。同时，第41师团乘火车自山西向邯郸佯动，做好向石德路展开的作战准备。

第二期（5天）：由41师团、独立第九旅团由西南向东北，110师团、骑兵第13联队自滹沱河、沧（州）石（家庄）线由北向南、独立第七旅团由东南向北，将被压入包围圈的我军歼灭。

第三期（25天）：第一阶段（10天），反复扫荡，彻底消灭八路军；第二阶段，在“扫荡”八路军的同时大力推进日伪据点，封锁线等建设。最后，再由第41师团在该地区转入警备状态。

狡猾的岗村

从日军的计划可看出，日本华北方面军策划的这次大扫荡与以往不同，其目标是彻底击毁我根据地，将冀中变为日军稳固的大后方。

然而，我军从上到下虽然知道日军这次来势汹汹，但也仅仅把这次扫荡当成比以往规模大一些的扫荡来对待。

4月29日，日军对冀南根据地发动扫荡，冀南军区机关、区党委及上万名干部战士和群众被合围，冀鲁豫骑兵团（129师骑兵营扩编）决死冲锋，杀开一道缺口，我军在付出惨重损失后突出合围。

1942年5月1日，日军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冀中“五一大扫荡”，日军残暴的“三光”政策正是始于此次扫荡。

日军扫荡前，八路军冀西部队（杨成武部）提前发动了进攻，试图打乱敌之扫荡部署，但是日军早有准备，故未能影响战局。

冀中部队在战役初期并未遭到重大打击，反而不断地给扫荡的日军部队以打击。这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日军这次扫荡的第一阶段目标主要是”赶“，即把我军主力赶到滹沱河以南、石德线以北、滏阳河以西的合围地区。对于我坚固设防的堡垒村采取的是派兵监视，或者直接绕过向突击目标线前进。二是冀中军区部队反扫荡很有经验，扫荡一开始各县委带县大队、区小队就地坚持，执行外线作战的主力部队敌进我进，从日军两支部队之间的缝隙穿插出去。

扫荡一开始，冀中军区首脑机关仍留在根据地中心地区（深，武，饶，安）一带活动。5月7日，发觉滏阳河水位上涨，这意味着日军把小范镇附近水坝的水闸放下，令该镇以上滏阳河水位上涨形成障碍。因此，冀中军区机关和随同活动部队趁日军合围扫荡还未开始之际，于5月8日夜从小范镇南边渡过滏阳河，进入滏阳河、子牙河以东地区，跳出了日军第二期作战的包围圈。

此时，日军情报部门仍然无法确定八路军主力行动方向，甚至第27师团5月7日急电华北方面军：“综合研判各项情报，在三角地带内之敌军主力正向其东北方地区陆续逃避移动中。因此方面军必须改变作战计划，将第41师团调至天津方面，在子牙河、任邱、河间地区包围歼灭敌军。” 这个时候，岗村宁次和方面军参谋部做出了正确的却是对我军致命的判断：“三角地带内之敌似已预知我作战企图而动摇，部队及居民确有移动，但军区之主力依然在三角地带内，故第二期作战方针不必改变”。

5月10日晚，日军利用石德铁路将扫荡的主力第41师团运送到辛集、衡水之间展开，11日拂晓，由41师团统一指挥各部队，展开了第二期作战。

大、小尹村突围战

第41师团是抗战爆发后日本组建的三联队制师团，定员17055人。为了此次扫荡，日军将其从山西千里机动调来冀中，下车几个小时后即开始发动进攻，这一方面证明了日军很强的机动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该师团日军的军事素养很高。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极力贬低此类守备师团（还有独立混成旅团）的战斗力，以此来反向说明八路军对付的只是二流、三流部队，贬损八路军的抗战。事实上，日军这些部队长期与八路作战，其战斗力仅次于日本的常备师团，甚至还能打一些。41师团后来调至冲绳，作为主力给美军造成很大伤亡，远高于太平洋战场那些常备师团给美军的杀伤。

41师团千里机动，为应对大平原和扫荡八路军，特地研究所谓的”梳篦战法“，即每个步兵中队按500米的间隔散开，大队再将各中队并列起来遮挡整个队形的正面，以搜索敌人，并将他们赶入网内。为保持各大队、中队间的指挥联络和集中兵力，预先安排第二线部队或预备兵力，同时加强各部队间通讯联系和指挥的敏捷，每个大队编有20人左右的自行车队、骑兵小队，必要时将这些自行车队，骑兵小队分配给各个中队，以加强指挥联络，搜索敌情及切断敌军退路。

事实上，梳篦战法就是一种恃强凌弱的搜索式进攻战法。日军的这种战法很有效，“东西长二三十公里，南北长一二十公里的封锁线上，日本兵一个挨一个，并肩向中心推进，连庄稼地里的野兔都被赶得东跑西窜”，冀中军区坚持内线斗争的许多部队和大批的百姓都被这张网越收越紧。

11日，深南县西河头（现深州市北西河头村），警备旅直属队及一团二营700余人被日军包围。

在白天的围攻中，日军出动了四辆坦克，还有飞机。虽然日机投弹不准，但也使我方意识到日军这次扫荡比以往的规模要大得多。

日军的小型坦克虽然装甲薄，可是对于缺乏重武器的我军来说威胁极大。战斗中，日军坦克冲入村内，团警卫排长付宪清带领战士们一口气投出几十枚手榴弹，炸坏了一辆。日军的步坦协同并不好，坦克冲进去了，但是步兵却被挡在了村外，剩余的三辆坦克只好退出村外。

抵抗了一个白天后，部队趁天黑突围。

徐光耀在《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写道：

一仗下来，我伤亡60余人，却毙敌四百多名。入夜后安全突围。敌我力量如此悬殊，敌我伤亡也如此悬殊，难道不是非常难得的漂亮仗吗？然而，我们当时正处于被歼的命运，连续转战，极度紧张，“能突出来已算侥幸”的心理，使人们很难把它当作胜仗看待，以致一直沉没在大环境的凄怆中。

作家没有写到的是，在董西河头的分区侦察连为了掩护主力部队，与日军死战到了最后，除连指导员负伤幸存外，其余全部牺牲。

12日，二营奔波百余里，来到沧石路北饶阳县的大小尹村，此处属于八分区，恰恰是日军包围圈中心。各分区的许多部队都跑了进来，敌人已完成“铁壁合围”。各部队领导研究后决定顶到天黑，然后分散突围。所谓分散突围，就是能突出去多少就突出去多少。

六分区司令部和2营的突围方向是先向北，然后转向西南，到深县的梨园集结。然而在突围时，又有一些地方同志和群众被日军挤压过来，部队被冲乱。雪上加霜的是，半夜时分，忽刮狂风，飞沙漫天。战士们只得解下绑腿，大家拉着带子牵扯前进。哪知迷了方向，转到天亮，竟不曾离开大小尹村多远。

天亮后，日军发动总攻。失去了坚固村落的掩护，建制已乱的部队被敌军的炮火、机枪打散，同在包围圈内的百姓也遭受了屠杀。分区司令员王长江到达梨树园时身旁仅剩10余人。

14、15日，日军又以深县东北和安平地区为“扫荡”重点，同时，第7旅团和骑兵13联队向滹沱河北岸扫荡。

15日，第二期作战结束。

八路中计了

这一阶段的作战，我军坚持内线作战的部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远未伤筋动骨。虽然很多部队被打散，但是很快一个连、一个排、一个班甚至三两个人陆陆续续归队，恢复了建制。

日本侵华的司令官中，岗村宁次的水平应该是最高的。岗村宁次根据战场情况，迅速得出冀中八路军主力未被消灭的判断，他也迅速调整了作战计划。

日军放出扫荡结束的风声，大摇大摆的将41师团、独立第九旅团从根据地中心区撤出，在根据地内只留少量日军和伪军执行清剿，以此来迷惑我军。实际上，日军仅仅是撤到了根据地的外围，甚至利用机动力强的特点，白天乘汽车撤走，晚上又偷偷返回。

岗村的这一招奏效了，在当时，冀中军区内部上下出现“日军大扫荡快要结束”的说法，而从天津，保定等大中城市收到的情报中，出现日本天皇被刺的谣言。再加上对国际形势的误判，致使冀中军区出现华北日军“扫荡”主力已撤退的错觉。冀中军区判断日军“有移兵一部回到外线重组合围的可能”，将此阶段定位为“处在敌人准备再合围与转入‘清剿’ 的时期”。

冀中军区5月15日下达反清剿命令：“德对苏夏季攻势已开始，日寇有发动北进配合可能。因此，对我‘扫荡’有更加急迫与迅即转入‘清剿 ’ 阶段之势”。要求“在外线主力军不是分散活动，而是集中一定兵力袭击重要城镇与交通线”，提出根据地反清剿的关键在于“保存干部，保存地方下层组织，保存青壮年”与“加强农村团结”。

撤到沧（州）石（石家庄）公路北，收容5月13日大小尹村突围战失散人员的六分区司令员王长江，接到的冀中军区首长电令：

“目前反‘扫荡’的中心任务，在于内线坚持反‘清剿’、反抓捕的斗争，外线部队展开破袭，开辟新区，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并以得力部队深入之。六分区的警（备）一团立即回深南，恢复社会秩序，打击敌人‘清剿’，收容失散部队……”

其实，用不着军区下令，大部分指挥员都会按照以往的经验，开始着手返回根据地。日军扫荡完后，在撤出根据地前的清剿阶段，会四处破坏我根据地设施，甄别抓捕我零散掉队人员、隐蔽人员、伤病员，破坏根据地基层组织，戕害同情八路军的群众，部队早一天回去，根据地就少受一天破坏，人民群众就少受一天难。

日军判断在三角区内仍有我主力部队，计划从23日再次展开扫荡行动。而我之反清剿命令恰恰让刚刚脱离险境的部队再次投入了日军预设的包围圈中。

鬼子的回马枪

很多回忆录多是把自己打扮成事后诸葛亮，甚至有一段时间，网络上出现了一类文章，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团长反对回去，但是不会打仗的政委命令回去，最后落入鬼子包围圈，临牺牲前政委写信给中央要求取消“政委有最终决定权”。这种地摊文，没名没姓没番号，要么是无脑，要么就是东南某岛的敌对势力炮制，目的就是诋毁我军的军政双轨制，诋毁党指挥枪。

20日，日军扫荡根据地外围青县、建国地区，同日，我冀西、冀南部队对平汉、石德路展开全线破袭战，试图配合我冀中部队。也就在这一天，日军第9旅团竟然提前三天开始了扫荡，原因是汉奸告密。

5月19日夜，第六军分区40地区队和深束县大队，以及区小队共300多人来到深南的白宋庄，我军转移的情况被村里的汉奸和附近据点伪军掌握，汇报给了日军。

5月20日一大早，部队正在吃早饭，哨兵发现北方出现敌情。这时候，我军犯了第一个错误：马上转移。按照冀中反扫荡英雄王春荣（17团7连连长）总结的第三条经验，他们应该是：”实行坚守防御时，一定要待天黑以后再行转移，从而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

此时的冀中平原，青纱帐未起，大白天转移毫无遮蔽物，根本摆脱不了敌军。很快就被日军骑兵追上，周围的敌军越来越多，前路被堵。这时候，他们犯了第二个错误：掉头返回。

此时正确的做法，要么就地坚守到天黑再突围，要么按照王春荣的第一条经验：”我军在被敌人包围、合击，遭到进攻时，不要作背敌转移，而要向敌转移。“即冲将过去。

白宋庄已被日军占领，两路日军南北夹攻，部队被压制在白宋庄村南两里多地的一片洼地之中，进退不得。洼地的东西两头各有一座砖窑，相距400余米，在抢夺砖窑的过程中，他们也失败了。日军在砖窑上架起机枪，部队只能卧倒在田地土陇之间，几乎是单方面挨打，眼看着已陷绝境！

趁着日军稍一疏忽，一部分战士向日军发起了冲锋，吸引了日军注意力。区队长张合（开国少将）率领其余战士借着手榴弹的硝烟展开了决死突围，最终突围成功，而留下来承担掩护任务的80余名战士战斗到了最后。

王春荣的第二条经验：”与敌追逐过程中，留下小分队实施节节抗击，消耗、牵制、迟滞敌人，为主力顺利摆脱创造条件。”

砖窑旁的洼地，此时已不适合就地坚守，40地区队这次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在后期的反扫荡战斗中，第40地区队又多次遭受重大损失，但是他们顽强地战斗在燕赵大地，坚持到抗战胜利。后改编为冀中82团，编入杨成武兵团，为第68军第203师第607团，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创造了奇袭白虎团的光荣战绩。

5月20日，在40地区队遭受重大损失的同一天，蠡县潴龙河畔，冀中军区唯一的“机械化部队"骑兵团（115师骑兵营扩编）遭遇了日军步、骑、炮的围攻，冲出合围后，骑兵团失去战斗力，余部与同样在大扫荡中遭受重大损失的回民支队编入南进支队，后编入冀南骑兵团，而回民支队后又在杨得志司令员的率领下进入陕甘宁。参加保卫延安。

由于日军早有准备，我在外线的部队虽然有冀西冀南兄弟部队的配合，但是对日军的反击并不顺利，而日军也不顾其后方烽烟四起，铁了心要在冀中根据地把扫荡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