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国实行了近40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终结。2003年，国家提出让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房地产业被正式确立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尽管这之后，重庆等地效仿开始探索公共租赁住房模式，这一模式在后来逐渐成为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公共供给标配。而一些地方也陆续完善政策，鼓励、支持单位以团购、共建的方式建造住房。但这些总体上只作为补充。
大家比邻而居，终将陌生
经由20多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相较于过去已经增长到比较可观的水平。居住空间革命带来了多重复杂影响：
在家庭上，多居室提供了几代同堂的可能性，也有很多家庭采用购置两至三套住房来实现老年人与成年子女的居住分离。
在邻里关系上，城市居民已经很难建立起过去那种长期熟悉的邻里关系，而单位建房、分房不再成为主流，使得邻居=同事的现象无疑变得非常罕见。而随着城市人口流动的加快，城市里无论是新建造的各种档次的住房小区，还是老旧小区，很多人都发现，自己的邻居经常变化，小区里总是出现绝对意义上的生面孔。这就真正意义上进入了陌生人社会。
这种情况下，邻里关系一度走向了极低点，也就是单纯意义上的、物理意义上的比邻而居，彼此并不关心如何生活和生存，没有人去关心邻居是谁、又有什么样的喜怒哀乐。而小区内外的公共设施，相较于人口密集度和绝对数量，供给远远不足。比邻而居的陌生人之间还会因为很多生活琐事发生纠纷。
这种情况下，在相较于过去而言的全新居住空间，城市居民会发现自己在维护权益过程中面临很大阻碍：
第一，得不到“单位”的介入，而大多数邻里纠纷以及利益矛盾，又谈不上报警寻求警察介入；
第二，居民业主或租户，呈现原子化存在，这在与物业公司进行博弈时处于极大的劣势，尽管一些大城市的部分小区的业主试图紧密抱团，通过组建业委会等方式来增强行动一致，但达成这种目标无疑是极其困难的；
第三，居民的原子化状态，因为城市小区呈现“若干栋集合住宅与围合式公共空间构成的大型封闭式小区”，因为困扰居民的很多问题，往往只能引起同小区其他部分居民业主及租户的共情、支持，而很难跨小区带动更多支持。
如前述，建构在陌生人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邻里关系，缺乏实现紧密联系的很多条件，反而还面临建筑形式衍生的问题、集合居住产生的相邻关系问题、高密度居住衍生的问题，如高空坠物问题、业主或租户将电动自行车带入楼道或住宅停放充电的安全问题、相邻居住产生的油烟和下水管道堵塞等问题——这些使得出现有些法律专家深切期待的居民行动一致，变得十分困难。
行政主导下的社区治理，有利有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德福所著的《中国式社区》一书就谈到，中国式小区，也就是高密度陌生化社会空间，是认识和理解我国城市社区和社区治理的起点。
最近十多年来，具体来说就是2012年、2013年以来，城市社会治理的覆盖性和有效性显著增强。
当然，大家很清楚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显著增强，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年来，城市管理中心下沉，原先集中在区县一级的治理责任和执法力量，开始充实到街道一级，而很多情况下，街道将社区的资源、空间和人力纳入集中行动的力量体系，这使得社区的行动能力表现出来，就要比过去更强（当然，这也必然使得很多地方出现“强”街道、“弱”社区，街道凭借更为充分的权限、更加充足的资源代劳了原本应当由社区履行的很多责任）；
另一方面，基层治理在疫情防控三年里得到了检验，以及进一步的强化。现在在很多地方的城市，居委会、基层党组织以及物业企业、已经组建完成的小区业委会，还有一些由居民自行搭建的自治组织，确实已经非常完善。在疫情防控的三年里，这些组织的协作效能得到了充分检验。
《中国式社区》书中还谈到了社区治理或提高效能，或走出僵局的另一个重要力量，那就是积极分子。哪怕是社区自治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一些地方、社区、小区，多数居民的参与度也是很低的，能否搭建业委会、能否有效履行社区自治的基本功能，其实主要有赖于社区、小区里能否涌现数量上达到最低要求的积极分子（比如，小区常驻居民人数的2%-5%）。
如书中所说的那样，积极分子未必是所谓的政治身份或财富等方面的精英，但有着更强的责任心和参与意识，他们、她们以两种方式来发挥作用：一是主动与社区（居委会）合作，参与各种活动，承担楼组长、居民代表、网格员等公共身份，二是积极参与居民自治、业主自治等居民自组织的组织、响应。
《中国式社区》这本书深入探析了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者、社区服务、社区自治、业主自治等社区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而今的社区居委会，其实上就成为了居民眼中的基层政府的延伸，大量从事上级交办、部署的工作，“从组织形态和运作方式来看，居委会确实行政化了”。而且，不同于农村地区的村委会，城市社区的居委会的组成人员的在地化比重很低，也就是说基本上不是本社区的居民。这种安排当然也有一定优势，也就是居委会组成人员与工作地社区的利益纠葛并不深，而且组织行动效率比较高；但是也必然造成社区、社工与工作地社区的居民之间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情感隔膜。
书中谈到的市场化供给，其实不仅仅限于物业公司向居民业主提供的相关服务，而且现在的社区也采购部分服务项目提供给辖区居民，这其中包括书作者提到的财政、社区付费购买专业型的社会组织向居民提供服务，诸如现在在一些城市爆火出圈的社区夜校、儿童托管以及社区（敬老）食堂等。
这本书用了大量篇幅来聚焦社区治理实践。书作者通过对不同类型、人口规模、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的社区运作情况进行深入调研、访谈和剖析观察，梳理出了诸如社区动员策略、模糊化运作策略、简约治理原则，社区服务供给与协作机制、物业纠纷发生于化解机制，并围绕社区治理应当如何有效激励积极分子、约束消极分子、有效培养新生代社工与干部，提出了富有见地的观点。
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总的来说，这本书具有三重价值：首先，在当下考公热度不退的背景下，很多毕业生和在职人员有机会报考的职位其实主要集中在街道、社区等基层社会、社区治理环节，这本书可以帮助报考者尤其是被录取者真正意义上了解中国社区治理的特征和逻辑。只有了解了这样的基本问题，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出现一些年轻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备考，然后经过激烈竞争后被录取上岗，却因为此前对社区工作的复杂性和逻辑特点一无所知而显得格格不入，最终要么离职，要么始终处于一种比较负面的情绪状态。
其次，有助于社区治理从业者，比如街道、社区的“在编”干部、聘用式社工，以及提供专业服务由财政、社区购买向居民提供的服务者，还有就是小区业主自治的积极参与者加深对于中国社区治理现状、问题及其历史成因的了解，因地制宜找准工作的突破点。
第三，可以帮助大众读者加深国情了解。中国国情了解，肯定不止于停留在中学历史、政治、地理课本上的有限知识，而是中国发展现状在许许多多具体方面的呈现，这些呈现符合哪些一般规律，又有哪些特异之处，不能简单套用外国经验和模式。《中国式社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城市社会流动性、异质性、陌生性带来社区治理复杂化特征，要解决现有的很多问题、化解很多矛盾，需要致力于构建治理共同体，而这就属于一般规律与本土特征的结合。
所评图书：
书名：《中国式社区》
作者：王德福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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