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相信，好的管理不只是知识、技术、制度、流程这些“硬实力”，文化、愿景、领导力、信任这些“软实力”更重要，而软实力的根本始于领导者的修身。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管人也罢，管组织也好，中国人都有过傲人的经验。那么，我们的老祖宗有些什么样的治理智慧呢？
第一个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是儒家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里面谈的都是为人处世的道理，它奠定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道德基础。它不是一本谈战略的书，更不是一本谈管理的书，但它却被我们的祖先视为“治天下”的宝典。
现代中国人一谈老祖宗的治理智慧，就喜欢谈《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谈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是战略管理思想的精髓，在现代管理学上有其意义。但是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讲“半部《孙子兵法》治天下”，可见我们谈管理的重点不在战略，而在为人处世的道理。所以，学会做人的道理，是中国人治理智慧的起点。舍弃了这一点，奢谈中国人的治理智慧，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做生意之前先做人”。做生意就是完成交易，经济交易与社会交换的治理，正是治理理论的起点。中国人善于将价值链分解，由不同的组织负责，再用交易的手段整合分解价值链。
相对于“做生意之前先做人”是“律己”，中国人也强调“做生意之前先看人”，要有智慧。“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说的就是皇帝在找到好臣子之前，要先看臣子的品格，不孝之人是一定不能录用的。同样地，商人找“相与”或员工的时候，“观其眸子知其心意”。也就是通过看一个人的眼神来判定其人品，獐头鼠目之辈是一定不能成为伙伴的。“做生意之前先做人”“做生意之前先看人”，说明了中国人谈管理的重点，在于如何取得别人的信任，以及如何找到值得信任的人。
谈到做人，谈到信任，马上就让人想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也就是说，中国人从管理一个组织到管理天下，都从修身开始。换言之，管理别人之前，先要管好自己。在中国，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是不配谈管理的。所以，管理绝对不只是定好制度、规章、流程、工作设计、奖惩与激励，更重要的是领导者做好自己。而做好领导，也不只是懂得“领导术”而已，“道”更为重要。中国人相信，好的管理不只是知识、技术、制度、流程这些“硬实力”，文化、愿景、领导力、信任这些“软实力”更重要，而软实力的根本始于领导者的修身。
第三个就是“齐家”，这是指要把周遭的一群人管好，包括亲信、班底这些圈内人。不只是管好领导者与“家人”间的关系，还要管好“家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一群人相互信任、精诚团结、 乐于合作，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整体战斗力。最后“家和万事兴”，才能够成事，而且成大事。
西方的信任理论指出，人不可能经营信任，只能够经营可信赖行为。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术”和“谋”使别人信任我们，只能自己表现出可信赖的行为，以争取别人的信任。“齐家”既要自己表现出可信赖行为，还要使“家人”都表现出可信赖行为，这才能使大家相互信任、易于合作。《论语》之所以是中国人在管理上的宝典，正是因为它陈述了“修身”与“齐家”的基本道理。
企业家不但要成事，还要谋利，所以，中国人延伸了“修身、齐家”的道理，提出了“以义制利”的观念。义者宜也，也就是合情合理的行为。中国人谈交易，讲求的是诚信无欺，顾念人情与公平合理。如此“合宜”的行为，才是得利的基础。至于其他“技术”层面的东西，用《论语》中的话说是“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这句话意在说明，离开了大道，即使可以成功于一时，也无法持久。
或许中国人重道轻术的管理思维阻碍了我们发展现代管理技术，但看看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谈的“第五级领导人”，是不是有些像强调“修身、齐家”的中国传统中的好领导？这似乎是中西一致的建立基业长青、百年组织的思维。
最后一个就是“垂拱而天下治”，也就是无为而治。现代组织要做事，还要成就很多事，不比古代乡土中国，只要保境安民即可，所以这是十分不符合现代意义的管理思维。但是，这种思维意在说明“相无才，天下之才皆其才；相无智，天下之智皆其智”。一个领导人作为太多，反而会阻断员工发挥的机会。换成现代管理学术语，就是领导要授权赋能，以鼓励员工自己形成组织，主动解决问题，提出改善方案。所以，相信员工的动机，相信员工的能力，鼓励员工的自我组织，正是“我无为而天下治”的基本道理。
这些信手拈来的中国传统的治理智慧说明，中国人的管理思维是“道”重于“术”，做人先于管理，安人先于成事。简单地说，就是人比事更重要。这其实有其现代管理学上的内涵，即治理比管理（这里的管理，指的是日常管理，是狭义的、层级制意义下的管理。今日，治理仍被放在管理学中谈，所以广义的管理包括了治理）更重要。换言之，市场、层级、自组织三种治理机制的动态平衡，才是善治之道，单单的层级治理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人传统的治理智慧绝非过时无用之物。一方面，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有其千年来不变之处，虽然在西方潮流的影响下，我们在不断改变，但中国仍然是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仍然是一个家族观念扩大到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仍然是一个顾念人情、希冀和谐而不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社会。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有所不变，所以这些传统智慧对管理拥有千年儒家传统的中国人而言，仍有其价值。
另一方面，这些治理智慧可以找到现代管理理论的支持，尤其是社会资本、社会网、复杂系统理论的支持。在信息经济、服务业经济的时代里，它们对新时代的管理问题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我们固然不必高唱西方管理无用论，但也不必妄自菲薄地“全盘西化”，否定中国传统智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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