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真是司马迁一人写的吗？
我们为考订司马迁著《史记》时各篇的先后，我们先须把可能是司马谈写的除去。
司马谈在临死时叮嘱司马迁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看样子好像司马谈只是想论著而不曾动笔似的，可是再看当时司马迁在俯首流涕中的答话是：“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可知所谓“欲论著”乃是畅所欲言之意，收集的材料和主要的见地却未尝不是早已有着了。在这些材料和见地中，难道就没有比较可以近乎完稿的么？司马迁又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难道这故事和世传中，就没有他父亲在比较上已经整齐得就绪的么？
在这种意味下，《史记》里可能有司马谈的著作的，我看有八篇，这是：《孝景本纪》、《律书》、《晋世家》、《老庄申韩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日者列传》。
我辨别的标准是这样的：第一，就思想上，司马谈唯一留给我们的可靠的著作是《论六家要旨》，所以和这篇的论点符合与否就是一个试金石。第二，就时代上，《史记》里所叙的亲历的时代有远在司马迁以前，非他父亲不能接得上的。第三，就文字上，《史记》中时而讳谈，时而不讳，这不讳的就可能是谈自著。
那么，我们看这八文：《孝景本纪》，除赞外，无文章可言。赞里说：“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大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这很像《论六家要旨》里责备法家的话：“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我原说过，《论六家要旨》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篇政论，与其说是讲空洞的学派，不如说是批评当时的实际政治，所以《孝景本纪》和《论六家要旨》似乎都是司马谈手笔。再说，我推测《论六家要旨》的写作不出公元前一三五（建元六年，黄老派的统治者窦太后死的一年）到公元前一二四（元朔五年，公孙弘倡议置博士弟子，以奖诱儒术的一年）之间，而《景纪》赞中提及主父偃上书天子下推恩令的事，那时是公元前一二七（元朔二年），二文正可能是同一时之作。这时司马迁才九岁。假若死在元封元年（前一一○）的司马谈，以六十左右计，草此二文时是将近五十岁的吧。
《律书》可能是司马谈作，因既云“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则必作于武帝对外用兵以前，文中亦确只叙至文帝之事而止，这正是司马谈的时代，此其一；篇末讲“神使气，气就形”，讲“非有圣心以乘聪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均与《论六家要旨》中所谓“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诸语相类，此其二。
《晋世家》之所以令我疑心也是司马谈的著作处，是因为其中没有讳谈。在这世家的后一半里，有：“桓叔生惠伯谈，谈生悼公周。”按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说到宦者赵谈处，是改为：“同子参乘，袁丝变色。”在《史记》本书里讳谈的地方也不少：
（一）《赵世家》“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索隐》：《战国策》作张孟谈，谈者史迁之父名，迁例改为同）。”
（二）《平原君虞卿列传》“邯郸传舍吏子李同（《正义》：名谈，太史公讳改也）说平原君曰：‘君不忧赵亡邪？’”
（三）《季布栾布列传》“楚人曹丘生辩士，数招权顾金钱，事贵人赵同等（《集解》，徐广曰：《汉书》作赵谈，司马迁以父名谈，故改之）。”
（四）《佞幸列传》“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索隐》：案《汉书》作赵谈，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
（五）《袁盎晁错列传》“宦者赵同（《集解》，徐广曰：《汉书》作谈字）以数幸，常害袁盎。”
反之，书中不讳谈的例，则除了《晋世家》外，有《李斯列传》中的“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有《司马相如列传》中的“因斯以谈，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在论封禅的遗札中），有《滑稽列传》中的“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有《自序》中的：“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现在牵涉到汉人临文讳不讳的问题了。胡适之先生最近写了两篇论文，一是《两汉人临文不讳考》，一是《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都发表在本年三月出版的《图书季刊》新五卷一期上。他的结论是：“避讳制度和他种社会制度一样，也曾经过长时期的演变，在那长时期的历程上，有时变宽，有时变严，有时颇倾向合理化，有时又变的更不近人情。”可是他这两篇文章对于我们现在的需要上说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第一，他的取材多半限于东汉，让我们不易判定司马迁的时代究竟是避讳制度变宽的时候还是变严的时候；第二，他的论据，几乎全限于帝讳，于是让我们难于说“家讳”究竟是否也那样有弹性。
单就《史记》论，我们不妨在实际上分析那讳与不讳的两组文字。先说在不讳的方面，《自序》和《司马相如列传》、《滑稽列传》应该不算。因为，《自序》是表彰他父亲的，名字一定要从真，当然不会讳。《司马相如列传》、《滑稽列传》中的“谈”，是“谈”的本义，并非人名，找了代字，意义就会两样，所以也没法讳。只有《晋世家》中的惠伯谈，《李斯列传》中的韩谈，却是可讳而未讳的，这值得我们注意。
很有趣的一个对照是，这不讳的一组和讳的一组有一个大不同：讳的一组的文字往往与司马迁的身世相关，而不讳者则否。例如《赵世家》中就有“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的话，冯王孙见《冯唐传》，乃是司马迁的朋友，所谓“亦奇士，与余善”的。《平原君虞卿列传》中就有“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的话，这也正是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所谓“发愤之所为作”的见解。至于《季布栾布列传》、《袁盎晁错列传》、《佞幸列传》中的赵同，又恰是《报任少卿书》中的“同子参乘，袁丝变色”的同一刺心的目标。可见讳谈的五文中，都有司马迁的生活烙印在！不讳的二文（《晋世家》和《李斯列传》），那司马迁的影子却淡得多。所以，很可能这不讳的两篇大体上是司马谈写的。
《老庄申韩列传》也有司马谈写的可能。我的根据是：老庄变而为申韩，未必是指哲学思想的演化，却可能是指汉代的政治精神由文帝的黄老术变而为景帝的刻薄和武帝的严刑峻法，推原祸始，却是文帝，幸而文帝在技术上却灵活得多，“而老子深远矣”，是贬之，却也是不得已，就其次而怀念之。这主旨和《论六家要旨》太相似，所以可能也是司马谈著。再则叙到老子的后人时，至李解而止，解为胶西王邛太傅，按胶西王邛以文帝十六年（公元前一六四）封，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诛，为什么只叙到司马迁生前二十年就完了呢？可能是由于司马谈去写才如此的。
《刺客列传》和《郦生陆贾列传》也有各别叫人生疑的地方。《刺客列传》的赞里说：“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夏无且是秦始皇的侍医，荆轲做刺客时曾在场，那事发生在公元前二二七年，距司马谈之死（公元前一一○），有一百十七年的光景。假若司马谈活六十岁，则当生于公元前一七○左右，距这事的发生还有五十几年呢！这事是必须夏无且活得很大，而公孙季功、董生等又在很年轻时听见这故事，他们也活得很大，而司马谈也是在很年轻时就又听见那转述，才可能。赞中的“余”说是司马谈已有些牵强，说是司马迁简直是不可能了！所以《刺客列传》的著者是司马谈，比说是司马迁，靠得住得多。
《郦生陆贾列传》的可疑之点也在赞里。赞里说：“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按本传上文说平原君自刭后，文帝闻而惜之，“乃召其子拜为中大夫，使匈奴，单于无礼，乃骂匈奴，遂死匈奴中。”查《匈奴列传》，在文帝六年时（公元前一七四），曾使中大夫意到匈奴那儿去，这个中大夫意可能就是平原君朱建之子的名字，朱建之自杀是由于淮南王厉把辟阳侯杀了，自己有设计的嫌疑而然，这事发生在文帝三年（公元前一七七）。死后即召其子为中大夫。这和中大夫意之使匈奴，相距三年，事正衔接。假如中大夫意就是朱建之子，这是在司马迁生前四十年就死在匈奴中了，如何能和司马迁有来往？所以这里的“余”，也只有司马谈才可能了。
《日者列传》只叙述到了贾谊少年时的故事，又叙到贾谊之死。贾谊之死是在文帝十一年（公元前一六九）。假若司马迁写的，为什么后来的卜者就不载了？而且，文中的老庄思想十分浓，不惟司马季主动辄援用老庄，就是宋忠、贾谊也彼此以老子无名的道理相责勉，后来宋忠使匈奴，抵罪了，贾谊当师傅，绝食而死了，传里也用老庄的眼光结束他们说：“此务华绝根者也。”这种道家立场，不更像是司马谈么？假若有人觉得这篇的风格与司马迁的文字不类，也许可以就在这里得到一种可能的解释了。
总之，这八篇都有司马谈作的可能。我说可能，是说还不能认为就是定论。尤其像《晋世家赞》中之重在主上的忌刻，仿佛仍在讽刺汉武帝，《李斯列传》之写，似乎仍是宣泄《报任少卿书》中“李斯相也，具五刑”的愤慨，且篇首笔调有和《货殖列传》相类处，也有和《报任少卿书》相类处，这不仍然让我们想到还是司马迁写的可能较大些么？我们的解释只能是：这两篇原是司马谈的手稿，但不妨司马迁有着修润或借题发挥处。再如《刺客列传》，假若所说的公孙季功是公孙弘（《平津侯列传》上说他字季，也许是掉了一个功字），则本文仍有司马迁著作的可能。因为，公孙弘是活了八十高龄的，他死于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司马迁已经十五岁了，他生于高祖七年（公元前二○○），距荆轲刺秦王只有二十七年。假若夏无且经过了那次刺杀事件，还活了三四十年，是有机会可以告诉公孙弘的；公孙弘也可以转告给十几岁的小历史家司马迁的。不过这样说，还是嫌太凑合，不如把著作权断给司马谈近情理。其他五篇，以对《郦生陆贾列传》的论据较强，《律书》次之，《老庄申韩列传》又次之，《孝景本纪》和《日者列传》就更薄弱了。好在我说是可能，这就是像航海的人，偶而见了些树叶木片，不禁做一点悬想的试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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