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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息”,父亲是有他独到的理解的。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苞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

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

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慈祥,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欣慰、一种光彩、一种爱。

我将那满满一大碗苞谷面粥喝下去了,还强吃掉半个窝窝头。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撑得够受,但心里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

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性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一天起,饭量大了,觉得自己的肌肉也仿佛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

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狼崽子似的!窝窝头,苞谷面粥,咸菜疙瘩,瞧一顿顿吃得多欢,吃得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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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不久,爷爷死了。爷爷死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不久,母亲病了。医生说,因为母亲生病,妹妹不能吃母亲的奶。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下去。我每天给妹妹打牛奶,在母亲的言传下,用奶瓶喂妹妹。

我极希望自己有一个姐姐。母亲曾为我生育过一个姐姐。然而我未见过姐姐长得什么样,她不满三岁就病死了。姐姐死得很冤,因为父亲不相信西医,不允许母亲抱她去西医院看病。母亲偷偷抱着姐姐去西医院看了一次病,医生说晚了。母亲由于姐姐的死大病了一场。父亲却从不觉得应对姐姐的死负什么责任。父亲认为,姐姐纯粹是因为吃了两片西药被药死的。

“西药,是治外国人的病的!外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血脉是不一样的!难道中国人的病是可以靠西药来治的吗?!西药能治中国人的病,我们中国人还发明中医干什么?!”

父亲这样对母亲吼。

母亲辩驳:“中医先生也叫抱孩子去看看西医。”

“说这话的,就不是好中医!”父亲更恼火了。

母亲,只有默默垂泪而已。

邻居那个会算命的老太太,说按照麻衣神相,男属阳,女属阴。说我们家的血脉阳盛阴衰,不可能有女孩。说父亲的秉性太刚,女孩不敢托生到我们家,说我夭折的姐姐,是被我们家的阳刚之气吓逃了,又托生到别人家中去了。

一天晚上,我亲眼看见,父亲将一包中草药偷偷塞进炉膛里,满屋弥漫着一种苦涩的中草药味。父亲在炉前呆呆站立了许久,从炉盖子缝隙闪耀出的火光,忽明忽暗地映在父亲脸上。父亲的神情那般肃穆,肃穆中呈现出一种哀伤。

我幼小的心灵,当时很信服麻衣神相之说。要不妹妹为什么是在父亲离家,爷爷死后才出生呢?我尽心尽意照料妹妹,希望妹妹是个胆大的女孩,希望父亲三年内别探家。唯恐妹妹也像姐姐似的,“托生”到别人家中去。妹妹的“光临”,毕竟使我想有一个姐姐的愿望,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种弥补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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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果然三年没探家,不是怕吓逃了妹妹,是打算积攒一笔钱。父亲虽然身在异地,但企图用他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

“要节俭,要精打细算,千万不能东借西借……”父亲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中,都忘不了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父亲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起码开销。母亲彻底背叛了父亲的原则。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的历史阶段,很令人悲哀地结束了。我们连心理上的所谓“穷志气”都失掉了……

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春节前夕。父亲攒了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剩下一百多元。

“你是怎么过的日子?啊?!我每封信都叮嘱你,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我养活得起吗?”父亲对母亲吼。他坐在炕沿上,当着我们的面,粗糙的大手掌将炕沿拍得啪啪响。

母亲默默听着,一声不吭。

“爸爸,您要责骂,就大骂我们吧!不过我们没乱花过一分钱。”哥哥不平地替母亲辩护。

我将书包捧到父亲面前,兜底儿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两面都写满字的作业本,几截手指般长的铅笔头。我瞪着父亲,无言地向父亲申明:我们真的没乱花过一分钱。

“你们这是干什么?越大越不懂事了!”母亲严厉地训斥我们。

父亲侧过脸,低下头,不再吼什么。许久,父亲长叹了一声,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沉重负荷下泄了气似的长叹。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叹气。

我心中倏然对父亲产生一种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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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父亲带领我们到商店去,给我们兄弟四个每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也给母亲买了一件平绒上衣……

父亲第二次探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错了,我是大错特错了!……”一一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吃野菜而浮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父亲一迭声说他错了。

“你说你什么干错了?……”母亲小心翼翼地问。

父亲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也许我十二岁那一年就不该闯关东……猜想,如今老家的日子兴许会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啊……”

父亲要回老家看看。果真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他就将带领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回老家,不再当建筑工人,重当农民。

父亲这一念头令我们感到兴奋,给我们带来希望。我们并不迷恋城市。野菜也好,树叶也好,哪里有无毒的东西能塞满我们的胃,哪里就是我们的福地。父亲的话引发了我们对从未回去过的老家的向往。

母亲对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但父亲一念既生,便会专执此念。那是任何人也难以使他放弃的。

母亲从来也没有能够动摇过父亲的哪怕一次荒唐的念头。母亲根本不具备这种妇人之术。母亲很有自知之明,便预先为父亲做种种动身前的准备。

父亲要带一个儿子回山东老家。

在我们——他的四个儿子之间,展开了一次小小的纷争。最后,由父亲作出了裁决。

父亲庄严地对我说:“老二,爸带你一块儿回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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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之行,印象是凄凉的。对我,是一次大希望的大破灭。对父亲,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击。老家,本没亲人了,但毕竟是父亲的故乡。故乡人,极羡慕父亲这个挣现钱的工人阶级。故乡的孩子,极羡慕我这个城市的孩子。羡幕我穿在脚上的那双崭新的胶鞋。故乡的野菜,还塞不饱故乡人的胃。我和父亲路途上没吃完的两掺面馒头,在故乡人眼中,是上等的点心,父亲和我,被故乡一种饥饿的氛围所促使,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衣锦还乡”的角色来。

父亲第二次攒下的三百多元钱,除了路费,东家给五元,西家给十元,以“见面礼”的方式,差不多全救济了故乡人。我和父亲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斤地瓜干离开了故乡……

到家后,父亲开口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他妈,我把钱抖搂光了!你别生气,我再攒!……”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内疚的语调对母亲说话。

母亲淡淡一笑:“我生啥气呀!你离开老家后,从没回去过,也该回去看看嘛!”仿佛她对那被花光的三百多元钱毫不在乎。

但我知道,母亲内心是很在乎的,因为我看见,母亲背转身时,眼泪从眼角溢出,滴落在她衣襟上。

那一夜,父亲翻身不止,长叹接短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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