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在清华大学的一场学术交流会上,一位清华教授提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观点:

“华佗很可能是印度人,而不是中国人。”

这个观点一下子让人摸不着头脑,华佗明明是中国历史上四大神医中的一位,怎么跟印度扯上关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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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

这一切还要从上个世纪革命年代的新文化运动说起。新文化运动兴起于1915年,是在俄国进行十月革命成功后流行的,当时我国国内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但是长期禁锢人们的封建思想尚未得到解放,革命纲领中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完成的依旧不全面,由于是军阀的出现依旧让中国的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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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俄国十月革命给我国的思想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让人耳目一新,其中提到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关于全人类的解放的思想和目的给人们带来的很大的启发。从这场革命和传播出来的文化中,知识分子们似乎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他们认为要想让中华民族复兴,就要把民众从思想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就此,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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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首先是从《青年杂志》的改编开始的,之后《青年杂志》又被改名为《新青年》,同时,蔡元培在1917年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校长,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教育家和革命家,他自然对新文化运动非常支持,他对学术研究十分尊重和重视,他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这毫无疑问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而北京大学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盛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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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也聘任了当时《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以及胡适、李大钊等人进入北京大学担任要职。其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为中华民族的革命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南陈北李”是对两人影响力最好的诠释。有诗句称: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而胡适也成为了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1939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并且在1946年,他也就任了北京大学的校长。

另外,鲁迅在1918年也进入《新青年》参加了编辑,作为现代文学史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当年发布了《狂人日记》这篇著作,这篇文章讽刺了当时的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预示着只有通过革命和反抗才能使民族复兴,这部作品唤醒了人们对封建文化的反抗意识,可谓是一把精神上的“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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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伟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在思想的高地上进行斗争,也正是《新青年》惊人的影响力,一批批有志之士和青年受到其深刻影响,这才有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古史辨派”

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在1926年,一个名为“古史辨派”的学术流派诞生了,这个学术流派主要的任务就辨别古代文献资料到底真不真实,比如盘古开天地,这显然是毫无科学依据的,相比之下,西方的科学研究明显能更靠谱的解释世界的诞生。因此“古史辨派”中也有对西方知识的吸收和融合,这在思想上无疑是对封建思想的一种解放。

从中,学者们对古代人物是否真实,是否存在,它们记载的史料是否有依据进行了讨论,同时西方文化也可以引用作为讨论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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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是“古史辨派”这个派系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抱着讨论研究的态度,他提出了一个论点,中华四大神医的华佗可能不是中国人而是印度人。

这个论点在现在看来或许你会十分惊讶,但是在当时万物皆可质疑的环境下实际上是普遍的,但是依然有很多人提出了质疑。

陈寅恪认为这个言论并不是空穴来风,他对此作出了解释,首先佗这个字在古代十分少用,而在印度,“陀”这个字用的很多,而这两个字的读音相同。其次,印度有一种花叫曼陀罗花,名字里也带“陀”,麻沸散中据说也用到了曼陀罗花。

并且梵语中,把药这个字念为“阿伽陀”,里面还是带陀,而药则是医术中频繁用到的东西。因此围绕华佗名字里的“佗”字,陈寅恪作出了一系列猜想。最后他还认为史书里记载的华佗事迹不一定真实,里面不乏后人杜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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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个观点在当时就已经颇受质疑了,那么陈寅恪既然受到这么大质疑,他为什么还是要把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呢?其实观点的传播更多是一种思想的传播,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要观点值得讨论,就可以被提出来,这是一种破除思想禁锢的方法。而且陈寅恪作为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学者,思想自然比较自由,这也不失为一种学者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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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学术上的问题,有争议其实是好事,在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真理是在争议中诞生的。就连中国选择的救亡图存的道路也颇受到争议和质疑,中外两边都有声音,质疑中国是否适合当下的复兴道路。事实证明,从黑暗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

“神医”华佗

华佗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他是沛国谯县人,按照现在的地域划分属于安徽省亳州市人。有的人或许听说过他给关公“刮骨疗伤”的故事,但是实际上这个故事是三国演义中虚构的,实际上按时间推断,华佗在关羽攻打樊城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他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华佗在当时为广陵太守陈登和东吴名将周泰医治过。

对于陈登,华佗看出了他因为吃鱼导致的疾病,并预测他三年后病会复发,到时候让陈登来找他,三年后陈登果然发病,但是华佗碰巧不在,陈登最后死于这种疾病。而周泰则是在重伤的时候被华佗救活,当时众人都惊叹于他神奇的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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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还有一件轶事流传到了后世,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华佗十分擅长对症下药。华佗曾经对两名军吏进行治疗,这两名军吏都出现了相同的头痛症状,找华佗看病。华佗经过诊断,给两个人开出了两副不同的药,这让两个人颇为不解,明明是同样的症状为什么用药不同呢?这是因为虽然两人的症状一样,但是发病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华佗对症下药的方法果不其然治好了两人。这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对症下药可谓是常识,但是对于一千多年前的人来说,能明白这个道理是非常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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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么一位当世神医下场却十分凄惨。当时的诸侯曹操因为常年征战和处理事务落下了头风病,将华佗找来医治他,华佗表示长时间治疗也无能为力,之后因为离家太久而回家,后来曹操再次征召他时,华佗谎称妻子得病想骗过曹操,最后被发现,曹操对他施加了酷刑,最终华佗承受不住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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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在死前把医书拿了出来,希望让狱卒将这本书传下去,但是狱卒害怕惹祸上身不敢接受,最后这本书被烧了。据说,这本书叫做《青囊书》,但这依旧是不属实的,只是三国演义中的称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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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观点或有漏洞

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陈寅恪的观点实际上有很大的漏洞,首先,陈寅恪的观点全凭猜想,没有证据,按他的观点来看,所以名字里带“陀”读音的都有可能是印度人。其次,华佗对于麻沸散的原料实际上早已失传,麻沸散对曼陀罗花的应用也是后人推测得出的观点,并不能保证它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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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陈寅恪对史书《三国志》的质疑有一定道理,因为三国志是由西晋的史学家陈寿写的,陈寿起初是蜀汉的官员,但是被贬。之后西晋政权成立,陈寿出仕为官,晚年又多次被贬。因此,人对于事物的看法是有主观性的,谁也没法保证陈寿在《三国志》里的记录没有主观色彩。但是总体而言,陈寿的《三国志》是了解那段时期历史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因此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不至于将其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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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现代的历史学家,北大的历史教授邓小南也对其进行了分析,并且拿出了史书中的证据。在三国时期,当时的印度和当时中国的领土非常近,曼陀罗花传到中国是非常正常的事。且不说曼陀罗花究竟是不是麻沸散的原料,就算是,既然会传过来,华佗作为如此著名的医学家能得到它也是理所应当的。另外,史料中记载华佗的籍贯属于现在的安徽,还是有一定真实性的,至少这个真实性大于印度人,因为华佗是印度人只是一个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