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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虎嗅ESG组

作者|胡巍

头图|视觉中国

本文是#ESG进步观察#系列第088篇文章

本次观察关键词:劳工管理

今天,城市居民见惯了外卖骑手的身影。

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等不来电梯就飞奔上楼,高速驾驶有时会吓到行人……匆忙、矫健、拼,是很多人给他们的评价。

尽管身穿各知名大厂的制服,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任何一家公司的职工。如果一直从事这份职业并不做改变,他们生病去医院得不到医保报销,退休之后也领不到养老金,更不存在失业领救济的事。

但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自愿的——不需要雇主,只为自己打工。

骑手不同于快递员

骑手不同于快递员

达达集团不久前披露的2023年度ESG报告显示,有120万骑手在平台上获得收入。

这是一份中规中矩的ESG报告,与同行们一样,达达集团也描写了这些内容:“举办‘927’骑士节”,“推动爱心点位建设,助力日常休息与应急”,“建立子女教育基金,圆骑士子女大学梦”,“关爱骑士身心健康,帮助排忧解难”……

还有更加实质性的内容:“公司总计开展线下培训11.4万场,覆盖骑士超过34万人次”“达达快送平台共促成约90亿元的运费”“女性骑士占比约12%”“安全专项培训累计覆盖160万人次”……

不仅是达达,很多ESG年报和社会责任年报都表明,从事即时配送行业的企业们(为通俗起见,下称外卖电商或外卖平台企业),的确为骑手做了很多事情。

但不少人关心的五险,在骑手群体中普及率几何?企业们均未详述——除了在ESG报告中寻找,虎嗅ESG组还曾向企业咨询,试图了解骑手的五险参保人数,也未获答案。

京东历来以完善的职工社保福利而闻名,这使得京东快递员区别于其他一些企业——只要正常工作,他们看病有医保报销,老了以后能领退休金。

这又使得未签劳动合同的达达骑手,成为京东旗下相对特殊的劳动者群体。

原则上,快递员和骑手不应该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代入商业竞争环境,京东快递小哥与达达外卖骑手确实存在区别。

一般认为,外包可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副教授许志星指出,对待快递员和骑手,京东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用工模式,与特殊的竞争环境存在关联。

京东物流不仅早已在行业站稳脚跟,而且作为头部企业,足以对行业竞争环境发挥一定影响力。适当支出用工成本,可以提升企业服务质量,而高质量的快递服务又促使更多消费者愿意选择京东自营。

但通过接手达达而进入外卖行业的京东,不仅是后来者,且市场份额偏小。从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数量,达达的120万远小于竞争对手的700多万和300多万——对手们均选择了成本更低的用工方式——处于弱势地位的达达,也要考虑如何在行业站稳脚跟。

消费者价格预期

消费者价格预期

多年前,骑手有无社保的话题关注度并不高。某种意义上,有些人羡慕骑手——辛苦,没社保,还有一点安全风险,但在高收入面前都不算什么。直到收入下降了,人们才觉得骑手吃亏。

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让企业为劳动者上社保,企业必须多花一笔钱——除非企业愿意调低利润,或者消费者愿意多付一些服务费来弥补企业支出。

其实,这在京东快递员身上做到了。

一方面,部分京东老用户的消费习惯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培养,这些人多数愿为更好的服务和正品保证买单。

另一方面,京东也付出了很大的经济代价。作为少数与一线员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缴纳“六险一金”的物流企业,京东物流2023年人力资源支出达821亿元。事实上,传统电商都依赖快递发货,而京东因为自建物流而延迟了盈利,京东物流更是到2022财年才首度实现全年盈利。

京东物流2023年人力资源支出达821亿元。(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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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物流2023年人力资源支出达821亿元。(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但外卖行业不一样,且京东差不多是入局最晚的了。

多年前的“百团大战”打得如火如荼时,“培养用户习惯”是一个热门词汇。烧钱成为众多企业留给公众的印象之一。骑手的高收入得益于烧钱,用户习惯的培养也需要烧钱——消费者吃同样的午饭,方便快捷、选择丰富,甚至还更便宜。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任润指出:“通过各种打折、优惠券等等方式让利,这是快速推出新产品或服务,提升市场占有率的有效手段,战略角度讲OK,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把客户预期教育得更加低价了。”

浙大城市学院法学院教授、浙江省劳动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红列向虎嗅ESG提到,当年的各种烧钱行为,具有“资本无序扩张”的特征,这是骑手劳动保护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烧钱不可能持久,就连一些企业都会被淘汰。当消费者的价格预期渐渐稳定,补贴也在退潮——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骑手,补贴都越来越少。

如果难以要求消费者支付更高的费用,但企业仍要提供高质量服务,谁为高质量服务买单?任润留下了一个开放式问题。

各方合力才可破局

各方合力才可破局

无论电商还是外卖,两种业态在欧美的发展史都比中国悠久——亚马逊是世界上营收最大的电商,而快捷的外卖服务则是必胜客等企业的传统强项,它们都是商业上的成功者。

但中国外卖电商的用工模式却未在任何一个欧美国家被复制,包括出海的中企,也没有将其照搬出去。

一个原因是经济社会的氛围,比如前文所述的,欧美消费者愿意为更快的送货上门支付一小笔费用,所以企业们不必复制。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用工模式难以在当地完全合法化,所以也无法复制——“欧美在法律上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吴红列说。

吴红列指出,无论中外,互联网经济都对劳动法构成系统性挑战。“现行劳动法体系已经有几百年历史,针对的是大工业生产方式,劳动者集中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上班,一个人也很难加班,但互联网经济把原来的整体性劳动碎片化了,颠覆了这种生产方式。所以严格意义上,对于互联网经济而言,灵活就业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表述。”

面对同样的颠覆,要么经济先行,要么法制先行。欧美选择了后者,其代价就是,无益于政府解决就业问题——失业是导致街头骚乱屡屡见诸欧美报端的原因之一。

中国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代价是,当往来穿梭的外卖骑手成为新城市街景时,劳动者权益问题难免被舆论诟病,一些企业的品牌形象也会受损。

值得一提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是既要促进经济发展,也要寻求解决社保问题,两者并不矛盾。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完善社保体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许志星举例分析说:“比如,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创新,而创新需要闲情逸致;再比如,缩小贫富差距可以促进消费。”

但允许经济先行有一个好处,就是更可能倒逼制度的完善。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有了进展,比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实骑手是可以自行购买的。

当然,参保率低也是客观事实。

一所知名高校的经济学教授列举了很多制度性问题,例如: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收入并不算高,城镇职工社保的缴费基数和比例普遍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范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往往频繁变更工作状态或工作地点,如果想在工作地享受养老保险,通常需要在当地至少缴纳10年社保,但很多人难以达到养老保险待遇享受的门槛。

许志星补充说:“人性是渴望有所保障的,本质上不是不愿意缴费,而是经济压力太大,不得不取舍,用牺牲未来的方式顾全当下。”

很显然,制度性问题可能不是企业有能力解决的,而有赖于国家出手。

其实国家一直在完善制度。比如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经在很多地方推广,其对标五险中的工伤险,部分解决了骑手工伤事故率较高的燃眉之急。

据了解,职业伤害保障的推出,国家、企业、工会都有参与,既尊重了各方利益,也是各方都有所妥协的结果。

事实上,如果各方都推卸责任,问题就愈演愈烈。但如果各方都做一点事情,包括都做一点妥协,很多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这不局限于骑手的社保问题,各方合力,劳动者的其他权益保护问题也更容易能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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