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一天，毛主席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上，召见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有北京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以及军区政委等等。
令人奇怪的是，毛主席召见的当天，只有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抵达了天安门城楼，却没有司令员杨勇和军区政委廖汉生的踪迹。
毛主席向郑维山询问两人的去处，郑维山说：“没通知他们”。
毛主席和郑维山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杨勇和廖汉生匆匆赶来，毛主席见到他们后劈头盖脸一顿训斥：“你们两个吵架了？工作都不愿意配合了？”
杨勇是开国上将，廖汉生是开国中将，他们各有怎样的革命经历？他们为什么吵架？在毛主席的调和下，他们和好了吗？
杨勇，1913年出生在湖南浏阳文家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尽地主欺辱的他，在13岁时就加入到当地的童子军，并成为小队的队长。
毛主席
1927年时，杨勇已经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了，跟随浏阳军攻打长沙失利后，转移到江西等地。
他没有因为一时的失利丧失对革命的热情，反而坚持学习，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武装头脑，磨炼体魄。
1930年时，杨勇因表现优异被转为中共党员，并在政治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红三军第八军团，由此走上了人生政治军事生涯。
1933年时，杨勇已经是红三军第四师十团政委，根据党中央的指挥，他带领十团的战士和红三军的战友们一起为突破敌人的“围剿”而战。
杨勇
1933年10月，红三方面军在洵口与国民党军队遭遇，他带头冲进国民党军队厮杀，厮杀之际，敌人的一发子弹从他的头顶正中间，蹭着头皮飞过，一瞬间后鲜血直流。
因伤口破坏了头皮组织，这条足足有两公分长的弹痕处不再生长头发，永远地留在了他的头顶，成为他身上第一个功勋。
1934年10月，红四师接到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的任务，此时，40万国民党军队围堵湘江，打算利用湘江屏障，阻击红军战略转移。
毛主席、周总理等党中央领导人长征时期的合影
敌人来势汹汹，时任红四师十团政委的杨勇接到党中央命令后，感到前所未有的凝重，他不止想要完成领导的任务，还想为十团的兄弟们谋求最大的生机。
这场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在红四师的顽强抵抗下，中央纵队得以顺利过江，十团的战士也尽可能保存了有生力量，而杨勇的大腿却在战斗中被弹片所伤，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
等到1935年1月份时的土城战役中，他和四师十团的战友们再次执行“反围剿”任务，这一次，他受伤更加严重。
红军过草地
战斗中，子弹打中了他的脸部，从右腮入唇部出去，在子弹一进一出的过程中，他有八颗牙齿被子弹打掉，这是他身上第三处功勋。
前三处伤痕是为了完成战略转移的目标而战，第四处和第五处伤痕则是为了中华民族而战。
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后，中国共产党没了后顾之忧，开始集中力量攻打日军。
1937年9月，杨勇所在的八路军115师，首次与日军坂垣征四郎师团21旅团，在平型关遭遇。
平型关遗址
由于我军武器装备不足，在战斗过程中秉持着能省就省的原则，平型关的战斗也是如此。
杨勇带着3营的战士们冲出敌人的炮弹袭击区，冲到敌人面前展开白刃战。
战士们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优势，用手中的大刀、长矛砍死、砍伤一个又一个敌人，实现了对日军的第一次成功伏击。
这场战役中，杨勇左肩不幸中弹，留下了身上的第四处功勋。
他的一次次英勇作战，他身上的一道道功勋的证明，党组织都看在眼里，等到19387年时，杨勇已经被任命为686团的团长兼政委了。
八路军战士
同年9月14日，在汾离公路西公岭附近，他指挥686团的战士们伏击了日军由汾阳开往离石的一支汽车运输队。
此次伏击战，取得了辉煌战果，全歼日军运输队200多人，战士们大多轻微受伤，杨勇也是轻伤，这是他身上的第五道伤痕。
毛主席曾拍着杨勇的肩膀，高兴地说：“你真是一员猛将，在关键时刻凭借身上的一股子虎劲能立下大功”。
杨勇没有辜负毛主席的赞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抗美援朝战争中都立下赫赫战功，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八路军战士
1955年时，杨勇被授予上将军衔，3年后，他从朝鲜归国后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值得一提的是，跟杨勇上将配合工作的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同样是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功臣。
廖汉生，1911年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樵子湾，与贺龙老家桑植县的洪家关中间仅隔了一座山。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后，同样心存大义的廖汉生之父廖兰湘，弃笔从戎，投奔到贺龙在桑植创办的独立营里，担任副官一职。
贺龙
较早接受革命思想洗礼的廖汉生，在1927年时就加入了当地的农民运动，后来又投奔到贺龙麾下。
值得一提的是，廖汉生除了是贺龙的手下，还是贺龙的甥婿，因为廖汉生曾在17岁时娶了贺龙二姐的女儿。
革命斗争工作万分艰险，他的儿子患病夭折，妻子在斗争中被捕，唯一留下的小女儿也不得不在长征前寄养在樵子湾。
1934年10月，廖汉生被任命为红二军第六师政委，积极在全军贯彻毛主席思想，动员战士们士气，在作战中，他英勇作战，成长为一名思想坚定、作战突出的党内高级将领。
廖汉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廖汉生依旧追随贺龙，在120师716团担任政委一职。
不久之后，120师开赴前线，与日军在雁门关进行第一战，顺利切断日军的运输补给站，给日军的持续推进带来重大麻烦。
再之后，他和716团的将士们转战晋西北，一路高歌前进，连续收复7城；又在滑石片与日军展开夜战，取得歼灭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果。
1939年后，蒋介石政权开始消极抗日，并公然进攻我党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为了保护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贺龙及其120师不得不挺进冀中，一方面同日军交战，一方面防范随时偷袭的国民党军队。
贺龙
当时，河间县城以及周围的主要交通线皆被日军控制，河间县城内盘踞了超过200多名的日军。
日军对周边城镇的扫荡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廖汉生分析周围的地形和日军的人数后，带领716团来到了距离河间县城10公里远的曹家庄。
盘踞在县城的日军得到消息后，快速向曹家庄逼近，而早就在曹家庄等候日军的廖汉生已经调兵遣将做足了战斗部署。
革命年代的廖汉生
一个连队的战士正面与日军交锋，避其锋芒，只牵制住日军主力部队即可，此外，另有两个营的兵力从日军的两翼进行包抄，等战士们对敌人形成包围之势，廖汉生一声令下，战士们对着敌人狠狠地打。
八路军在战斗中战术灵活多变，敌军猛地遇到716团的攻击，一时之间处于被压制的局面，日军利用武器装备的优势硬生生把战斗拖到了下午，驻守在周边县城的，大约400名日军赶到了曹家庄支援。
716团的将士们面对敌人猛烈地攻击毫不退缩，并依托地形和事先完成的工事把战斗拖到了晚上。
右一：廖汉生
打夜战是716团的优势，天黑下来后，日军的进攻明显减弱，而我军气势正盛，结果显而易见，以我军大胜，日本溃败而逃结束。
这一战打出了我军的军威，也让当地百姓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此后，廖汉生多次领导战斗，在抗日战争、保卫陕甘宁和解放青海等战役中作出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对为党的革命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做出表彰，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并在1960年就任北京军区政委。
无论是杨勇，还是廖汉生，都是人们的英雄，但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搭配工作，却因为性格原因发生了小误会。
廖汉生
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是李雪峰，杨勇是北京军区第二书记，也是军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而廖汉生则是第三书记。
廖汉生对军衔较高的杨勇是相当尊敬的，他前去就任时，特意选择了凌晨一点的火车票，但当他抵达北京火车站后，赫然看见杨勇在站台上等候他。
北京的冬夜极冷，但杨勇的关怀像一轮暖阳，驱散了深夜的疲惫和冬季的寒冷。
这样两位彼此关心、尊重的同事、战友，竟然因为一次党委会议发生口角，实属意外。
廖汉生和杨勇
刚开始，廖汉生还不是北京军区党委的委员，但杨勇为了后续工作更好地开展，破格邀请他参加了党委会议。
杨勇负责军区的主要工作，是管事能够做主的那个人，平常工作中，他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唯有开会时有个小毛病，就是他习惯性一边看文件，一边听取其他同志发言。
而这种一心两用的习惯，有时候难免忽略了同志发言的内容，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那一次的军区党委会议开始后，杨勇照样摊开文件看了起来，一位委员对当时军区党委内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指出的问题很尖锐，场面很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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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还在看文件的杨勇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因为太投入看文件，忽略了这位委员前面的发言，一时没弄清楚前因后果，于是，他问坐在旁边的廖汉生委员的发言内容。
廖汉生性子直也急，对杨勇一心两用的毛病早就有些不满了，此时，杨勇再次问他发言的内容，他直愣愣地说道：“别人说话时，你不注意听，事后又问讲了什么？”
杨勇身为军区司令员，党内第二书记，当着全体委员的面被廖汉生的直言直语弄得有些下不来台，因此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小误会。
晚年廖汉生
1966年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召见北京军区领导班子时，杨勇和廖汉生没有出席确实是一个误会。
虽然他们之间的误解在当时还没有解开，但因为个人问题影响工作的开展，他们是绝对做不来的。
杨勇和廖汉生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个人的小事会闹到毛主席面前，还让毛主席发了火，委实感到惭愧。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军区党委召开了交心通气会，廖汉生明白了自己说话直，且不分场合，容易让人下不来台的缺点。
杨勇改掉了开会时一边看文件，一边听发言的习惯。
毛主席
他们在交心通气会上把各自的问题摊开来说，又互相肯定了对方身上的优点，比
毛主席如杨勇赞扬廖汉生正派、直爽等。
通过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北京军区党委内部拧成了一股绳，各个委员尽力把军区工作做到最好。
自1977年起，杨勇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两年后，杨勇指挥解放军边防部队发起对越自卫战，并取得战争胜利，之后重点关注边防部队全面建设问题，在深入基层调查之后，制定了军队建设的三年规划。
杨勇上将为人民服务直至1983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
杨成武,杨得志,杨勇
与杨勇上将的情况相似，廖汉生中将在1975年后调任南京军区工作，在小平同志和叶剑英元帅的指示下，在南京军区整顿部队、解放干部。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不断朝中苏边境增兵，在这样的关头，杨勇来到了南京军区，并传达了中央对廖汉生的最新调令：
“经过小平同志的慎重考虑，决定调你前往沈阳军区，你接受吗？”
廖汉生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叶剑英元帅
他来到沈阳军区后，不顾常年征战留下的病痛，亲自到边防区慰问戍戍边的战士，即使是在一次动员会上，他因不习惯东北饮食而慢性肠炎发作，肚子疼得额头冒冷汗，也坚持动员讲话。
正是廖汉生的认真负责，沈阳军区的战士们团结一心，以顽强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威慑了苏联军队。
满足退休年龄后，廖汉生为给年轻干部提供更多的机会，立刻向中央军委提出退休，可当时年轻干部还没有培养出来，正处于青黄不接之际，在小平同志的挽留下，他又为培养年轻干部劳心劳力多年。
晚年廖汉生
在为祖国奉献的同时，廖汉生心中有一个遗憾，他整整有44年未回过家乡了，他想念家乡的亲人，想念家乡的父老乡亲。
可为了建立新中国，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他一直没有机会回家乡看看，他为了心中的大爱，放弃了个人的小爱。
曾经，有族人让他安排工作，廖汉生严厉地说：“我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我不能做任何对不起人们的事”。
廖汉生中将晚年回到家乡
奉献一生的廖汉生仅向国家开口索要过两辆解放牌汽车，也是为了家乡建设，他从没有为自己索要过任何东西。
杨勇上将、廖汉生中将，两位老一辈革命家替我们负重前行，用他们的毕生精力为国家打造了和平、发展的环境。
他们的勇敢斗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值得世世代代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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