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年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员赵一曼，和另外一些青年党员被组织上安排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从上海到莫斯科路途遥远，为了在路上能更好地互相照顾，组织上将这批青年党员按每 10 人编为一个小组。赵一曼所在的小组，组长是一个名叫陈达邦的年轻人。
来自湖南长沙的陈达邦比赵一曼大五岁，他有个妹妹名叫陈琮英，是我党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的夫人。
赵一曼等人乘坐的轮船在海上遇上了风浪，船体颠簸得特别厉害，赵一曼晕船晕得死去活来，不停地呕吐。一路上陈达邦为赵一曼端水递药、擦拭污物，将鸡蛋捣碎放在粥里，一口一口地喂给赵一曼。
有时遇到海浪稍稍平稳时，轮船没那么颠簸的时候，陈达邦就给赵一曼讲故事，分散她的注意力，让她不再那么难受。
过了好几天，海上的风浪终于平息了。身体渐渐好转的赵一曼这才注意到，一直照顾自己的陈达邦，原来是一位如此儒雅俊朗的男青年。
两人一路上聊了很多，相似的身世和共同的革命信仰，让这一对出身富裕家庭，却宁愿为了救国救民而踏上革命道路的年轻人的心，越走越近。
赵一曼对陈达邦一路上对自己的照顾看在眼里，心里不由得产生了对这个男人的好感。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不久的一天下午，赵一曼正独自一人坐在校园里一棵白桦树下背诵俄语时，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哟，真用功呢！”
赵一曼回头望去，只见陈达邦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的面前。赵一曼有些不好意思：“我这人脑子比较笨，不努力的话，怕俄语水平跟不上大家啊！”
陈达邦莞然一笑：“你太谦虚了！这样吧，以后学俄语有什么困难，你来找我好了！”
从那以后，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园里那棵白桦树下多了一对青年男女的身影。没有课的时候，赵一曼和陈达邦便在这里席地而坐，讨论学习上的问题，也聊起各自家乡的风土人情，以及自己的理想抱负。
1928 年4 月，经组织批准，陈达邦与赵一曼在莫斯科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
不久之后，赵一曼怀孕了。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她，妊娠反应特别强烈，加上不适应莫斯科寒冷的冬天，经常犯病。
每次犯病，陈达邦都要请假照顾她，学习上也受到了一点影响。为了不拖累丈夫，赵一曼做出了一个决定：自己先行回国！
陈达邦知道妻子的想法后，罕见地发了一次火。赵一曼等丈夫发完火，拉着丈夫的手温情脉脉地说：“你以为我舍得离开你吗？可是党是派你来学知识的，不是来伺候我的呀！你放心，回国后我能照顾好自己！”
1928年底，赵一曼独自一人离开莫斯科回到国内。次年2月，她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取名陈掖贤，小名“宁儿”。
陈达邦得知赵一曼生了个儿子，非常高兴，但他暂时却不能回国，因为他刚被组织安排了一项任务：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印刷业务。
后来，陈达邦又被组织上调到巴黎，主持《救国日报》的印刷业务。
为了革命事业，宁儿在很小的时候，便被赵一曼放在一位亲戚家中寄养。而她则受党组织派遣，前往东北开展抗日斗争。
在东北，赵一曼组织领导了哈尔滨电业工人反日大罢工，又在珠河两岸地区发动组织了妇女救国会，成了日伪军的“眼中钉”。
1935年，赵一曼受组织委派，担任了东北抗日联军三军二团政委。她率领这支部队活动于黑隆宫、秋皮屯及关门嘴子等地，多次打击日伪军，打了不少胜仗。
1936 年，赵一曼的第二团在珠河地区遭到日伪军的伏击，全团仅有十几位同志突围而出，其他大部分同志都牺牲在了这片黑土地上。战斗中，赵一曼腿部受伤，不幸落入敌人之手。
赵一曼被捕后，顶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半点党的机密。敌人见赵一曼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怕她死了就问不出抗联的秘密，于是将她送到哈尔滨滨江公路滨江医院进行抢救。
在住院治疗期间，赵一曼利用她的凛然正气，策反了照顾她的护士韩勇义和监视她的警察董宪勋，在一个大雨滂沱的雨夜，这两人偷偷地将赵一曼送出了医院，朝我游击区奔去。
不幸的是，赵一曼逃出医院不久，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开着汽车紧追不舍，在离我游击区不仅 20 里的老山头附近，赵一曼再次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这一次，敌人也知道赵一曼不可能出卖组织和同志了，于是决定把她押往珠河县当众杀害，以震慑那些敢于反抗他们的革命者。
在被押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不怕死；但作为母亲，她还有份舍弃不掉的牵挂。于是在火车上，她给儿子写下了一封信：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作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封信只有寥寥百余字，却充满了赵一曼对儿子那舐犊情深、不忍舍离的母爱。写完这封信不久，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外壮烈牺牲。
2009年，赵一曼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哈尔滨市为了纪念赵一曼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将她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
赵一曼牺牲时，儿子陈掖贤只有七岁，一直被寄养在伯父陈岳云家中。
1942 年，陈达邦从巴黎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国。在哥哥陈岳云的家中，他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十三岁的陈掖贤。陈达邦把儿子抱在怀中，抚摸着儿子的头问道：“这些年妈妈有没有给你写信？”
听到爸爸说起妈妈，陈掖贤哇地一声哭了出来。陈岳云告诉陈达邦，自从赵一曼把孩子交给他们照顾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音讯。他只听说赵一曼去了东北，就再也没有了她的消息，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其实这也不能怪陈岳云。当时的东北一直处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在那种残酷斗争的年代，陈岳云打听不到赵一曼的消息也是正常的。
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思维去看待这件事，要知道在战争年代，特别是通讯落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寻找一个人可不像今天这样简单。
195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赵一曼的事迹，拍摄了电影《赵一曼》。这部电影在全国上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无不被这位抗日女英雄的事迹所感动。
陈掖贤所在的学校，也组织了全校师生观看了这部电影。在此之前，陈掖贤只知道母亲是一位抗日英雄，对母亲的事迹了解得却并不详细。
在看完这部电影后，他百感交集，心潮澎湃，对母亲的思念更深了一层。当天晚上，他在家中关上房门，用绣花针在自己的左手臂上刺了"赵一曼"3个字，以表示对母亲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崇敬。
一天，陈掖贤接到当地政府送来的一份通知，通知告诉他：政府按照党的政策，决定给赵一曼的家人发放一笔烈士抚恤金，通知陈掖贤于某日去民政局去领这笔钱。
没想到陈掖贤却拒绝领这笔钱。他告诉送通知来的那位同志：“我怎么能花这个钱？赵一曼为国捐躯，她的牺牲，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任凭老师和政府的同志怎么做工作，他就是拒绝领这笔钱。
不过党是不会忘记陈掖贤这样的英烈子女的，陈掖贤中学毕业后，组织上将他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深造。
1955年，陈掖贤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姑妈陈琮英怕他固执的毛病就犯了，就建议他工作的事听党安排，组织分配你做啥就做啥。就这样，陈掖贤被分配到北京市工业学校担任了一名政治老师，负责讲授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北京市工业学校知道陈掖贤是赵一曼的儿子，所以对他十分照顾。学校领导在教工宿舍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然腾出一间平房给他做宿舍，还抽调了两名有经验的老师帮助他尽快熟悉教学业务。
陈掖贤不愧是名校的高材生，他的马列主义哲学和历史知识很扎实，在老教师的帮助下，他很快就适应了教学工作。据他的学生反映，他讲的课观点清楚，内容丰富，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但陈掖贤也有明显的缺点，他平日从不注意个人仪表，甚至可以说是不修边幅，同时也不太注意环境卫生，房间里面十分脏乱。
他的床上仅铺着一张凉席和一床棉絮，起床后就把棉絮堆成一团，从来不叠。屋内也是堆满了垃圾，很少打扫。与同事们相处时，他也不爱讲话，有时坐在那里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陈掖贤的单人宿舍在每次卫生检查时总是不合格。于是学校领导便调整宿舍，把他和我安排在教工楼的一个房间里，让我们共同搞好宿舍卫生。当时，我担任教研组副组长自然会服从安排。
在学校里，陈掖贤只和一个姓袁的青年老师关系比较近，所以学校领导故意安排两人住在隔壁，想让这位袁老师多开导开导陈掖贤。
据这位姓袁的老师回忆，陈掖贤曾告诉他，自己出生不久，母亲赵一曼就被派到东北，自己从小被寄养在大伯家。虽然大伯对他不错，但他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在化工学校任教期间，陈掖贤喜欢上了一个名叫张友莲的女学生。张友莲毕业后，被分配到某化工厂任实习技术员。知道陈掖贤是赵一曼的儿子后，张友莲接受了他的求爱。1957年秋，陈掖贤和张友莲办理了结婚手续。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陈掖贤结婚后，学校没有立即给他分配家属宿舍。两人仍然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有时也会带着结婚证到城里找旅馆住宿。
1959年1月，张友莲怀孕后，学校想办法再挤出一间平房给陈掖贤夫妇做宿舍。不久，张友莲在这间平房里生下了一个女儿。
由于两人在婚前没有经过了解，所以住在一起后，两人产生了不少矛盾，经常发生争吵。
生下二女儿后，忍无可忍的张友莲向陈掖贤提出了离婚。
和张友莲离婚后，陈掖贤的情绪特别低落，他的话更少了，生活态度也更加消极了。
1969年6月，北京工业学校解散，与北京精密机械研究所合并组成了北京市第六机床厂。绝大多数教师一夜之间全部成了工人。
1981年，机电研究院盖起两栋单元式家属宿舍楼，按条件陈掖贤有资格分上一套，但是按工龄计算，楼层就只能是顶层或者一楼了。机电院的领导出于对陈掖贤的照顾，分给了他一套一楼向阳的单元。
1982年8月，陈掖贤的同事发现他几天没上班，于是砸开了他的家门，发现陈掖贤已去世。
房间的桌了耻，留有一封他写给两位女儿的遗书，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永远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和国家添麻烦，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你的奶奶是你奶奶，你是你。”
陈掖贤去世后，组织上将他的两个女儿调到北京，并给安排了工作。后来，他的大女儿陈红因为不习惯北京的生活，又主动调回了四川。
而他的二女儿陈明则嫁给了一位科技工作者。
陈掖贤的大女儿陈红回四川后，一直在四川省大件运输公司检测站工作。她从不以烈士后代自居，与同事们的关系处得也很融洽。
她先后担任过检测站综合部主任和检测站分管财务的副站长，从她手上经过的钱不少，但她却不像父亲那样花一分钱，而是严格按财务制度办事。在检测站工作了18年后，陈红于2004年退休。
每年清明，陈红都要带着女儿绢绢，去位于宜宾的赵一曼纪念馆给奶奶扫墓。她和赵一曼的老家宜宾白花场的乡亲关系一直十分密切，她在成都的家几乎成了宜宾白花场的"驻成都办事处"，很多乡亲来成都办事，都要来她家坐一坐。
陈红也惦记着乡亲们，还曾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乡亲们买过许多桔子树和枇杷树苗，让乡亲们栽种。据说这些树苗现在早已挂果，长出来的果子又大又甜。
陈红的母亲张友莲，早已经去世。她的妹妹陈明现在在匈牙利经商，生活过得很不错。
陈明也曾多次邀请陈红去匈牙利一起打理生意，但陈红都拒绝了。一是女儿绢绢需照理，二是中国这块土地，有太多她难以割舍的情结。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