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与主席自井冈山会师前相识，一生交情甚笃。但只写了红军时期的几件往事，感觉意犹未尽。本文再写一写延安时期及建国以后的一些交往，作为前面文章的补充。
1930年6月，曾志和蔡协民由闽西苏区调到厦门，从事白区工作，从此离开了主力红军，也与主席分别。
1932年4月，红军攻下漳州后，厦门中心市委准备迁往漳州。时任市委秘书长的曾志奉命去打前站，通过层层关卡，终于抵达离漳州20多公里的石码，找到红 4军军长王良。时隔近2年后，再次见到了红军，曾志心情非常激动。
王良马上安排一辆卡车，把曾志送到漳州，见到了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因为是井冈山上的老战友，林、聂特地加了几个菜，热情地请曾志吃饭。其间，林彪告诉她说，主席也到了漳州。曾志一听，立即要林彪派人送她去见主席。
见到主席，曾志认为自己性格上不适合在白区工作，要求回红军队伍来。主席表示同意，也征求了厦门中心市委的意见。这样，曾志回到了红军，但蔡协民仍留在当地工作。
当时蔡协民身体不好，与曾志的感情也出现了问题，所以情绪低落。5月下旬红军退出漳州时，蔡协民向组织上提出，让曾志留在他身边工作。此事福建两级组织非常犯难，既要考虑到蔡协民的情绪，也知道曾志不愿留下，只好去找主席解决。
对此，主席亲自找曾志谈话，恳切地说：“我本来是同意你回苏区工作的，但如果蔡协民带着这样的情绪去漳南，势必影响工作。他身体不好，确实需要你在身边照顾。为了工作，我看你还是和蔡协民一起留下吧。”
这让曾志非常纠结，她想去红军工作，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借此离开蔡协民。可主席这么说了，她又能说什么呢？只好服从组织决定。为此，平时生活非常清苦的主席，专门买了一只鸡，满怀真情地为他俩饯行。这让曾志终生难忘。
此后，曾志在福建历经千辛万苦，千险万难，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也受了很多委屈。为了治病，1935年2月离开闽东苏区时，还被说是“从闽东逃跑出去的”，并由此脱离组织20个月时间。1939年12月，曾志辗转抵达延安。
曾志刚在招待所住下，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主席写信，说：“自1932年漳州一别，我常常想时时盼，希望再见到您。1936年我就想来延安，想回到您身边。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已经来到这里，期待着您的接见。”
信送走后，才过2天，就收到了主席的亲笔回信：“曾志同志，接到你的来信，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组织部派人带你来，见面再长谈。”
第二天早饭后，曾志就赶到杨家岭，时隔7年多以后，再次见到主席。
一见面，主席握着曾志的手，高兴地说：“你来了，很好，很好！”把曾志迎到窑洞坐下后，主席说：“这几年上海那边有人来延安，我都注意打听你，但一直没有消息。今天见到你，好高兴啊！这几年你都在哪里？蔡协民呢？你们还在一起吗？”
主席的问话，让曾志郁结在内心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了出来：8年白区工作、4次无故蒙冤、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寻找组织坎坷之路，以及蔡协民的壮烈牺牲、与陶铸（第三任丈夫）的悲欢离合，等等。无数磨难，百感交集，所有的郁闷情结，在兄长一般的主席面前，全部倒了出来，从早上一直说到晚上。
主席一直静静地听着，任由曾志倒苦水。关于今后的打算，曾志提出想在马列学院学习一年。主席说，“一年不够，最好学它3年，至少学2年”，更利于将来工作。
晚饭时，主席说：“以后，你星期日就来我这里吃饭。”曾志立即说：“那好啊，来吃一顿好的。”主席听了，愣了一下，笑着说：“吃好的，吃好的。”
曾志说出这话，当时就后悔了：因为主席招待她的晚餐，饭是大米、小米加土豆的“三合一”饭，菜是1份豆芽、1份白菜和1份土豆烧肉3个菜，土豆烧肉里只有薄薄的几片肉。她后来观察，主席家的伙食，比王明等人的差多了。
曾志说要“吃一顿好的”，完全是压抑了多年之后，一见到主席，“不由得变成了大小孩，不由得变得调皮了”，并非真的想吃好的。
这次见面，曾志唯一有些遗憾的，是贺子珍此时已与主席分手，去苏联治病了。因为江主任在，曾志不好问，后来还是主席主动和她说了贺子珍的情况。
有文章说，主席对党内同志一般不迎送。但对于曾志，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建国以后，都是经常迎送的。建国以后，曾志多次到海里看望主席。临别时，主席经常送到勤政殿外，看着她登车离去。
1967年1月，特殊年代，陶铸被揪。曾志当时是广州的书记，她写信给主席：“我是请假来北京养病的，组织关系都在广东。现在陶铸出了事，我怎么办呀？”主席在信上批示：“曾志同志，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组织关系找汪东兴解决。”
后来事情闹得很凶，曾志的家也被抄了，她再次给主席写信，请示要不要回广州去？这次主席没有回信，她也没受到什么冲击。后来才了解到，主席看到她的信后，与周公商量：“你看曾志要回去，连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他们都不能立足，都跑到北京来了，曾志不要回去了。”随即让汪东兴对曾志做了安排。
1972年2月，曾志被安排到临潼干休所，开始了休养生活。这个干休所属于军队，而曾志是地方干部。虽然生活有保障，但组织、工资、医疗和供应关系都不顺。为此，曾志给主席写信，请求把自己的关系转到军队，理由为“我是最早的红军战士”。
不久，陕西书记找她谈话，说主席看了她的信，指示“曾志愿意留在西安，就在省委安排工作；不愿意可以调回北京”。曾志简直不敢相信，做梦也没想到还能回京。
应当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志一直得到主席的特别关照和保护。虽然受陶铸影响，在粤北翁源县邱屋生产队劳动了2年，但所受的冲击是相对较小的。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