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西侧，坐落着一所庄严宏大的建筑，不仅是我国的枢纽机关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地，也是接待各国重要外宾、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场所，当然，这就是家喻户晓的人民大会堂。
可是这么一所严肃、隆重的礼堂，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却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悬案，在二楼会客厅的外玻璃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弹孔，这无疑是有人从远处对着大会堂进行射击！
而当时的礼堂内，敬爱的周总理正在接待重要外宾，这更让事情的严重性拔高了好几个层次。
公安部轰动，火速成立了专案组对案件进行侦破，但在无数专家云集的会上，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找出哪怕半点线索，他们甚至连枪手从哪里开枪都摸不清楚。
最终，经过了漫长的地毯式搜查和多番取证后，凶手还是被发现了，可是这名不算凶手的“凶手”，却让所有人目瞪口呆，也让这起掀起巨大波澜的案件变得更加惊奇。
时间回到1966年2月2日上午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内，张善兰正在一楼悠闲地做着保洁工作，这个年轻的小姑娘是礼堂内部的一名服务员。
在那个年代，能进入这种地方工作，那简直是莫大的光荣，所以她干起活来也十分勤恳。
不过随着她登上二楼继续工作，却忽然发现西北面服务间墙边的地上有些什么东西，她走过去一看，发现是玻璃残渣，原来窗上的一扇玻璃碎了。
可这栋建筑明明采用的都是坚固的双层玻璃啊，张善兰仔细看去，发现布满裂痕的两块玻璃上竟然有两个圆形的小洞。
那会儿的人对枪械的了解还是较强的，她很快意识到那是弹孔！马上吓得蹲了下去，然后尖叫着冲向了楼下的警卫科......
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于桑在十分钟后便接到了一通电话，大会堂警卫科的战士告诉他那里遭遇了枪击，二层北侧的玻璃被击穿。
而此时另一名服务员姜宗珂也已经在那扇双玻璃的夹缝中间发现了一颗已经变形的子弹弹头。
于桑脑袋里轰得一声巨响，对于周总理正在会堂内进行工作的事他再清楚不过了，马上动员大批民警紧急赶到了事发现场。
确认了总理安然无恙后，于桑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他带人来到那扇玻璃面前，工作人员小心仔细地取出“凶器”后，经过鉴定，确认这是一颗直径5.6mm的小口径步枪子弹，这一下情况就变得空前严重了。
为什么会有人对大会堂枪击？凶手是在哪个位置开枪的？子弹命中的是二层，对方是怎么知道总理恰好在二层招待外宾的?
于桑
这一系列问题即刻被汇总，由北京市公安局报到公安部，然后又报到了中央，让所有人都分外紧张起来，是间谍?还是境外势力？或是其他别有用心的人？
此时距新中国成立不过十七年时间，国内还有许多问题没能得到解决，这件忽然出现的“暗杀”行动几乎让整个国家都为之一震。
在第二天，周总理亲临现场查看了情况以后也很重视，同时他也对警卫科的干部们表示了批评。
因为大会堂遭遇枪击，如果不是服务员无意中看到玻璃，竟然没人发现，既不知道人在哪里，连什么时候开的枪都不知道，所有人在当场都感到十分羞愧。
接着，总理亲自指派公安部组织人员进行侦破调查，按照中央的指示，当时公安部的正副部长、北京军区的司令员和总参谋长、政委等要员全部汇集一堂。
还有各大顶尖的刑侦专家以及从各处抽调而来的警方骨干组成了一个联合专案组，以这样高的规格来应对此次事件。
在各部门高级领导的引领下，轻武器研究专家、军方保卫部专家等陆续来到现场进行勘察，在动机上，专案组最早的判断是暗杀活动，毕竟大会堂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同志经常活动的场所，对方想要袭击、伤害某位首长是完全可能的。
而在线索上，他们首先确定了枪击发生的时间是在当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之间，因为子弹是小口径步枪发射的。
所以如果能击穿玻璃，那么枪手绝不会离大会堂太远，至少不超过500米距离。
那么确定开枪者当时的具体位置就成了第一要务，当时又没有监控设备，要想达到这一点，只能通过武器专家们去还原子弹的弹道。
由于玻璃是双层的，所以各留下了一个弹孔，专家们通过弹头类型、弹孔大小、深度等努力还原出了弹道轨迹，最后得出一致结论：枪手是在长安街车道开枪的。
不过堂而皇之地站在大马路上开一枪肯定会引起很大混乱，但根据当天的报告完全没有反映此事，一切都很正常，而枪手自然也不会这么蠢笨。
所以专案组进一步作出合理推测：他是在一辆车上开枪射击的，该车辆从长安街上一直行驶，到人民大会堂面前时开枪并迅速离开。
科学条件的制约和线索的短缺让大家绞尽脑汁也找不出别的突破口了，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地毯式搜索了。
因为关系重大，这次办案调用了大批公安干警，于是这些警员们立刻开始了忙碌的工作。
他们直接拉网式排查了一千多辆2月2日上午那两个小时内从长安街快车道经过的机动车，然后再次排查了大会堂周边所有距离、位置合适开枪的高层住宅楼，最后对全北京市内所有单位、私人持有的小口径枪支进行逐一排查。
对车辆的调查毫无效果，因为所有车辆中，只有一辆北京地质学院的车从河北通县的修械所运回了四十多把步枪。
但车上的6人及司机都可以证明无人开枪，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可疑情况了。
执著的专家组还在现场又进行了一轮模拟测试：几位警员驾车从长安街快车道驶过，在途经人民大会堂时开枪，三次试验分别调整了行驶速度，但最终的结果让人大失所望，不管怎么射击都完全不符合案发现场的情况。
很显然，这条路是错误的，那么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在座那么武器专家、刑侦高手都很尴尬，没人能给出答案。
眼看着案件调查陷入了僵局，所有人都很焦急，就在这种情况下，一名年轻的刑警忽然站了出来，表示自己可能有特别的想法。
这位警官名叫陈建华，此时才二十六岁，在这个专案组里就是十足的愣头青了，但现在破案要紧，各方意见都该听听，于是陈建华立即被允许上场发言。
小陈表示，被击碎的玻璃很奇怪，他在之前的实验中发现，被短距离内的子弹击中，不会造成这样的损伤，他觉得这颗子弹更像是从远距离外射击而来的，弹道不是呈直线，据他的判断，应该在西北方向。
陈建华的说法颠覆了之前一众专家的判断，公安部的领导自然也不能确定，但他们很果断——实践出真知，于是当天下午，在北京的西山靶场，立刻开展了一轮全新的射击实验。
几位军中的狙击好手从不同方位、不同距离陆续射击那几块特地被运来的全新玻璃，最终果不其然，在四五百米的距离上，几乎一样的弹孔出现了！
案情至此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既然方式、方向都确定了，专案组很快就锁定了枪手的大概射击位置在长安街以北四五百米的南长街一带居民区内。
于是之前针对枪支的拉网式搜查也把这里转为了重点区域，在大量警务人员日以继夜的努力下，范围不断缩小，最后来到了南长街南口附近。
不是他们速度慢，而是这附近的居民区非同一般，住的基本都是中央或军方的高级干部，就算是查案也不能造成太坏的影响，否则难以交代。
在南口大晏乐胡同44号大院，工作人员也照例查了一遍这里的枪支，仍然对不上号，于是已经准备掉头走人了，结果门卫大爷冷不丁地提醒了一句，说大院里有几个孩子最近喜欢在屋顶上拿枪打鸟。
这一下就让所有人愣住了，他们马上根据情况找到了这几个住户，经过层层排查之后把目光放在了一个叫李迪民的孩子身上。
这个李迪民来头倒也不小，他的父亲正是中国解放军上将、此时就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达同志，不过面对这么多专案组的人员，李迪民也懵了，一五一十地交代出了情况：
2月2日上午十点多的时候，他就在院子里用父亲的一把带瞄准镜的小口径步枪在打麻雀玩，开了一枪打死一只后，他又爬到前院车库的屋顶上继续打，结果后面又放了两枪没打到鸟，全部落空了，之后他便收枪回家了。
情况至此已经较为明朗了，听了李迪民的话，专案组马上开展分析，那个车库房顶留有架枪痕迹的位置的确朝向大会堂，只是有树枝树叶遮盖，但对子弹完全不造成影响。
接着狙击手用李迪民的枪支在相同位置再次进行射击试验，造成的弹痕基本都和实际情况吻合，而枪支本身的膛线、条痕等也都完全一致。
以这一系列证据和测试，在刮西北风的当天屋顶上的李迪民对着正东偏南方向放出的第二次空枪，有九成以上的概率可以确定就是命中大会堂玻璃的那一枪了。
当最终的尘埃落定时，大家惊异地发现，这场轰动一时的枪击案，竟然是由于一个失误加一连串极小概率的巧合所造成的，只能苦笑不得。
但这件事仍然对首都的保卫部门引起了不小的冲击，2月8日下午，中央机关、驻京部队以及各保卫科就举行了一场千余人的集训。
很快，专案组便将整理出来的结案报告上交到了周总理手中，在吃惊的同时，总理也很生气，因为他看到孩子的枪支是随手在传达室里拿的，觉得这样的管制也太过危险了。
而那位“罪魁祸首”，年仅十几岁的李迪民倒是没事，面对这样一个调查结果，专案组自然也没法拿这个年幼的初中生来问罪，只是加以一番严肃的批评教育后便让他回家去了。
不过这件事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周总理受触动后加紧了对枪支管控的研究，在不久后便牵头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开始试点性地展开枪支登记。
后来到了1993年，湖南省马田镇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超级械斗”事件，两个村子共计五千多人，携带各类枪支弹药、雷管、炸药甚至火炮展开了一场小型战争，进一步推动了对枪支的管控进程。
三年后的1996年，我国正式全面禁止非法持枪，任何公民都不得私藏枪支弹药，而“人民大会堂枪击案”正是这一政策重要的推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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