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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今日语录
（2024年6月14日）
“每一天都极度认真”——这句话非常简单，却是人生最重要的原理原则。
——〔日〕稻盛和夫《活法》
02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际信任提升
作者 / 张晓旭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日本学刊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张晓旭在《日本学刊》2024年第1期发表《角色转换视角下日本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际信任提升——基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的分析》（全文约2.1万字）。
张晓旭认为，日本曾在二战期间与东南亚国家结下历史宿怨，如今却在此地区拥有较高的国际信任。实践证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国际发展合作推动了日本在这一地区的角色由“负罪者”到“赔偿者”再到“建设者”的角色转换，目前朝着“领先者”的角色发展，不断被塑造的新角色有效促进了日本在该地区国际信任水平的提升。这一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负罪者”到“赔偿者”：摆脱信任“负数”（1950—1976年）
第一阶段是1950年至1976年，日本通过国际发展合作推动角色从“负罪者”向“赔偿者”转换，摆脱了战后国际信任的“负数”状态。首先，战后日本通过签订“旧金山和约”、参与“科伦坡计划”、宣布“经济援助”的基本方针、设立赔偿联络会、加入各种与对外援助有关的国际组织等一系列行动向东南亚国家释放“赔偿者”角色信号。尽管东南亚国家意识到日本推动其作为“负罪者”向“赔偿者”新角色转变的积极姿态，但它们仍然对日本是否能为此角色付诸诚意保持高度谨慎。
其次，日本利用赔偿行动创造角色绩效。日本赔偿的产品除消费品外，还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工业、发电、运输等领域的成套设备，正好满足了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尤其对于新独立的东南亚国家来说，由于经济规模小、发展水平低，日本的赔偿在推动其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赔款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二战结束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关系的真正开始，赔款问题的解决促进了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正常化，整体而言，日本获得了东南亚国家对其“赔偿者”角色的承认。
由此，日本实现了由“负罪者”到“赔偿者”的第一次角色转换，改善了东南亚国家对其的信任评价，摆脱了战后的国际信任危机。通过对东南亚国家的赔偿，日本对这一地区的商品出口得到扩大，也使其资源、能源的进口大大增长，及至1967年东盟成立之时，有关各国同日本的双边贸易在其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都已占据前列。但是，这一时期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所获得的国际信任也存在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其对东南亚国家事务的介入仅限于经济领域，完全是一个非政治性的存在，极少能够参与东盟的政治、安全事务。1974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时，曼谷和雅加达所发生的骚乱就表现出东盟国家对日本仍存不满，日本在东南亚所获得国际信任的局限性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冲击中再次表现出来。
（二）从“赔偿者”到“建设者”：实现信任“正数”（1977—1989年）
第二阶段是1977年至1989年，日本推动其角色由“赔偿者”转向“建设者”，国际信任水平得到有效提升。这一时期，日本曾多次在外交场合向东南亚国家做出援助承诺，并与东盟之间建立了双边论坛，形成稳定的经济合作机制，包括日本—东盟论坛、日本—东盟外长会议，以及五次更新国际发展合作中期目标，这些行动充分展示了日本塑造“建设者”角色的决心。同时，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在此地区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充满期待，但这些期待意味着日本想要得到东南亚国家对其“建设者”角色的承认是艰难的，能否成功塑造新角色还取决于日本的实际行动。
于是，日本加大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投入。1978—1989年间，日本每年对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发展合作投入占日本当年国际发展合作总投入的比重均保持在30%以上，部分年份甚至达到40%以上，援助总额也由1978年的5.88亿美元上升至1989年的22.26亿美元，增长了近三倍。在日本国际发展合作的前十位受援国中，东南亚国家连续十年稳居前列，成为日本援助资金流向的主要地区。这些国际发展合作拉动了日本对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在电力生产领域，日本的投资约占印度尼西亚的20%、泰国的22%、马来西亚的50%；此外，印度尼西亚电信投资的50%、泰国铁路投资的58%等均来自日本。结果是，尽管东南亚国家仍然对日本存在一些不满，但整体而言认可了日本对东南亚发展的建设意义，日本“建设者”角色逐渐得到承认。
因此，日本又一次在东南亚地区实现了角色转换，其国际信任达到了新的历史水平。日本对东南亚事务的介入开始超出经济领域，涉及部分政治事务，在协调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稳定地区秩序上产生影响力。东南亚国家逐渐接受日本在该地区政治事务中不断扩大的作用。例如，在柬埔寨冲突期间，东盟将来自日本的支持看作日本诚意的体现，在政治上对日本的看法转向积极。这一时期日本能够在政治上得到东南亚国家的接受和支持，可见其国际信任已实现了有效提升。
（三）从“建设者”到“领先者”：建立信任优势（1990年至今）
第三阶段是1990年至今，日本国际发展合作再次推动其角色从“建设者”转向“领先者”，建立了信任优势。这一阶段，日本通过制定国际发展合作指导方针、宣传对外政策等塑造竞争优势，发出“领先者”角色信号。1992年日本订立了《官方发展援助宪章》，提出“四项原则”，其国际发展合作呈现明显的政治战略导向。2003年和2015年日本两度对《官方发展援助宪章》进行修订，其中规定的“优先区域”特别重视东盟，还关注宗教、环境、难民、“人类安全”等全球性问题。随着1986—1992年新的国际发展合作“中期目标”的提出，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在宣布以亚洲为中心的新外交战略中将东盟置于“亚洲外交”的关键位置。
与此同时，东盟将日本视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希望与日本升级关系，进一步发掘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建设中的潜力。1997年12月东盟宣布“2020年愿景”，之后接受了日本成为“2020年愿景重要参与国”的意见。2001—2002年东盟领导人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希望成立专家小组研究如何深化东盟与日本的经济交往，并同意签署相关文件，以此将日本拉入东盟的发展规划中。
“领先者”角色给日本提出了新挑战，这一时期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开展的国际发展合作致力于创造竞争优势、追求领先地位。在角色绩效上，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国际发展合作投入居世界第一位。日本外务省数据显示，2008—2019年日本对东盟国家的国际发展合作几乎每年都在30亿美元以上，部分年份甚至超出40亿美元。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的数据，2012—2021年东南亚国家接受的援助中，来自日本的援助稳居第一位且始终保持绝对优势。
就角色承认而言，东南亚国家纷纷将日本的国际发展合作视为支撑其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柱，表达了对日本在该地区发展中“领先者”角色的承认。例如，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多年来与日本国际发展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可预测性促使马来西亚采取了利用日本国际发展合作支持其国家发展战略的政策。在泰国看来，虽然日本部分援助项目有负面影响，但其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整体上符合泰国的国家发展规划，有利于促进泰国的经济发展。总之，东南亚国家将其发展战略与日本国际发展合作相协调，并将日本置于助力东盟未来发展的重要位置，这些举动均表明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国际发展合作竞争中获得了优势，其“领先者”角色得到了很好的承认。
东南亚国家对日本“领先者”角色的承认使日本再次实现角色升级，更具优势的国际信任在东南亚得以形成，主要表现在当下日本能够更全面地介入东盟政治、经济、社会事务。2021年的《日本—东盟峰会声明》中，东盟表示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东盟领导人制定创新的、可持续的《东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未来设计与行动计划》，同年东盟还表示愿意与日本在《万象愿景2.0：日本与东盟防务合作倡议》框架下开展合作，解决恐怖主义、海上安全、经济安全和网络安全等共同关心的问题。由此，日本在东盟伙伴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得到了质的提升。尤索夫伊沙研究所东盟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2023年《东南亚国家调查报告》也表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获得的国际信任超过了美国、欧盟、中国等，连续五年位列第一。
然而，日本利用国际发展合作在东南亚地区构建国际信任也存在局限性。首先，日本所提供的援助曾被指出存在“赠予成分低”“最苛刻的援助条件”“经济动物”等一系列问题。其次，日本所开展的国际发展合作导致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形成依赖，其议价能力被系统性地削弱，进而强化了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渗透和控制，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受援国发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反向又提高了受援国对日本的警惕性。针对这些问题，日本政府进行了反思和调整，采取更加积极的援助政策和更加灵活的援助方式及时缓解了日本国际信任遭到的损耗。未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国际信任的发展取决于双方利益的契合程度、日本国际发展合作的具体政策以及在此基础上东南亚国家对日本行为的认知。
03
广而告之
（2024年6月14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作为“全球大外交青年智库开创者及代言人”，立志“为中国青年提供向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建言献策的渠道和平台”，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新青年的智慧和方案被全球看见”，“做好中国的智库外交、青年外交等民间外交工作”。“大外交”最早从2014年建设国际政治外交外事青年人才群，到2016年开始建设全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群，2018年开创付费社群模式，至今已建设成中国国际问题智库里具规模、具影响、垂直细分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人才社群矩阵（30个）。
“智库报告及思想共享群”系大外交智库（GDYT）创建，日更，为进一步给中国政府、企业、高校、媒体以及各类组织及个人等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分析报告、国别简报、每日信报、编译评议报告、时政分析报告、行业报告、产业报告、智库报告、政府报告、商业报告、经济报告、市场报告、品牌报告以及其他相关报告而组建的报告发布高端功能付费社群（￥1999/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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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记事
（2024年6月14日）
2024年4月26日，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受邀入驻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顶端新闻，注册“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官方账号并加V认证。5月30日，“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顶端新闻官方账号发布第一篇文章。6月4日，“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顶端新闻官方账号推文总阅读量突破1万；6月6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2万；6月7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4万；6月8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6万；6月9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7万；6月11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10万；6月13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12万；截至6月14日12时整，推文总阅读量突破1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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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14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简称“大外交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中国首家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GDYT一直坚持“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从2017年创始初期稳扎稳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创评论组（于2022年改组为《智本青析》编辑部）并创办《智本青析》电子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开设分支机构即海南大外交学会，同年成立青年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在2019年创办“大外交青年发展与实践启航项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创办“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讲座项目”至今；2020年成立应试就业研究中心并创办《真题解析》付费专栏；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决策咨询公司，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事务；2021年成立外文编译评议组并创办《大译编参》电子刊至今（该编辑部于2022年创办《每日信报》微电子日刊），同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新国别简报》栏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数据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鸿士论天下》栏目）、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专访项目（青坊谈、最有影响力人物访谈、21世纪中国外交天团、学人专访等）整合为《与名人对话》栏目，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全职高精尖部门和全球范围内的“大中华菁英圈”，开启“Smallibrary·小书屋”全球青年阅读挑战计划（该计划于2022年创办《智库书屋》栏目），运营新知太学（网络）书院（该书院于2022年创办《线上共读》栏目）；2023年，成立全球创业研究中心、全球湾区研究中心、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在香港开设分支机构“香港大外交学会（GDYT HK）”，创办“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国际人才交流平台等。GDYT从2021年以来，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政策分析与思想交流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新型国际问题青年智库建设与发展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区域国别学术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采访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讲座活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系列活动、“GDYT与国际知名学者对话”等等。自创办以来，GDYT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企业、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2021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含高级）、特约研究员（含高级）、助理研究员、编译评议员、时政评论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人）的样本标杆青年智库，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指导下，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为政府、企业、智库、高校、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有提供过咨询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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