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病在北京逝世。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天，央视一女导演受邀参加了仪式。事后，有人将此事传到了电台领导的耳朵里，经过一番询问，女导演终于说出了真相：“我就是周总理的侄媳。”
这下，曾和她共事多年的同事们，都感到异常惊讶，连连说着“想不到”。
那么，这位女导演是谁？她和周恩来有何感情？而这一切，都要从她的丈夫周尔均开始说起。
抗战期间，周尔均和哥哥周尔鎏一直跟着母亲过着四处奔波的日子。到了1946年夏末，因为家里经济困难，两个孩子交不上学费，所以，周尔均的母亲决定让他们去投奔七伯、七妈。
周恩来，在他那一辈弟兄的大排行中排在第七，因而小辈们称他为“七伯”，称邓颖超为“七妈”。
临行前，周尔均从母亲的口中得知，伯父周恩来与父亲周恩霔兄弟情深。早年间，周恩来东渡日本、后去欧洲勤工俭学，回国后，专门给周恩霔带了一副埃菲尔铁塔的风景画、微型望远镜作礼物。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恩霔跟随周恩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兄弟俩齐心为革命事业倾力奋斗。
1946年的一天，周尔均的母亲打听到周恩来正在上海，她就打发了两个孩子去寻亲。不知过了多久，兄弟俩在上海思南路找到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进去后，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盘问了兄弟俩的身份。随后说：“周副主席老是念叨你们啊！”
图 | 陈家康
很快，周恩来、邓颖超跑下楼迎接。当看到周尔均、周尔鎏穿着破旧衣服时，周恩来颇感难受，邓颖超则将两个孩子搂在怀里，说道：“好孩子，你们受苦了。”
在上海的几天里，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来看望周尔均和周尔鎏，对他们嘘寒问暖。这天，周恩来和邓颖超携手来看望兄弟俩。周尔均看着七伯、七妈的装扮，不禁感叹道：“七伯穿西装帅气，七妈穿裙子好看。”
周恩来笑着说：“这样的打扮，主要是为了减少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是工作的需要。实际上，在延安，我们都是穿土布衣服的。革命是艰苦的，随时要准备牺牲。这在灯红酒绿的上海是体会不到的。”
提到延安，周尔均说：“七伯，七妈，我和哥哥想去延安，干革命！”
周恩来看着兄弟俩，严肃而亲切地说：“原本是想送你们去延安的。但现在形势紧张，国民党谈判没有诚意，中共代表团的许多同志可能要被迫紧急撤退，带上你们很困难。你们还是留下来读书吧。”
周尔均和周尔鎏听后，郑重地点了点头。
临别时，周恩来提醒兄弟俩要当心特务，邓颖超给兄弟俩留了一些生活费和衣服。这一别，双方再见面时，周尔均身边多了一个人。
在上海念完高中后，周尔均于1949年初夏，参加了解放军，成为了二野军政大学的学员。同年，他跟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在征程中，被调到二野后勤部工作。
随着年岁的增长，周尔均到了交朋友的年龄了。1953年11月，他对一个部队的文艺兵邓在军展开了追求。
邓在军出生于重庆，1950年9月初，她瞒着家人，追赶路经她家乡的李德生部队，后成为一名宣传女兵。时隔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该部队奉命参加抗美援朝，邓在军因年龄尚小，被留在了国内，后分配到西南军区后勤文工团，当了一名文艺兵。
当时，她和周尔均一个部队。由于宣传队和文工团拉练时，男女战士曾在一起住过大通铺，所以，两人就互生好感了。
图 | 邓在军和周尔均的合影
在确立恋爱关系时，邓在军特意去问处长“周尔均的出身好不好？”
处长给她的回复是“保证没有问题。”
邓在军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思想多简单，组织上保证没问题，那就甭问了。”
就这样，两个人走在了一起。同年12月，周尔均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他将这一喜讯告诉七伯、七妈后，不久就收到了七妈的回信。
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尔均同志侄：
航快信已收到，知道你已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的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转为正式的党员。
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为要。
匆草，即祝进步、健康！
邓颖超
在收到邓颖超的回信后，周尔均非常高兴。3年后，他写信给七伯、七妈说了自己已有未婚妻一事，并询问能否让未婚妻认个亲。不久，他收到回信“可以”。
1957年，军委欲将在昆明的邓在军调往海政文工团。在去北京前，邓在军收到了周尔均写来的信。信中说，她到了北京以后，有人会接她到中南海见总理。
看过信后，邓在军才知道，自己找的对象，竟然是总理的侄子。一时间，她的心情好似波涛汹涌。
事已至此，她也只能壮着胆子去见周总理了。
当天，邓在军美美地打扮了一下，穿着海军服，梳了两根辫子。在等待周总理派车来时，她心想还没坐过小轿车呢？这下可以享受了。可她等来的，却是一辆三轮车。
后来，邓在军从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口中了解到，总理公私非常分明，因私事乘车外出都坚持自己付车费。他经常对家人说：“汽车是我为人民工作用的，你们不能享用公家为我配的车辆。”
所以，坐着三轮车进中南海，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邓在军被引到西花厅，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见面，他们就关切地问，“多大了？”、“家里有兄弟姐妹吗？”等等。
邓在军一一作答。
周恩来继续问：“什么家庭出身？”
邓在军回答：“我爷爷在镇上挺受人尊重的，都称他邓大爷。我参军时人家都说我家是地主。”
周恩来听后，宽慰说：“没关系的，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能选择，你看我也出身在封建大家庭，我们都应该一起学习，一起改造。”
邓在军听周总理说话，总是“我们我们”的，慢慢地她就放松许多了。
聊了许久了，周总理说：“今天中午就在我这吃饭，让你吃我们的二米饭。现在生活好了，你们年轻人都别忘了小米加步枪的年代。”
本来两菜一汤，因为邓在军的到来，又加了个菜。席间，邓在军感觉总理讲话非常平易近人，气氛特别温暖。
以后，只要不出去演出，邓在军一到礼拜天就去西花厅。
一次，邓在军给七妈邓颖超提意见说：“厕所的毛巾都烂成那样了，换一块吧，毛巾能值几个钱呢！”
邓颖超说：“那不，伯伯说用烂用完，不让换。”
这事给邓在军教育很大，影响到她对生活的态度。后来，邓在军回忆说：“总理太完美了，我们也特别怕作为亲属，因为自己的行为，万一做不好会给总理抹黑，有损总理形象，所以生活上工作中尽量严格要求自己，会把总理当作榜样来学习。”
1958年春节后，邓在军被调到了东海舰队文工团，去了上海。几个月后，周尔均乘着船，千里迢迢跑到上海完婚。
图 | 从左到右分别为：邓颖超、周恩来、邓在军、周尔均
那个时候，两个人都没什么积蓄。结婚前，周尔均给邓在军买了一件绿毛衣。婚后好多年，邓在军和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开玩笑说：“他就用一件毛衣，把我娶回家了。”
1959年，周尔均和邓在军的孩子出生了。他给女儿起名为“萌萌”，一家三口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没多久，周尔均接到命令，派他到北京总后勤部工作。为了一家人团聚，邓在军也去了北京，之后转业到北京电视台上班。
一到北京，邓在军有时自己去西花厅，有时带着孩子去。每次，只要周总理有时间，就会过来打招呼。
有一次，邓在军到了周总理家，总理从她背后出来了，但她却没有发现。旁边坐着来访的一位姨母。当时，这位姨母就批评了邓在军：“看你伯伯出来了，你还不站起来。”
周总理马上讲：“她没看见我。在家里，不要搞得那么拘谨。”
后来，邓在军回忆说：“他特别能理解你，他知道你不是有意的。”
图 | 邓在军
又有一次，邓在军带着一岁不到的孩子去了。到了吃饭的时候，总理就留他们吃饭。席间，周总理很细心，说：“呦，今天没有孩子吃的菜，让厨师炒个嫩嫩的鸡蛋让她吃。”
鸡蛋一端上来，孩子就迫不及待地拿手去抓。
邓在军特别难为情，心想当着伯伯的面，显得太没教养了。
随后，邓在军拿起筷子就把小孩的手打了一下。总理见状，连问两句：“为什么打她？”
邓在军说不出理由。
总理一把抱过孩子，语重心长地说：“那么小的孩子，她既不能拿勺子，也不能拿筷子，手就是她的工具，要实事求是，今后在工作中也要这么处理问题。”
很简单的话，给邓在军的触动很大。
之后的几年里，邓在军把女儿们交给了保姆抚养，自己则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这天，周总理问她：“在军，最近干什么？”
邓在军回答：“组织上培养我，让我到中央乐团学习西洋唱法。”
周总理听了，很高兴地说：“好啊，西洋唱法很科学的，知道什么叫西洋唱法吗？”
邓在军一下被问住了，半天说不出来。
周总理见状，立即解释说：“西洋唱法源于欧洲，也是他们的民族唱法，用气发声都很科学。我们的民族唱法也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国土，王昆、郭兰英她们的民族唱法就很好嘛，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邓在军连连点头，心想：“总理博学，如果有孩子，绝对会教育得特别好。”
相比邓在军去西花厅的次数，周尔均就显得少了。毕竟他工作上是非常繁忙的。
1959年的一天，周尔均前去看望七伯。但一进门，他就感觉到了不寻常的气氛。总理正在气头上。
一打听，原来是秘书们趁着周总理和邓颖超相继出差的机会，未经周总理同意，本着节约实用的原则对西花厅进行了一次维修。
周总理回来后，被西花厅“焕然一新”的样貌搞得心情不愉快。接着，他将身边的工作人员批评了一顿。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周尔均劝慰伯父：“西花厅这个房子是历史文物，您平时教育我们要爱护国家财产，那么，对西花厅进行维护，也是保护了国家财产。”
周总理听后，点了点头，但依旧表示要身边人把旧家具都搬回来。
随后，周总理问周尔均：“你看过杜甫的那首诗吗？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周尔均认真地背出了这首诗：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周总理点点头，意味深长地说：“你想一下杜甫这首诗，就会明白我为什么那样生气了。”
周尔均当然知道，周总理心怀国家，人民，看不得他们受苦。
周总理对亲属的要求，就是“自强自立”。他曾告诫亲属不要做满清的八旗子弟。中南海紫光阁武成殿后面有一块乾隆皇帝所立“下马必亡”碑，周总理多次用此碑教育青年。
周尔均和邓在军都深有体会。
周尔均记得，七伯曾与他讲过一件关于他父亲的事。周恩霔与梅兰芳是至交，抗战期间，周恩霔应周恩来的嘱托，捎话给梅兰芳，要他设法离开当时已是沦陷区的上海，到后方去。
图 | 梅兰芳
建国后，周恩霔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梅先生的文章。文章的署名是‘翕园’（别号），没有用‘恩霔’。周恩来教育侄子，向自己的父亲学习。
周尔均牢牢地记在了心中。
邓在军也特别注意，在公开场所与七伯保持距离。有一回，她遇到了外出办事的周总理，但她没有上前主动问话。事后，她把情况反映给了七妈。邓颖超听后，点点头说：“这样做很好，完全应该。”
周尔均和邓在军一直记得周总理的讲话，他是这样说的：“不要因为伯伯是国家总理，你们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在后来的生活中，不管遇到多大难处，他们都选择自行解决。
在周总理逝世后，参加追悼会时，当时已经成为央视名导的邓在军，另一层身份才公之于众。与她相处多年的同事，竟然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可见，邓在军有多么低调了。
在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之际，周尔均和邓在军为纪念七伯，摄制了《百年恩来》。期间，他们采访了400多位中外人士。成品出来后，邓在军对丈夫周尔均感叹：
“我过去对伯伯的伟大人格了解得太少、太肤浅了。恩来伯伯和颖超伯母从来只愿做一个普通人，绝不把自己当大人物，也不愿进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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