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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宝栋戏曲文集

王如昆编

被淡忘了的一页

------敌伪占领区的戏剧

抗日战争期间,我国大片土地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同胞,遭爱到侵略者与汉奸的蹂躏,他们的不幸,应该得到我们的同情和关怀。当然在敌伪区,有坚持斗争的勇士,甚至牺牲了血肉之躯,值得人们无限敬仰。但在敌人的淫威之下,饱受欺压的同胞也应该得到我们的同情。法国莫名小说家都德曾经写过短篇小说 “最后的一课”,叙述一名教师在德国占领区给学生上课时,对学生们说:“这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堂法语课,明天起将取消此课程,改为德语课了。但是你们必须记住:你们是法国人,永远也不要忘记自己的母语……”侵略者要统领别国领土,首先就要消灭其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敌占区坚持文化本身,就是爱国行为。

在敌占区生存的有梅兰芳,他不屈服日伪势力,不愿意为日寇统治粉饰太平,拒不出台,政治影响极大。成为人们称赞的事迹。但是,不可能要求每一个演艺人员都和梅兰芳一样,因为梅兰芳可以卖画为谋生,别人不具备这种条件,只有靠舞台生活获得生存。周信芳还可以编演《明末遗恨》、《文天祥》、《史可法》。但是更多的艺人不具备这种条件,怎么办?再说,沦陷区那么多士农工商,为了生存。他们都是领取了当时的“良民证”,能说他们都是日本的良民,都是汉奸吗?那些被日本人强拉去充当“慰安妇”的妇女;强拉去作民伕的男人都是为日本人服务的吗?当然,能同日本人作正面斗争的,甚至牺牲生命的英雄,值得我们尊敬。但是那些受到日本人欺凌的同胞,也应当受到同情的,所以,把那些被胁迫被当局演出的演员,一概说是汉奸行为,我认为也不妥当。

在抗日期间,杨小楼绝不向日本人低头,愤激而亡,实为可敬。但是也有不少从艺人员为了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继续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为京剧艺术发展尽力,也是不容易的。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和四小名旦李世芳、毛世来、宋德珠、张君秋的表演艺术流派,基本上是在抗日期间形成并逐步完善的,这是他们都是以惊人的毅力和执着的敬业精神,才得到的成果。富连成科班、中华戏校在此期间还继续在为培养京剧表演人才而努力。,可贵的是上海戏曲学校就是在日伪统治期间成立的,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正”字辈京剧青年学员,这些年轻京剧演员都是胜利后的舞台中坚力量。长期艰苦的八年抗战时间,并没有使我们京剧人才出现中断,就是这些优秀的老师和顽强的热血青年付出难以想象的精力,换取了胜利后的繁荣文化。你能说这不是爱国精神吗?如果他们都与日本侵略者正面斗争,其精神可佩,但是牺牲了生命,失去了传承戏曲艺术的可能,也是非常可惜的。如果他们更丧失信心,消极沉沦,不坚持事业,另谋出路,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繁荣。在漫长的敌伪统治时期,日本曾强行推行奴化教育,也发行过一些歌曲唱片,比如“我是16岁的满洲姑娘”等黄色唱片,始终没有达到流行社会的程度。他们也占领不了我们的戏曲舞台。在整个敌伪占领期间,戏剧舞台始终是我国的京剧及地方戏所独步!在中国的舞台上,都是宣扬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宣扬忠孝节义的品格,鞭策卖国求荣的败类。以“合法”手段宣传爱国主义,含沙射影地控诉侵略行为。此成果是与我们民族戏剧的从艺人员的奋斗是分不开的。就他们为维护民族文化而奋斗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2015年9月18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