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景的电视剧中，经常会出现主人公手拿流通货币的画面，这可不是以往的银元，而是一块圆形货币。
1910年，清朝灭亡后，中国历史开始走向近代，北洋军阀并没有继续采取银两作流通货币的路子，而是采取了一种新的货币单位：银圆，这种钱币也称为袁大头，大洋。
在那个年代，偏僻地区一个工人起早贪黑，食不果腹地奋斗一个月，最多也只能拿到30枚，价值不及大洋的铜钱，而一块大洋就足够他们一家人好好吃上一顿饭了。
一个货币，就拥有三个名字，想必也拥有着意想不到的故事？
至于对于“一万大洋”的概念，现代人们也有着不同的疑问。民国时，它们究竟具有多少购买力?放到现在价值又怎样呢？
一、大洋与小洋
其实，大洋的全称叫做“袁世凯像背嘉禾银币”，也就是说一面为袁世凯侧面象，一面为禾稻的银圆。
这么看来，“袁大头”名称的由来某方面也有此原因，人们因为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历史名声不佳，加上大洋上面他硕大的头部。这比较不雅的名称不就来了？
但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具体的原因还得从清朝尚存的时期说起。
清朝后期，中国市场流入了大量的外国货币，思想和教育的落后，老百姓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手中虽拿下了外国人的货币，却完全不知晓是哪个国家的，是什么货币单位？图案是什么意思？老百姓不管别的，只知道这就是钱，是能用出去的。
为了能够有效区分，他们都根据钱币币面图案，取个别名，以此来方便货物买卖。
不光如此，清政府中文臣为皇帝起草文件，也同样用此方法，在此我们举个例子:
道光九年十二月，皇帝所颁上谕中写道：“朕闻外夷洋钱，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在内地行使……”
文件中所写的大髻、小髻指的就是西班牙银币，别称的由来也特别有意思，因为查理第三和查理第四的人头像发髻皆较大，根据图案，民间遂俗称为“大髻”，其小者则俗称“小髻”；而蝙蝠指墨西哥自由独立银币，即鹰洋，别称由来原因也同上。后面的别称则都如此。
清政府官员起草的重要文件都如此，更何谈百姓呢？
自然用得更加顺手，当时中国经济也在日渐走衰，社会封建思想日趋严重，教育条件落后，人民生活困苦贫困不堪，全中国文盲占到了绝大部分，掌握几种语言，只能是富人家的消遣。
因而对洋银一律称俗名，也就十分说得过去，英国贸易银元叫“站人”，法属印度支那银元叫“坐人”，别说，也很有意思不是吗？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了很久，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后……这时候，民国初年已经开始铸造起了“开国纪念币”，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民国三年，他的头像才被印在流通货币上，被传遍全国，无数人接手。
同样量大的国产货币也不止大洋，孙中山先生的头像也被印在了银圆上，大洋上的像比另外一个大得多，“袁大头”和“孙小头”的俗名就被老百姓使用了起来。
银圆像中的人的身份，老百姓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只是一个银圆能供他们一家人多久的柴米油盐，银圆上的人物各自的经历和在国家担任的职务，他们知道得几乎为零。
但他们有着自己的判断，只因听说孙中山先生为人正直，被称为“中华民国国父”，很多百姓出于对孙中山的尊重，从不称“孙小头”，反而多喊为“开国银元”。
他们在艰难的社会条件中，即使最迫切的需要是填饱肚子，没有时间考虑其他，但心灵依旧纯粹。
据人口述，有这样一个故事，1949年，人民解放军从湘西隐蔽前行到黔东，秘密兜底四川，行程中，口粮少有，蔬菜更不用说。
为了补齐蔬菜，就派兵向山民们购买，但这里已经与世隔绝，人民币虽然已经发行，他们却只收银圆。
闭塞的山区，消息几乎无法流通，一老农竟然问了一个问题：“现在是大清光绪几年了？”
他不知宣统，不知民国，更不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什么，但他认识袁大头和开国银圆。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被老百姓所记住，倒行逆施，为国人所不齿，视为民国之敌人，因而此俗名无人改口，一脉相承，传至今日。
二、民国不全是风花雪月
“那位爷，您这牲口什么时候饿了就上我这儿来。”
这是在经典民国电视剧《大宅门》中的桥段，男主角白七爷作为老北京土豪，经常拉着驴子“纵驴行凶”，放任自家毛驴吃了包子铺整整八笼包子，气的包子铺老板哇哇大哭。
但白七爷不慌不忙，连脸色都没有变一下，甩出话来“开眼吧小子，我这牲口就爱吃带馅儿的”，一块大洋就被他抛到了老板的面前，包子铺老板这才破涕为笑，并说出了那句话。
一块大洋的分量已经体现出来了，这可绝不是人民币一元如此简单。
学者李开周曾考证，一块大洋在1914年繁华的上海滩，都可以买走44斤大米。再按现代米价计算，一块大洋大约就有着145元的价值。
至于它的购买力也不简单，在经济落后的时期，能买到的东西更是丰富。
1914年的上海，只是一块大洋去下个馆子，就可以吃到四五道菜的套餐，并且全是烤鸭、烧鸡、红烧肉等“硬菜”。
1917年，北大新入职的青年教授，如果每顿都吃着“两碟菜一碗汤”的精品餐，每月也花不到九块大洋。
甚至连北洋时期的北京，六个人去东来顺涮顿火锅，吃好喝好，也就花一块大洋。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大宅门》里，为什么收了白七爷仅仅一块大洋的包子铺老板，立刻没了最先的悲伤，反而乐得喜笑颜开，仿佛之前没发生此事了。
只是八笼包子而已，能卖出精品菜的价格，简直赚大了。
此等惊人的购买力，也使很多民国名流笔下，充满了与大洋有关的优雅生活。
北洋时期的日常费用简直令人感慨，是今日的我们所不能想象的。
那个年代，各位文人名媛们，常常妙笔生花，轻巧细致地刻画出民国衣食住行的风趣意味，现下读来，百年后的青年感慨，谁不说充满了民国风韵，一骨子的优雅风情扑面而来。
生活质量的良好，就可以参考他们的每月工资，民国初期手中拥有几百大洋，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幸福”？
光是民国时的普通教授，月薪就有一百八至二百八大洋，妥妥的月入过万，正教授月薪更是高得吓人，足足有三百到四百的大洋。
各报社的主笔作家们，也有两百大洋左右的工资。
由此可见，民国时拥有知识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像1918年初出茅庐的茅盾出版一本畅销书一样，稿费可以四百块大洋起步；
你也可以像1917年才刚入职的胡适，第一个任职月份结束，手里拿着才到手的二百八十块大洋，写信给家里人报喜，“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拉开了每个阶层之间的差距。
更离谱的还有日常消费，除开一日三餐之外，1918年在北京租一座足足拥有十七间房，还处于黄金地段的四合院，租金只需要二十块大洋。
哪怕是买一栋房子，1925年在北京西直门大街，一套四十间房，“带电灯、电话、花房、车马”设施齐全完好的豪宅，全款也只有五千五百大洋，也就相当于大学正教授最多十八个月的薪水，这怎能不让人吃惊，放到如今，绝对是不够的。
而往往对于北洋时代的精英们来说，就算不赚外快，只吃“死工资”，大洋也能让自己一个月吃喝玩乐，躺着花都花不完。
这样的幸福生活，是现代多少年轻人的梦想，但终究只是民国时期里的风花雪月，热情憧憬的心情并不能换得，只能当成生活前进的目标。
但是民国的风情生活，对于各个阶层来说都是这样“工资高物价低”？
其他阶层的收益，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
民国时同为教师的人员，占了北洋教师数量90％的小学教师们，他们的家庭也是如此富裕的吗？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