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玄武门之变未发生，唐高祖李渊或许不会提前让位。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可能是李建成而非李世民，且他或许会被尊称为太宗。
关于这场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即位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玄武门之变，流行演义作品与历史记载存在显著差异。
演义作品中描绘的一幕是，在这场政变中，李世民得以成功发动叛乱，主要是依赖了瓦岗英雄们的支持。
然而，当我们深入探究史书所载，便会发现在玄武门之变当日，那些位居唐朝公爵层级的“瓦岗七雄”无一人现身于现场。
这起集体缺席的背后，蕴含着错综复杂的原因，而探讨这些原因，无疑构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历史课题。
其中涉及人物的动机多种多样，从暗中策划者到观望者，乃至于秦琼和程咬金等人物的态度，都以模糊不清的方式记录在史书之中。
在隋末唐初的动荡时期，诸多势力蜂拥而起。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详细记载，除了广为人知的十八家反王和三十六路烟尘之外，事实上参与起义的绿林好汉以及地方割据的军阀数量远超于此。
在这众多纷扰的力量中，影响最为显著的包括担任太原留守的李渊、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江都通守王世充、瓦岗的翟让与李密，以及出身农耕家庭的窦建德等。
宇文化及，与评书和演义小说中描绘的角色截然不同，其实历史记录显示其在发动篡位之前的官位并不显赫，且没有名为宇文成都的儿子。
事实上，他最初甚至缺乏成为奸臣、权臣的基本条件。当时的隋炀帝对他颇为反感。在大业初期，当炀帝访问榆林期间，化及和他的弟弟智（任将作少监）违规与突厥人进行交易。
这一行为激怒了帝皇，结果他们被拘押数月。在返回至青门的途中，皇帝原本打算先处决化及再进城，进行了斩首的准备工作，包括脱去上衣并编结发辫，但因考虑到公主（杨广的长女，南阳公主嫁给了宇文化及的另一兄弟士及）的因素，最终决定释放了化及，并将其和其兄弟赐予述（指宇文述，三人之父）为奴。
述逝世后，炀帝追念起述的功绩，遂提拔化及为右屯卫将军。
尽管缺少如演义中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般的英勇子嗣，宇文化及曾差点彻底消灭瓦岗军。如果不是因为秦琼的英勇救援，李密可能就已遭遇灭顶之灾：“李密与宇文化及在黎阳童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李密因中流箭而坠马昏迷。
当时左右随从皆散，追击敌军逼近之际，只有秦琼坚守保护，使李密得以幸存。随后，秦琼再次集结兵力与化及展开激战，最终迫使化及撤退。”
秦琼字叔宝，而在《旧唐书》中以字称而不是直呼其名，体现出对其特殊的尊重。同样地，李密字玄邃、徐世勣字懋功，然而史籍中通常直接称呼他们的姓名。
在历史记录中，秦琼的英勇程度超出了演义小说的描绘，并且他有可能被视作隋末唐初的最杰出将领。对于尉迟敬德投靠唐朝的理由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他被困于介休城而无法挣脱；另一种则是他为保命而投降给活捉他的秦琼。
作为凌烟阁功臣的一员，也与李世民有紧密的联系，故后世的历史记载会对他的失败经历进行淡化处理。然而，由秦琼后代的墓志铭可见，尉迟敬德确实是被秦琼捕获。进一步证明这一事实的是，秦琼与尉迟敬德之间的联姻，如果生擒之事为假，那么这不会被列入墓志铭之中。
与此同时，尉迟敬德和程咬金并非如隋唐英雄系列小说描述的那样黑大壮且有些迟钝。在玄武门之变前后，他们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并没像魏征那样选错了立场。
在玄武门之变前，瓦岗旧将魏征帮助建成元吉出谋划策，试图借出征之机除掉瓦岗的秦琼和程咬金，但在他们中，秦琼被列为首要目标，程咬金则秘密劝说李世民早作决定，除去其兄建成以及四弟元吉。
在历史事件玄武门之变中，瓦岗英雄的政治智谋得到了显著证明。经过深入分析，我们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玄武门激烈交锋的双方，一方为李世民的支持者，其中包括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将领，而对方则是建成及元吉阵营，代表性人物有薛万彻、谢叔方和冯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冲突中，像魏征和程咬金这样的策略家并未直接参与前线战斗，秦琼则完全未现身。特别指出的是，徐世勣（后更名为李世勣）同样未在一线出现。
进一步观察发现，侯君集并非瓦岗英雄之一，而是秦王府的忠臣，他从未涉足盗窃，也未掌握轻功技巧。据史料记载，唐初至少有七位出身瓦岗军的公职人员，他们均未参与玄武门之争。
尽管建成的首席谋士魏征参与了此次事件，但他最终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李世民重用，这进一步体现了瓦岗英雄政治智慧的影响。
玄武门之变不仅展示了瓦岗英雄政治智谋的深刻影响，还揭示了他们在危机时刻的决策和行动模式。其中，一些关键人物如魏征和程咬金的非前线角色，以及秦琼和徐世勣等重要人物的缺席，为我们理解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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