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贺子珍不顾丈夫的挽留,毅然决然地前往莫斯科。遥想她与主席两人的婚姻,两人相识于井冈山,并育有三子三女。本是一对令人称道的红色夫妻,可是由于两人都是要强的性格,加上频繁生育给贺子珍带来的痛苦,导致两人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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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来到莫斯科以后,不仅见到了昔日的友人,还生下了小儿子廖瓦。本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可是谁料廖瓦因感染肺炎,不幸夭折。

廖瓦的去世对贺子珍的打击很大,她不止一次地在想,如果当初不是自己执意来到莫斯科,廖瓦也许就不会生病,也许就能健康地生活下来。

贺子珍将自己关在房间内不吃不喝,就连亲朋好友前来看望,也无济于事。直到同在苏联的毛岸英和毛岸青的出现,贺子珍的心情才稍稍好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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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将廖瓦去世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心疼贺子珍的遭遇,便决定将寄养在育儿所的娇娇送往苏联。

就在娇娇到达苏联之前,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住进了莫斯科郊外的共产国际党校。毛泽民在莫斯科不仅见到了大嫂贺子珍,还见到了前来苏联看病的周恩来以及来苏联治病的林彪。

陆续友人的到来让贺子珍的内心逐渐温暖了起来,可是这些友人,谁也没有向贺子珍透露江青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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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直觉告诉贺子珍,这些人有事瞒着她。她试图从毛泽民和林彪那里得到答案,可是每当她提及这类问题的时候,大家总是闪烁其辞。

后来,她想到了与她关系不错的林彪,然而林彪却什么也没有告诉她。心情低落的贺子珍走出门外,就在这时,林彪的夫人张梅叫住了她。

兴许是想到了自己的婚姻,张梅将江青的事情告诉了贺子珍。得知毛泽东已经再婚,贺子珍的表情从震惊变为恐慌。她从未想过,毛泽东会离开她,更不敢相信,自己只不过是来了一趟莫斯科,就将二人的夫妻情分彻底斩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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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没过多久,她就收到了毛泽东寄给她的分手信,信中写道:

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学习,在政治上有进步,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看到信后,贺子珍终于接受了事实。在住进儿童院不久,娇娇来到了莫斯科。娇娇的到来,对于经历丧子之痛的贺子珍而言,无疑是最大的慰藉。她、娇娇、毛岸英和毛岸青,四个人在异国他乡组建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

看着三个孩子围绕在身侧,贺子珍内心的阴霾也在逐渐地减少。然而令贺子珍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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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政府不得不提前做准备,将非战斗人员进行转移,第一批转移的就是国际儿童院。

看着如汪洋大海般的人群,贺子珍心里明白,艰苦的生活要开始了。

为了战胜法西斯,苏联政府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支援前线”的口号,提议让留在后方的苏联人员,包括居住在苏联的外国侨民提供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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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发给贺子珍每月70卢布的津贴被停发,一切生活用品的供给也被停止,一天只有300克的黑面包维持生命。这对于一个成年人和三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能得到更多的食物,贺子珍决定向其他留在苏联的中国同志一样,挣钱去买配给的口粮,于是她便接下了打毛衣的任务。

定额是每个月打一件毛衣,每周打三双袜子。要按时完成这些任务,并不轻松。贺子珍加班加点,常常因睡眠不足疲惫不堪,饶是如此,她仍保证不了孩子们的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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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西伯利亚寒流的到来,让瘦弱的娇娇得了重感冒。贺子珍不敢大意,匆匆前往医院去看望女儿娇娇,却被院方的人拦在门外,理由是儿童院有规定,非假日不得探视。

娇娇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医院,病情也越来越严重,直接从感冒转为肺炎并发了脑炎。等院方通知贺子珍前去探望的时候,娇娇已经奄奄一息,危在旦夕。贺子珍与毛泽东一共育有六子,有的夭折,有的送人后失联,只有娇娇一个人活了下来。对于贺子珍而言,娇娇是自己全部的希望和寄托,如果这个孩子再有什么意外,她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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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娇娇的样子,她一下扑到床前,并向院方表示:“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来照顾,有什么问题,我自己负责。”

她将娇娇抱到自己的房子。室内寒冷,她就用分配到的木材和破旧的板凳来生火取暖;没有吃的,她就用自己的衣服去换牛奶和糖,加热后,再一勺一勺地往娇娇嘴里送。

兴许是母爱战胜了病魔,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娇娇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看到女儿转醒,贺子珍留下了高兴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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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过几天,儿童院的人过来,要把娇娇带走,在遭到贺子珍的反对后,他们就说贺子珍之所以想把孩子留下,是因为她想偷懒。

听到对方如此污蔑自己的话,贺子珍为了维护自己和民族的尊严,同他们大吵了一架。恼羞成怒的院长便恶狠狠地贺子珍说:“我要把你关进疯人院。”

起初,贺子珍以为这只是院长的气话,并没有放在心上。哪知几天后,家中突然出现了几个穿大褂的彪形大汉,强行将贺子珍带到了疯人院,这一关就是两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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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深陷疯人院后,张梅是唯一一个看望她的人,张梅曾回忆说:“当时她抓住我不让我走,说让我把她带出来。”但是张梅清楚,她没有权利,她只能尽力安慰贺子珍,告诉她孩子们都过得很好。

1947年,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来苏联治病,一到苏联,他们就开始四处打听贺子珍的下落,最后得知她竟然在精神病院中。王稼祥和朱仲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见到了贺子珍。

朱仲丽轻轻喊了一声:“大姐,你还认得我吗?”贺子珍转过头来,没有说话,表情很木讷。见贺子珍如此,朱仲丽快要哭出来,继续说:“组织派我来接你了!”听到组织二字,贺子珍的眼睛突然放出了光,看到老熟人,她放声痛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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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贺子珍带着娇娇和毛岸青坐上了回国的火车,听着火车的汽笛声,苏联的日子就像一场梦,伴随着蒸汽的消散而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