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5日，全国各大报纸头条都刊登了宋庆龄先生骨灰将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寓宋氏墓地的消息。
但与以往类似的报道不同，这次关于宋庆龄先生葬礼的报道没有写举行的具体时间，只写了在6月4日上午举行。
其实按照治丧委员会最初报请中央批准的流程，宋庆龄先生的葬礼确定在6月4日上午10点准时开始，但邓颖超根据葬礼现场的情况，决定葬礼提前五分钟开始，她说：“先生会同意我这么做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要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1978年12月，此时的宋庆龄先生已被查出身患多种疾病，她只能在医院休养，而病中的人是特别想念故乡的，她想回家看看，上海的曾与父母姐妹一起嬉戏玩耍过的家。
在病情稍微稳定后，经过医生的同意，她终于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故乡上海，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宋庆龄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回上海。
在上海的寓所中，宋庆龄心情格外的好，仿佛病也减轻了。
回到上海的第三天恰巧是1979年元旦，宋庆龄先生在家中举办了一场小型的聚会，请了一些市委领导一起聚聚，大家都很开心，宾客尽欢，临走时，先生还送了每位客人一份糖果作为新年礼物。
元旦过后，宋庆龄先生开始收拾整理自己的书房，保姆和秘书要帮忙，都被先生制止了，她还保留着做地下工作的习惯，信件、资料只能她自己经手，宋庆龄先生都要亲自翻看，看是否有留下的价值，没有价值的就直接处理了。
重新翻看这些资料让先生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中，往往是一封信没看完，先生已是泪流满面，大量的文字资料耗费了她大量的精力和精神，但她仍然坚持抓紧时间整理着，好像生怕时间不够用似的。
收拾完文字资料，宋庆龄先生还把上海住所中的一些旧物都处理了，处理所得的费用她都作为工资给了保姆。
最后，宋庆龄还请了摄影师给房子拍照片，所有的地方都拍了，她要把照片带回北京，以便想家的时候能随时拿出来看看。
宋庆龄先生就好像有预感一样，仿佛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回家了。
1981年3月的一天，宋庆龄先生在北京的家中摔倒，老人最怕摔跤，更何况是多病缠身的老人呢。
宋先生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经医生检查万幸没有骨折，但是先生身上出现了多出的淤青，头部也有，而随即还发起了高烧，体温始终在38度以上。
医院立即对宋庆龄先生进行了血液检查，经过专家会诊，确定先生患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俗称血癌。
中央知道情况后，也积极地为宋庆龄先生寻找国内外治疗此病的专家，但由于先生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疾病，再加上白血病在现在也是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更何况是当时，所以，先生的病还是日趋严重了。
宋庆龄先生自感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于是她提前向中央发出申请，希望自己去世后能够在故乡安葬。
对于宋庆龄提出的请求，中央内部也有着不同的意见，多数趋向于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合葬。
后来中央领导让宋庆龄的秘书委婉地询问下宋先生是否同意与孙中山先生合葬。
当宋庆龄先生听到秘书转达的中央的意思后，一向服从中央命令的宋先生却断然拒绝中央的提议：“请转告中央，我走后，请不要打扰孙中山先生，请把我葬在上海万国公墓，那里有我的父母，生前我没有陪伴过他们，就让我死后去尽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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