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毛主席率领的红军,在长征的征途上,展现出了无比的勇气和智慧。他们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历经千难万险,成功地渡过了金沙江。然而,蒋介石并未因此放弃对红军的追捕,反而更加坚定了消灭红军的决心。

为了彻底将红军消灭在大渡河以南,他指派了川军协同中央军,对红军展开了疯狂的围剿。这些国民党部队在后方紧追不舍,同时也不忘用飞机撒传单的方式,对前方的红军展开心理战。

这些传单上写着:“前进是大渡河,后退是金沙江,红军现已进无可进,退无可退,插翅也难飞,昨日的石达开,就是今日的毛泽东和朱德!”

此时,红军面临的险境可谓极其严峻。大渡河如同一条巨大的屏障,横亘在前方,不仅阻断了红军前进的脚步,更使得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计划变得遥不可及。然而,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国民党军队,他们都深深地低估了红军战士们坚定的意志和信念,更低估了毛主席那非凡的魄力和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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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困境,毛主席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无畏的勇气。他目光如炬地表示:“想要我重复石达开的老路,绝无可能!”是的,红军绝不会再次陷入绝境,绝不会重蹈覆辙。

要过大渡河,摆在红军面前的有两条路可选。第一条是大路,通往大树堡,然后在那里渡河到富林,再一路向雅安境内挺进,直扑成都。这条路虽然水流相对平缓,但正是由于其交通便利,往往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常有重兵云集,对红军来说无疑增加了前行的难度。

而第二条路则是小路,需要沿着大渡河向西行进,直到安顺场才能找到渡河的机会。这条路显然更加艰险,因为大渡河的水流在这里尤为湍急汹涌。但正所谓“险中求胜”,这条路的优点也正是在于它的险恶——两岸地势复杂,难以通行,这导致对岸部署的敌兵相对较少。只要红军能够迅速行动,以最快的速度过河,便有可能成功地摆脱掉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为后续的胜利赢得更大的机会。

为了成功摆脱敌人的围困,毛主席迅速召集了军事会议,以商讨一个可行的突围路线。在会上,各位将领纷纷提出了各自的建议,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比较,最终确定了一个既安全又可行的方案。那就是先穿越险峻的大凉山彝族山区,再到达安顺场渡河,以此作为突围的主要路线。

毛主席深知历史的重要性,他对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事件都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石达开的经历,他更是了如指掌。石达开当年在大渡河一役中的失败,正是因为他没有妥善处理好与彝族人的关系。他错误地认为金钱可以收买一切,于是试图用金钱来收买彝族土司。然而,他并不知道,这些土司早已被清廷用更高的价格所收买,结果导致他功亏一篑,饮恨大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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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毛主席深刻认识到,仅仅以利相交并不可靠,很可能会重蹈石达开的覆辙。为了确保突围行动的顺利,他决定派遣两位经验丰富的川籍大将刘伯承和聂荣臻作为先遣队的负责人。他们不仅熟悉当地的地形和民情,更懂得如何与彝族人进行有效的交流。

在出发前,毛主席特意召见了刘伯承和聂荣臻,向他们详细交代了任务。他强调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与彝族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争取他们的帮助。因此,你们一定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得打扰百姓的生活。”同时,他还指示先遣队要准备充足的诚意,以表示对彝族人的尊重。

刘伯承在进入彝族地区之前,特地召集了所有红军的将领,神情严肃地强调:“在进入彝族地区后,我们必须谨记一点,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开枪,绝对不能发生任何形式的武力冲突。这是我们红军的纪律,也是我们对彝族人民的尊重。”

在刘伯承的严格要求和红军部队的铁的纪律下,红军们即便面对彝族人抢夺物资的情况,也始终保持了冷静,没有做出任何过激的反应。这种与众不同的表现,让沽鸡家族的土司小叶丹对红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注意到,这支红军队伍和他之前遇到的国民党军队有着天壤之别。

于是,小叶丹决定亲自与刘伯承会面,以进一步了解这支神秘的队伍。他选择在彝海边的一个开阔地作为会面的地点,那里风景秀丽,波光粼粼的彝海映衬着蓝天白云,仿佛预示着这次会面将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刘伯承带着几名随从,按时来到了彝海边。他见到小叶丹后,立刻走上前去,热情地握手寒暄。为了表达诚意,刘伯承还特地准备了一些武器和弹药作为见面礼,赠送给小叶丹。小叶丹对这份厚礼感到十分惊讶,同时也对刘伯承的大度表示了由衷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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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小叶丹设宴款待了刘伯承一行。在宴会上,刘伯承开诚布公地向小叶丹讲述了红军当前的境况。他强调了红军是一支尊重当地传统、维护群众利益的部队,只是因为受到国民党的追击才被迫经过彝族领地。他希望红军能够与彝族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共同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

面对刘伯承的直率与真诚,小叶丹深受触动。他们围坐在彝族的火塘旁,几杯醇香的米酒下肚,两人的话题愈发深入,共同的理念和信仰让他们感到相见恨晚。酒过数巡,小叶丹情绪高涨,他激动地提议与刘伯承结拜为兄弟,共同肩负起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

刘伯承欣然应允,两人一同站起身来,走到彝海边上。海风轻拂,波光粼粼的海面映衬着他们坚毅的脸庞。他们面对着这片广袤无垠的大海,郑重地跪地结拜,誓言生死与共,永不背弃。这一时刻,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彝海结盟”,象征着汉族与彝族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和共同奋斗的决心。

彝海结盟后,彝族人民对红军队伍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放下了心中的戒备和疑虑,开始积极支持红军的行动。为了表达这份深厚的友谊,红军从原本就不充裕的军饷中挤出了一部分粮食,分发给当地的百姓。这些粮食虽然不多,但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彝族人民来说,却无疑是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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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之际,刘伯承将军代表红军,慎重其事地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交到小叶丹手中。他清晰地告诉小叶丹,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决定——将他纳入革命队伍,并任命他为这支新组建的沽鸡支队的支队长。

这面队旗,不仅代表着红军的一支新生力量,更是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第一支红色武装。在那个年代,彝族的聚居地还深陷于落后的奴隶制度之中,社会等级森严,各宗族之间的争斗如同家常便饭。而蒋介石为了破坏彝族的内部团结,更是推行了“以彝治彝”的政策,使得这一地区的矛盾冲突愈发激烈。

然而,加入了我党革命队伍后的小叶丹,迅速行动起来,他召集族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誓言要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他的带领下,游击队应运而生,他们勇敢地与当地的军阀进行斗争,多次击退了那些欺压族人的败类军阀,其中尤以邓秀廷部最为突出。

但好景不长,邓秀廷部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力扶持下,很快便重新振作起来,而且势力范围愈发扩大。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抓走了小叶丹身边的红军指导员,以此要挟小叶丹拿钱来赎。面对这样的困境,小叶丹倍感焦虑,但他并未屈服,而是四处奔波筹钱,最终成功将红军指导员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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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邓秀延并没有就此罢手,他继续玩弄阴谋手段,派人潜入小叶丹的住处,偷盗了刘伯承将军写给小叶丹的信函。随后,他们便谎称小叶丹背叛了彝族的利益,以此为借口发动大军进攻小叶丹的部落。

面对敌人大规模的“围剿”。小叶丹深知自己的实力与对方相差悬殊,为了保护部落的安全和族人的生命,他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他召集了部落的长老和族人,宣布上缴所有的武器弹药,并向邓秀延部赔偿巨额的白银和母羊。这些白银和母羊,是小叶丹家族几代人的积蓄,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产。然而,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面前,小叶丹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牺牲。

然而,即使做出了这样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