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存】心中永远有个主旋律 — 忆曹俊山老师（一）|叶佩英|广州|徐康|曹俊山|曹辉|歌曲

来自远方的一段问候，勾起了一段回忆；一截如电光火石般的拷贝碎片，就演化成一个可短可长的故事，真实的故事。

不久前，一位在美国的朋友重新加了我的微信，我庆幸能够在暮年再次有了这位朋友的音讯。这是位在我生命的某个时刻中刻下了印记的朋友。我和她是大学的校友，我在中文系，她念历史系，相差一届，但是也在学院的宣传队中有过合作，她是学院中的金嗓子，而我是乐手；我和她，在学校之外也有共同的朋友，一位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后来在南方周末跑文艺版的记者；而她和这位记者，成了撮合我的第一段婚姻的红娘，我感谢他们，让我找到了一位貌似某个电影明星而忠于家庭的贤淑的美女，带给我一位有才华的儿子，继承着我的文艺细胞，在荷兰从事音乐教育。可惜，这位美女现在已经上了天堂。

久别重逢，年过七旬的我们只是一番的唏嘘。有一天从美国来了一段微信，问我能不能找到当年我写的一首歌曲的歌词，她说喜欢这段歌词，要找回这段记忆。

我才想起，上大学之前我曾经痴迷于歌曲创作，上了大学之后，那时已是这段生活旋律的尾声了，因为我希望继续在文学创作方面深耕细作。不过，她说的那段歌词，我记忆中是一片空白，估计旋律是宣传队中另一位当时的大咖写的。不过，我的另一首歌曲，当时曾经由英语系的女生演绎，参加了广州地区大学生汇演，还得了个奖，后来歌曲曾经以铅字的形式，刊印在共青团中央出版的一本歌曲集上，不过作者没有署名，只是“广州师院团委”。团委书记给了我两本，以资纪念，实际上我是词曲作者。

这一切对于当时的我，已经是无所谓的了。当年的歌曲集留在中国老家的书柜了，没有带出来，而那几个书柜已经付之一炬，我只记得是一首旋律充满动感的讴歌青春的歌曲，适合女声小组唱，也许润色润色，再来个出色的配器，会演绎成一首流行曲的。

是的，我学过乐器，学过作曲，眷恋于文字，当了大半辈子的记者。

广州师院的77级和78级的同学，不会忘记我在学校食堂一个大厅的文艺晚会上，如何以扬琴伴奏一位同学的二胡独奏，又如何在一位英语系美女的手风琴伴奏下，激情演绎小提琴名曲《新疆之春》的。

于是我想起了我的作曲老师曹俊山，我和他有过十多年的交往，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期，到1990年我的出国。

我早就很想写写我的曹老师，但是一时之间找不到有个什么的引子。前几年，因为朋友圈中有当年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邓韵回国的消息，微信大学同学群中有一位曾经是邓韵当时四中的同学，也热爱唱歌的，传递了这一消息。她和邓韵要好，我希望求证一下，那首红边全世界的《我爱你中国》，为什么不是邓韵首唱，而归在叶佩英名下。我说出我的理由，她也马上问了邓韵，邓韵承认，的确如此，她在战士歌舞团期间没有唱过这首歌。这个事件，后来也得到了原歌曲旋律的作者郑秋枫的确认。我记忆中听过战士歌舞团文艺晚会演唱的这首歌，可能是由另一位女高音刘旭峰唱的，在叶佩英之后。

曹俊山，和郑秋枫以及写词的瞿琮就是同一个创作室的。这个创作室有很多广州军区的才子，同一时期的还有写歌的杨庶正、毕庶勤，写词的章明、郭兆甄等。曹俊山跟大名鼎鼎的张永枚是老战友，有过多次的合作。

和曹俊山老师结缘，是在七十年代中期，是通过他的一位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就有着深厚友谊的铁哥们徐康。这位徐康，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涉及到后来的电影《雅马哈鱼档》，这个小说和电影的名字，实际上是徐康起的，他当时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制片。他扶着我一路走来。

重要的事情要再说一遍：《雅马哈鱼档》，这个小说和电影的名字，实际上是徐康起的，不是我，也不是立早兄（章以武）。此事留在以后慢慢细说，那真是又一部长篇纪实作品了。

说曹俊山扯到徐康？故事很长，不是吗？来个长话短说吧。

我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广州海珠区海幢街办事处工作，被认为是难得的才子，因此负责理论学习和文艺宣传等工作。除了每星期若干次给下面单位的辅导员讲讲连自己也弄不明白的“资产阶级法权“和《哥达纲领批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组织那个时候十分时兴的思想宣传队的演出；到后来，甚至上调海珠区宣传队，担任了副队长和文艺创作员。

有一天，来了个风趣的老头徐康，他重新分配了工作，调到海幢街来了。

当年志愿军文工团的乐手，先是转业到了海珠区文化馆。那时候的文化馆，有很多他的战友。但是，史无前例的风暴刮来，他们统统下放到海珠区五七干校。从干校毕业后，他不愿意继续回文化馆从事文化工作，宁愿调到海幢街当一名生产组的供销。

徐康当年是吹长笛的，是个活宝，他的到来带给办事处很多笑声，我们背地里称他为徐老康。他常来我办公室海聊，我们也常常一起外出逛街，开餐，研究做些别致的家具用品，美化美化家庭，给暗淡的生活刷上一道亮色。我也常常到沙河顶的广东省歌舞团看他，认识了他在中山图书馆工作的夫人和两个学音乐的儿子。他的家就住在省歌的宿舍。

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他的一个老战友希望打些家具，问我是否可以帮忙，也可以跟他学学作曲。他的老战友是战士歌舞团作曲的。

这样难得的机会求之不得啊。

那时候的战士歌舞团，是南部中国最受欢迎的文艺团体，当年的邓韵、郑湘娟、刘旭峰、秦蕾、欧阳劲松、曾健、程全归这些舞台上的文艺工作者，虽然还不兴叫明星，已经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能够走进大院，和这些偶像打个照面，也是平淡人生中的一道光环呢！

这样，我就走进了广州农林下路的战士歌舞团大院，认识了老曹。

怎么？你是这样称呼你的老师的？

那时，还不兴碰面就称呼“老师老师”的，我一直称他为老曹，而他的战友和朋友，都习惯称他为二曹，叫了几十年，因为他在家中排行第二。

进大院的时候，我报称找老曹，门卫楞了一下，我说出全名，他才点头放行。

第一次进老曹的家，对于我这个来自市民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不安的感觉很快消失了。他家是三室一厅的套间，住二楼，而楼上住的是瞿琮。特别是他的夫人，姓佟，是一位典型的东北家庭妇女，朴实无华，热情地迎接了我这个小市民的儿子。当天中午，从战歌食堂弄了几个小菜，在他家吃着佟阿姨包的酸菜饺子，喝着广州军区独有的土茅台。

佟阿姨告诉我，她家有一个儿子两个闺女，大儿子曹辉当兵在部队了，女儿分别叫曹艾和曹舟，因此，我就称呼她们小艾和小舟。

告别的时候，佟阿姨说“小黄，常来啊”，说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这是难忘的一天，从此开始了“老曹”和“小黄”十多年的交往。

那时候的人际关系非常简单，特别遇上了这么实诚的一家子。我没有给老曹送过任何礼物，我去了，老曹就是让老伴给我包饺子，喝上几杯。

当时，我一心想学习歌曲创作，于是，老曹送我一本他写的谈如何写歌的小书。一天，瞿琮路过门口，也进来凑热闹，老曹让他也送我几本书，于是瞿琮上楼也拿了几本他创作的诗歌集送我。

关于歌曲创作，老曹说了几个要点，其中我记得的是，旋律要有一个主题，然后就只是这个主题的扩展和发挥，然后哼上几句作为实际例子。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不是一个老师给一个学生高屋建瓴地授课，只是不经意地用聊天的方式说出来，这可以解释多年来我都没有一种面对名师感受到师道尊严而诚惶诚恐的感觉，去他家，也只是和一位忘年交的朋友聊天。

我感兴趣的，他是一个东北汉子，却能以不同地区风格写不同特色的歌曲。他的成名作是抗美援朝时候由张永枚作词，和老战友沙石合作的《我的丈夫是英雄》，有着东北二人转的影子，而《颂歌一曲唱韶山》是湖南民歌风，《红旗渠》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是河南豫剧曲调，《唱兵》我认为可以看成是饶舌歌曲的先河，以及改革开放后近似流行曲风格的《这是个春天的早上》等。于是在聊天中，知道作为歌曲的创作者，有到各地采风挖掘素材的活动，还要有捕捉时代主旋律的敏感。出国之后，我才知道，他继续创作了柔情的《珠江之夜》、轻松活泼的《我爱米兰》等。

他只是嘱咐我，写了歌就拿给他看看，具体提提意见。

有段时间，我拼命寻找灵感，找到一个主旋律后，就发挥和扩展。写了歌，就用刻蜡板油印的方式印出来，给我的宣传队唱，给下属单位的理论辅导员唱，也送给老曹。

有一天，他告诉我，把我的一首歌改动几句，送给广州文化局一个叫冯少佳的音乐人，让他看看能不能发表，有时间也可以找找他，他就住在市区的文化局里面。

我去了，找了，后来歌曲也真的在广州文化局的一个音乐刊物中发表了，于是，冯少佳把我列入广州市歌曲创作者之列，会定期收到他们发送的歌词，让我们谱曲。

当时我创作一个小小的成就，就是根据广东民歌“莲花板”的主旋律和节奏，编成了带上舞蹈的女声小组唱《夜送亲人》，参加广州市业余文艺汇演，得到了好评，而作品也在当时广州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了。

拿到出版的刊物那一天，我有点忘乎所以，在单位中到处示人，自然也告诉了老曹。

我的心大了，心想，能不能有一天我也穿上军装，成为战歌年轻人中的一员呢？

这要从第一次见到邓韵真人的时候说起。那是我认识老曹没多久，有一次去看他，他听到楼下有喧哗声，走到窗前看了看，然后招呼我说：你不是想看看邓韵是怎么样子的吗？来，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了。

我也走到窗前，楼下是一群年轻人，有穿军装，有穿便装的，在吱吱喳喳说着什么。

老曹是这样操作的。他大声喊：小苏！楼下一位年轻人回过头，和楼上的老曹打了个招呼。小苏是邓韵的爱人，团里的一位美工。老曹问：小邓呢？小邓在吗？小苏回答，在啊！于是人群中露出一张青春的笑脸，就是素颜的邓韵，也扬起脸，打了个招呼，还停留了片刻，聊了些家长里短的话题，但让我看得清清楚楚，让我朦胧的追星意识得到了满足。

其实，我知道老曹早就看到了邓韵也在下面，但这一操作，经过小小的铺垫，让主题更加突出鲜明。于是，我想起了乐句的起承转合，乐曲的高潮和结尾。

那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改变的前夕，没多久，北京怀仁堂的一幕，让世界发生了改变。

我如饥似渴地参加各种文学学习班，准备在文学领域上一显身手，不多久，就在广州文艺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一张发不出去的请柬》，还拿了个三等奖。那还是在海幢街工作的时候。

当时我觉得，创作了歌曲，要有人唱才能流传，当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写小说一人之力就可以了。

不久，我收起了我的军装梦，因为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考大学了。随后，我投入了紧张的高考准备中，1977年末参加了恢复了的高考，1978年走进广州师院的校门，并且在四年毕业后留校。

广州师院复校初期，校址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东山区的培正路，离开农林下路的战歌大院不远，因此，我偶尔也去蹭蹭饭。我对他说，功课紧，精力放在文学创造上了；老曹说，他也快要退休了，退休之后也要写小说。啊？于是，他给我讲了很多素材，讲他年轻时候在东北见证过经历过的事情，我们的对话就转向文学了。

他说，我们还没有很好的合作过。这样，你写歌词，我谱曲，以后我就不写歌了，我们来一次最后的合作。

但是，这样的合作还没有机会到来，我出国了，他去世了。

不过，我和瞿琮倒是有过一次意外的合作。那就是我创作的第二部电影《街市流行曲》，珠影拍的，里面有很多流行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