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个新兴国家的建立，其首都的选择绝非无缘无故的，而是有特定的背景，新中国选择北平为首都，当然也不会例外。
事实上，在古人眼中，北平虽然作为多个朝代的首都，并非建都的最佳选择。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他的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中认为，虽然“直隶（北京）雄峙东北，关山阻险，所以隔阂奚戎，藩屏中夏”，有着山川形势的优势，但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北京与北方强敌在咫尺之间，极易被入侵。正如他在文中所说：
“居庸当陵寝之旁，北在肘腋之下，渝关一线为辽海之咽喉，紫荆片垒系燕云之保障，近在百里之间，远不过三二百里之外，藩篱疏薄，肩背单寒，老成谋国者，早已切 切 忧之”。
而明清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顾祖禹的担忧。明朝时期，蒙古、满洲屡犯边关，也先太师、俺答汗先后围攻北京。满洲兴起后，皇太极屡次破口入关，给北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清朝时，北京曾两次被列强攻破，但沦陷的方式与明朝大为不同。清朝统一了中原、东北和蒙古，已不像明朝那样必须“天子守国门”。然而列强从西而来，其海军根本无法阻挡。列强只要能占领天津，北京就必然不保。
因此在明清时期，北京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好防守。自清末以来，许多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迁都。例如康有为、梁启超就认为，理应将首都迁往西安。毕竟西安身处内地，有山河关塞之险，即使是列强也鞭长莫及。
清朝灭亡后，孙中山曾多次提出自己对于建都的看法。而打从一开始，孙中山就否定了建都北京的主张。他认为北京虽能控制东北与蒙古, 但日本与俄国对东北虎视眈眈。
与此同时，自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大沽口和天津的炮台均因辛丑条约而裁撤，以至于“永难添筑”。敌人一旦从海上而来，北京根本无险可守。况且北京城内使馆林立，还有外国军队驻扎。可谓是外有强敌，内有内应，根本守不住。
因此孙中山认为“欲求巩固安全之策, 诚非改设南方不可。”最终，孙中山选定了有着“虎踞龙盘”之称的南京。在孙中山看来，南京虽然多作为偏安王朝的首都，但其地理位置真的没得说。不仅地势险要，而且靠近上海等繁华都市，人烟稠密、商贸发达、物产丰富。因此孙中山赞叹南京：
“在世界之大都市中，诚难觅此佳境也。而又恰居长江下游两岸之最丰富区域之中心，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
然而即便如此，历史的惯性依然很大。即使孙中山一再坚持，但依然有很多有识之士认为，首都非北京莫属。
孙中山自 1912 年 2 月 13 日提交辞呈, 14 日要求南京临时参议院投票选择建都地点, 结果是北京 20 票、 南京 5 票、 武昌 2 票、 天津 1 票, 这一结果显然不符合孙中山的设想。
长沙谭延闿都督认为, 建都南京并非永久的决定,从地理位置上说：
“燕京南达胡广, 北枕蒙疆, 东接胡满, 西连回藏, 近者铁道四通, 诚得高屋建瓴之势。 此中央政府之地点, 所以宜取北京也”。
蔡锷也同样认为，在北京建都更有利，他认为“建都燕京，可以控驭中外，统一南北”。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南京偏居南方，对东北、蒙古、西藏等地控制力有限。如果定都南京，那么满蒙藏回的广大地区还要不要了呢？若要维持一个多民族国家，势必要在北京建都。
孙中山离任后，袁世凯以及其北洋集团上台，建立了北京国民政府。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一直设在北京。其后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清除了北洋军阀势力。国民政府才一如孙中山所愿，将首都定在了南京。
与国民政府同时的，还有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权。在抗战以前，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一再转移，先是上海，后是瑞金，长征之后又变成了延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首都从重庆迁回了南京。于是毛泽东开始考虑，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迁往别处。
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延安的地位。他说延安之所以重要，一因打日本，一因蒋介石在重庆。如果蒋介石回到南京，延安就不重要了、
此时毛泽东一直考虑和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为了沟通上的方便，他一度决定将首府定在苏中根据地的淮阴。淮阴距离南京很近，而且在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政通人和、百废待兴，不仅商业发达，文教事业蓬勃发展，被誉为全中华民主建设的楷模。
毛泽东曾说：“南京太热了，不太适应。而淮阴正好，乘一艘船就能去南京办公。”
中共中央属意于淮阴后，苏皖边区政府立即行动了起来，派人到当地进行考察和选址，腾出房屋，为党中央南迁做准备。然而时隔不久，蒋介石便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至于南迁淮阴，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解放战争进入了1948年，革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解放军已经转入了反攻，解放了大片区域。其中东北的局势尤其好，我军已经解放了东北97%的领土，控制了90%以上的人口。
因此毛泽东一度设想将首都定在哈尔滨。当时的哈尔滨是共产党最早掌握的大城市，从未沦入国民党之手。此地工业门类齐全，拥有较为发达的轻重工业，而且临近苏联，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而且哈尔滨所在东北，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
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哈尔滨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然而变化赶不上形势，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认为不必再偏居哈尔滨。南京、西安、洛阳、开封、北平、武汉等城市纷纷在毛泽东面前浮现。以前是建都的地址有限，现在却选不过来，真是幸福的烦恼。
1948 年 11 月 8 日，毛泽东与薄一波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指出把接管北平、天津的任务交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北平解放后由薄一波率华北局机关先行开赴入城，为中共中央机关进驻打前站。这次谈话，毛泽东显然已经有了定都北平的打算。
然而毛泽东熟读历史，不可能不知建都北京的弊端。而且相比于北京，毛泽东似乎更喜欢武汉。从1918年至1974年，毛泽东亲临武汉多达40余次，其中两次长留武汉。
毛泽东是湖南人，但湖南和湖北同属于楚地，两者是不分家的。无论是衣食住行，武汉都让毛泽东非常满意。
自近代以来，位于天下之中，水路四通八达的武汉就是商业和工业重镇。民国时期，武汉更是一座直辖市。况且武汉从未做过任何一个王朝的首都，若建都于此，正好能凸显新中国之“新”。除了武汉之外，洛阳、开封、西安、成都、南京等地也在备选的范围之内。
就在毛泽东仍然心存疑虑之时，王稼祥的到来为他定都北京打了一针强心剂。当时就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抵达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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