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陆定一写成了《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一文。
《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当时得知后，当即找到了陆定一，希望陆老能授权《人民日报》发表该文。
而陆定一闻言，只道：“发表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便是“一个字也不能改”。
秦川最终应下，1979年3月6日，《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一文在人民日报上成功发表。
原来，在这篇文章怀念周恩来总理的部分，他指出：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极其优秀的共产党员，很好的革命家。但他成为党的成熟的革命者，则是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一九三五年以前，他领导过上海三次暴动和南昌起义这些伟大的革命行动，斗争非常坚决，非常英勇，但后来都失败了。周恩来同志严于律己，从不文过饰非……”
对这一段话，老同志们莫衷一是，大多数表示赞成。
在这篇的最后一个部分，对过去历史的总结中，陆定一更他真诚地作了自我检讨，表明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磊落情怀。
他说：“周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把世界观作为标准。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当然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改造世界观。这是很对的。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曾经是错误的。”
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之中，陆定一的身份有些特别。
他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成长于共青团的领导岗位，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有着资深的经历，是走过漫漫长征路的老革命，同时又是内行（新闻家、文艺家）的宣传总管和报刊掌门人，有着文人性格和学养，毕生从事宣传工作。有这样资历和经历的人，在我党历史上委实不多。
自上世纪40年代起，陆定一便一直是我党宣传总管。1942年，他替代博古任《解放日报》总编辑，1945年任中宣部部长，直至1966年，一共当了22年宣传总管。
历时之久，绝无仅有。官方对他的评价是：“陆定一长期负责党的宣传文教工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9年风雨过后，陆定一没再担任实际领导职务。
他说：“当时中央要我再去担任中宜部长，或者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我已经七十三岁了，孔夫子就是这个岁数死的，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再去担任这些职务。应当让年轻人来干。”
1991年3月，陆老的最后一篇文字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陆定一文集自序》。
因为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
陆定一为此耗时三个月，洋洋洒洒写成万余言。
文章写毕，他送请薄一波审阅。薄一波阅毕感叹：“这是一篇最简练的党史啊。”
全文所云几乎全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中共七十年来的历史，观点不乏独到，情感不乏真切。
85岁的陆定一在回顾了我党走过的曲折历程之后说：“共产党是这样的一个党，它是正确的，所以是光荣的和伟大的。它会犯错误，但是它总是能把错误改正过来。革命中是如此，建设中也会是如此。过去是如此，希望将来也是如此。”
在《自序》中，陆定一写道：“长征时经过雪山草地，后（我）坐牢13年，那时我是怎样想的？我想，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势力能够这样做。……哪怕天崩地裂，只要共产党在，就有希望。所以才能性情开朗，哈哈大笑，熬过难关。”
这位老党员似乎对后来的一切斗争早有思想准备，在《自序》中，借用对瞿秋白的评介表示了这一点。
他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因为是他第一个告诉我，在党内有斗争。”文末落款：“陆定一，是年85岁。”
这也成为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篇文字，自此，这位红色秀才自此搁笔，再未写过文章。
其子陆德回忆，晚年父亲认为：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人类的诉求，是每个人终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对民主和自由，第一，我们应该把口号接过来，因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第二，应该科学地解释它，扬弃它，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它。”
对执政党反腐问题，他认为：“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基础上，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更上层楼。反腐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
1996年5月9日，陆定一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0岁。
弥留之际，九十高龄的陆老，留下的最后遗言是：“要让孩子读书……要让人民说话。”
尽管晚年没再担任实际领导职务，但晚年陆定一思想解放，敢说实话，实在为人所称道，党中央给予了他高度评价：
陆定一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一大损失。
陆定一同志永垂不朽！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