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帆：中国复兴——独特的大国之路
学思平治
本文从中国复兴的含义、中国复兴的进程以及中国复兴的路径选择等方面，系统阐述中国复兴的独特性、和平性。中国复兴也即实现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基于其突出的内部性特征，中国复兴是自我发展和壮大，而不具备以传统大国方式崛起的可能性。中国复兴是内外良性互动的过程而且必将经历艰巨的探索。中国只有立足于合作性崛起、制度性崛起、群体性崛起，以最终实现和平崛起，才能走出一条周全而审慎的复兴之路。
关于中国复兴的讨论自冷战后即开始兴起，一直到２１世纪的今天仍是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在美国出现衰落迹象，而中国将强未强的时期，这一讨论更是引人关注。本文集中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复兴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中国复兴的进程会怎样展开？本文力图纠正已有的一些思维定势同时也强调中美在所谓崛起与衰落的过程中并没有对应关系，并试图从群体性、制度性、合作性复兴这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复兴的特色路径。
1，中国复兴的含义
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领域，关于美国是否衰落存在诸多争议，但关于中国复兴似乎已经形成共识，而对于中国复兴的意义和影响却又是众说纷纭。
那么，什么是中国复兴？中国复兴意味着什么？中国复兴的标志是什么？答案各不相同，显然对于中国复兴存在着不同认识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观点。一些美国学者按照权力学说的逻辑指出，ＧＤＰ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的中国，如果还不算崛起，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是崛起？只有完全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才是崛起吗？以前中国的目标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复兴含义的认识呈多元化态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认为中国变量将对未来的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认为中国复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包括中国复兴的方式、路径及影响都存在多种可能性。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复兴的评介可简单分为乐观派与悲观派两种。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带来大国现有格局和国际秩序的颠覆性改变，中国复兴的过程将会与现有主导国家形成零和博弈，进而引发不可避免的冲突甚至战争。中美之间是零和的，中国复兴意味着美国领导力的削弱。这一派观点以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沃尔特等为代表。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崛起后会在地区建立霸权，同时确保在该区域内没有竞争性大国。沃尔特认为，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美国应当重新注重以权力政治应对权力政治的道路。柯庆生强调，中国复兴意味着美国影响力的抵消，中国外交是“战略性和平进攻”。“权力转移理论”代表人物奥甘斯基和库格勒等人均认为，从历史上看，大国崛起常常伴随着与守成大国之间基于权力竞争的摩擦。
还有一些相对中立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出乎想象，而且是以非西方的发展模式发展起来，这增加了国际社会的不适应感和担忧。中国的崛起打破了欧美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权和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冲淡了欧美成熟社会模式的示范效果……简言之，欧美社会模式面临着生存危机，与中国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复兴将带来新的发展模式之争。但这一派观点并没有认定中国模式是以取代西方模式为目的的。
乐观主义者认为，由于相互依存和制度性约束，也由于中国力量和目标的有限性，领土争端引发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中国的崛起将保持足够的理性，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大国责任，其崛起不是零和博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复兴给世界带来了正能量，而不是零和博弈。他还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世界经济正进入可持续发展时期，在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中国将起领导作用。全球经济要摆脱危机导致的困境，无论美国、中国还是欧洲都需要新的合作增长模式，才能实现安全增长，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可持续发展融资方面将是一个完美的示范。
尽管以上分析各不相同，中国自身对于中国复兴的表述是明确而清楚的，也即实现中国梦。“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也就是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见，中国复兴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征程。诚如程亚文所言，中国复兴是指“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实力的全面提升、社会制度系统的迅速变迁以及精神状态上内部活力的增强；其次是指中国在参与世界政治的过程中，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上对外影响的不断扩大”。华民则“把这样一种发生在中国最近２００年历史中由强到弱、再由弱逐步转强的历史性变化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显然，中国复兴只是成为世界强国之林中的一员，成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国家之一。中国复兴的含义不是取代现有霸权而是自我发展与自我壮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复兴对内体现为国富民强，对外则体现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提升到与自身责任相匹配的程度，同时能够在一些与中国相关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影响。
中国复兴的标志不是成为世界霸主，而是不断深化改革，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达到中等强国的水平。邓小平强调，“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二十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说超过，而是接近。”
中国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以及“四个全面”的提出，说明中国意识到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是一个中长期目标定位是理性而明确的。两个百年的目标也只是小康水平，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目标将更多地把发展聚焦于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减少并消除贫富分化，而不是对外巧取豪夺、扩张权力。两个百年的目标与称霸毫无关系，只是获取尊严感、安全感、成就感的国家使命追求。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更多立足于自身形象和能力的改善，而不是削弱他国的影响力。中国的发展不是赢者通吃或独占，而是共赢，不是战胜他国，而是完善自己、超越自己。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保持了高速发展，这既源于中国民众的勤奋努力和改革开放的正确引导，也有全球化大背景提供的特殊机遇。中国的发展有助于民族自信心的提升，但这种提升更多是对妄自菲薄的失败情结的纠正，并没有导致中国整体上的妄自尊大。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没有先发优势，也没有领先国家所具有的优势基础，中国在所有核心领域都仍处于追赶阶段，个别领域的一流水准还没有形成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的飞跃。“中国制造”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强大，西方工业也没有衰退到依赖中国的程度。我们的制造业还没有升级，制造业者已开始撤离，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要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要再努力３０年。因此，中国的目标只是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只是谋求国内小康水平的实现，同时在国际上发挥建设性影响，并没有能力和意愿挑战所谓霸权国家。
从世界综合发展状态来看，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较之现代化程度低的国家更具影响力优势，而从现代化程度的划分来看，欧洲处于后现代化时期，美国处于现代化中后期，而中国等后发国家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尽管欧美等国面临金融危机、竞争乏力、福利陷阱等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处于上升期的中国等国已经具有领先优势。欧美等国面临的治理难题与中国等国面临的问题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完全超越了这些现代化困境，固然，中国通过自身道路的探索有可能避免一些传统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实现后来居上，但在整体上中国的追赶之路尚未完成。虽然中国在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上所能发挥的引导作用正在不断增强，但正如习主席在２０１７年２月召开的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强调“共同塑造”和“共同维护”，表明中国仍需要与其他国家共同合作，而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达到变革世界的目的。在环境保护、全球金融稳定、公共卫生等领域，中国还处于追赶现代化标准的阶段，无法承担与自身实力不符的全球责任。
总之，中国的复兴是相对于中国的落后状况而言的，中国复兴意味着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有担当，与他国平等相待、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的大国。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不再是国际社会中需要救助的贫弱之国，而是推动国际社会走向更加繁荣的积极力量。中国的崛起与称霸无关，也无意与霸权国争夺世界领导地位。正如郑永年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但中国本身还缺乏履行国际责任的手段，更不用说领导权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通过美国确立的机制体系来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说法“全球性强国意味着真正在全球军事能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重大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影响力、明显的技术领先地位和有吸引力的社会生活方式———所有这些必须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形成世界范围的政治影响力。”
2，中国复兴过程分析
中国复兴必须走一条与他国不同的路，也必将通过不断努力实现优选之路。
从复兴的进程和影响来看，中国复兴首先是内部复兴。这是一种内化的、内向的发展壮大。围绕“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在经济上表现为发展结构的完善、发展模式的升级、管理模式的创新、内部市场的增容、人均ＧＤＰ的提高。实现国内结构性变革的任务十分繁重，既需要全神贯注、集中投入，也需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合作环境。
其次是国际体系内复兴。中国需要国际市场，以外贸为导向的中国经济离不开国际市场的需求。第二轮“走出去”不再是简单的对外部市场的需求，而是需要加大技术和投资的力度。中国虽然努力在高科技领域实现飞跃，但还无法挤占发达国家的高端科技产品市场，而是偏重于相对传统的能源、运输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合作构想的体现。由于对外部市场、新的技术和投资的需求依然十分强烈，中国对国际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需求也在上升。由此，中国不可能通过利用或制造外部区域的动乱而获取经济收益，更不可能通过战争或军事手段拓展市场，有限的军事能力是保障投资和人力安全的必要举措，不会构成军事威胁。
第三，中国复兴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相互依存背景下的发展。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建设成就，依赖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产业分工，也依赖于相互依存所造就的互利共赢的国家间良性关系。相互依存虽然无法抑制竞争与危机，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间竞争与冲突的强度，塑造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国家间共同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明，中国的发展将伴随着共同体意识的成长，有助于中国形成和平互利的世界观，也使得中国的发展能够造福于他国，更易于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这三个条件决定了中国复兴的循序渐进、有章可依、路径清晰、损害性小、确定性强。换言之，中国复兴的过程既是主观意愿的选择，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定，并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
（一）中国不具备以传统大国方式崛起的可能性
中国已经失去了通过战争方式谋取霸权的可能性。中国复兴并非谋霸，中国更不可能通过战争方式谋霸。
虽然以往任何一次赢取霸权的机会都是通过大国战争直接或间接获得的，但如今，人类已经进入核时代，中国直接策动或参与任何这样的大国战争，都只能以极大的代价换来自毁的命运，造成两败或多败的结局，失去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今天没有哪个国家有挑起世界大战的野心，军事技术的发展减少了大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以奥甘斯基和库格勒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总喜欢议论霸权国与守成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并把这种冲突视为历史的惯性。但近百年来两次国际格局转型表明，即使是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转换，也并非是通过直接战争实现的，美英霸权之间的转换表明，霸权国英国与挑战国德国之间的战争导致第三方国家美国崛起为霸权，而并没有实现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的转换，这其中的原因是深刻的，挑战国不仅很难实现夺取霸权的目的，反而可能因为不断的挑战而导致自身的衰落。“１９１４年灾害前，帝国主义列强向英国发起了挑战，不过一战是出于其他原因爆发的。１９９１年苏联相对和平的解体表明，力量不断削弱的大国及其竞争对手之间的战争并不是无法避免的。”即使存在历史惯性，当代世界的危机管控能力也有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只要看一下冷战时期有多少次美苏危机被化解、多少次军事冲突的迎头相撞被避免，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当然，大国也有可能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但所有大国均出现失灵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自冷战以来，军事在大国间的作用已经发生重大嬗变，由征服变为威慑；特别是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大国发展的成败除了别国的外部压力，更多取决于自我发展和纠错的能力。从根本上说没有一个大国的命运能够被另一个大国所决定，苏联的解体并不是战争导致的，也不完全是由于外部力量强加所致。大国不可能通过战争被击败，大国战争只能是两败俱伤，不再有幸免者和赢家。
传统的强权政治也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历来反对强权政治，反对向他国强制输出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中国在第一次崛起的１０００多年中并无滥用权势的记录”，“大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对现今中国的忧虑都是来自苏联的经验，苏联（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推动或赞助了共产主义的扩张。但中国与苏联不同，即使在激进的‘文革’时代，也没有实际证据表明其向其他国家全盘输出共产主义革命。总体说来，在与美国试图输出民主制度相比时，现今中国的记录并不是那么糟糕。”那种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修正主义国家的观点，所依据的只是中国常常谴责美国霸权和权力政治。“北京的言语之中常常谴责美国霸权和权力政治，意味着中国有可能拥有一个潜在的修正主义议程———挑战美国创造并领导的国际秩序的长远之计。”中国谴责权力政治却被当成中国热衷于权力政治，这显然是荒谬的。权力政治的逻辑恰恰是中国和平发展所希望避免的。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方式一直是避战、避险的，在竞争的危机中努力运用化解之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一国两制”等构想，强化捍卫主权的意志和能力都绝非是挑起战争和事端，而是不得不回应外来因素对国家主权的侵害。基于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在中国由弱到强的进程中，中国人对于稳定与尊严的诉求表现得尤其强烈。在捍卫主权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强化自身领土范围内的军事防御能力无可厚非维护国家稳定、防范外部侵略仍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而中国之所以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其目的也是为了解决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潜在冲突问题。正是为了实现和平崛起，中国才强调不断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在现有体系内发展壮大。
（二）中国复兴将是内外良性互动的过程
中国的复兴将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内外两个大局的互动是不可回避的，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相互内嵌，使得中国的国内发展与国际社会密不可分，处理好这一关系有助于内外关系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中国塑造自身形象，形成互利合作的国际环境，反之，则可能导致内外因素的对立、排斥，形成负相关关系。
中国的复兴必然受制于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积极正面地看待内外互动的影响，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同时积极承担国内与国际社会所赋予的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对外合作的不断深化显然有助于中国对外影响力的提升，但也意味着责任的大大提升。在国际合作的进程中，中国所承担的责任先于也远远多于对他国的影响力，这就要求中国必须避免权益多于责任的期待，保持战略定力与克制。如同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所言：“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
中国自身发展基础以及全球化相互依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中国复兴的过程更长。在扩大国际影响力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受到国际社会的规范和约束，也将受到其他大国的限制和制约，以和平方式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将是可接受、可监督的，而不是为所欲为的、破坏规范的过程，只有经历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双重规范互塑的国家，才能成为未来世界的真正大国。因此，中国复兴必将经历自我修炼与自我完善，而这一进程本身是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为条件的。
总之，中国复兴是内外互通、由内向外的跨界溢出过程是时间、空间多层次、多场域的多维互动过程，是全球责任和影响同步扩大的过程，也决定了中国复兴将是稳步的、可控的过程。
（三）中国复兴必将经历艰巨的探索
中国没有作为一个现代大国的历史积淀和经验积累，也即中国并没有战胜或超越比自己更为先进的国家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历史经验。在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中，几乎所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规则都是由西方国家设计和制定的，中国的遵约实践是在长期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完成的。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开始对国际体系做出有中国特色的贡献，在完善与变革现有国际体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建设性作用，然而并非替代或主导现有体系，也难以另起炉灶。这种“先天不足”和后发劣势，使中国的复兴必将经历容错和纠错的过程，面临更高的标准，付出更巨大的代价，进行邓小平所说“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探索。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长期保持理性、审慎、创新的态度，在大国竞争的复杂关系中寻找非零和的路径，不断探索和开拓新途。
中国的复兴必须是综合崛起，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苏联失败的教训表明，任何单一领域的优势都无法长久支撑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结构合理的均衡发展才能造就和维护一个大国的强国地位。全面综合发展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必须结合自身特点不断探索创新。“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避开与传统大国相争相撞的新尝试，是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共享资金技术、共担责任、互联互通、共同完成经济结构转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构想庞大、过程漫长、充满挑战和风险，也是新兴大国发展的创造性尝试。
3，中国复兴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国际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随着金融危机持续发酵，传统大国普遍陷入困境，全球治理赤字严重，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势头上升。中国等新兴大国实力虽有所提升，但在全球经济困境中也面临新的挑战。对中国而言，美国等大国施压的势头有增无减，周边形势处于新的不确定期，而自身经济也面临着新一轮结构性调整，内部变革需要落实，中国进入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关键期。可以说，在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各不相同、各擅胜场而中国崛起是大国崛起中最复杂、最困难的。
中国复兴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复兴也是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复兴，无论国际社会是否注意到这一点，中国自身充分意识到了这一进程的特殊性和敏感性。中国复兴必然冲击既有的国际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给国际体系带来巨大的震撼。
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中国要走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中国的复兴战略如何规划与设计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加以实施，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议题和历史课题。为此，有两个核心议题摆在中国面前：一是中国能否超越所谓权力政治的永恒的魔咒，二是中国化解冲突推进合作能否真正落到实处。牢牢把握共同发展这个核心，处理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注重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协调，正是中国复兴之路的关键所在。
为了化解中国复兴的两大难题，中国只能立足于合作性崛起、制度性崛起、群体性崛起，以保障最终实现和平崛起。
（一）群体性崛起
群体性崛起的构想基于共同性和整体性原则。其基本理念是：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周边国家贫穷的基础上，一个国家的强盛必须伴随着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在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世界里，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发展与繁荣相伴。中国变量是整体中的变量，只有立足于发展的整体才能赢得更大的机遇。中国的崛起是群体性崛起的组成部分，中国不可能单独崛起，必须与他国共同崛起。
中国立足于群体性崛起，首先是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共谋发展、共享发展成果，“一带一路”是与发展中国家谋求共同发展，而不是确立新的中心，其次是在更大范围内推进以区域一体化为基础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及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二）制度性崛起
制度性崛起是基于整体性与互动性原则而设计的，是基于内外协同而展开的。中国对于国际体系的态度，由建国初期的“与国际对立”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体系共存”，再到新世纪以来的“体系完善”，表明中国的一切与世界息息相关，与世界加深联系的进程不可逆转。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显然不再是策略性的举动，而是根本的战略性选择。中国不可能将融入国际体系建立在利用国际体系为自身服务的基础上，而只能在享受平等待遇的同时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尊重国际制度，适应国际规范。责任意识和遵约意识是制度性崛起的关键所在，制度性崛起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更具确定性、更可预期，有助于世界的整体稳定。
在制度性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也在经历制度约束和制度内化的过程。熟悉适应国际规则、更加有效地遵约守信，积极正面地看待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积极因素，以实现更高标准的现代化，始终是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仅适用于中国复兴的内部变革，也适用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有效对接与互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也在为国际体系的发展完善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为国际体系的和平转换提供了一个价值目标，即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参与了国际体系的一系列改革，如联合国改革（包括维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防扩散与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世界银行代表权改革、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表明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的过程中，通过对国际体系规则的内化以及自己的国际实践，对国际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和平参与国际体系、塑造国际体系，是一个“双向社会化的过程”，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适应和相互改变的过程”，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
（三）合作性崛起
合作性崛起基于互动性与协调性，强调利益协调、互促互益。合作性崛起是化解冲突的有效方式，也是操作难度较大的方式，它需要凝聚高度共识、更新旧有观念、强化实施举措才能成功。新型合作观。必须严格遵循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一国合作的意愿绝不能强加于别国，而必须基于共识和共同意愿，绝不利用合作谋取一方利益最大化，而是强调共同受益。共赢在于既要善于寻找和敏锐把握共同利益，扩大共同利益，促进互补利益，也要在差异化的前提下，保持和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尊重他人利益，在缺乏共同利益和无法互补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实现共赢，这才是更高的智慧。
新型竞争观。
合作并不排斥竞争，新型合作观包容良性竞争。在以往的国际关系演变中，促进自身发展、延缓别人发展是一个基本的竞争法则，也是战略法则。然而，究其本质，竞争是要使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使对方更差。一国发展不可能以抵制或削弱他国为条件。中国只能在新的竞争观之下实现发展，即通过竞争的驱动使自身变得更强，而不是通过恶性竞争抑制或削弱对方。中国提出的互利共赢理念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贡献。
新型发展观。
“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实践表明，一国发展不可能建立在周边贫穷的基础之上，发展是可持续的共赢的发展。中国追求更公正均衡的发展观，强调富帮贫，缩小贫富差距，力图改变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局面。中国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实现与富有国家的合作，也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慷慨施援，实现与贫穷国家的共同致富。
新型安全观。
正如中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也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维护安全，就可以实现总体安全和可持续安全。中国从不制造和利用矛盾，也不制造和利用危机，中国不把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不划分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以结盟应对传统联盟的围堵，坚持不结盟政策。
总之，中国复兴是和平、合作的复兴。中国的发展强调义利和利他原则，是基于共同收益而不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前提的掠夺式发展。中国努力提升自身地位，避免零和博弈式的大国冲突。中国一直在努力走出一条周全而审慎的复兴之路。
【王帆：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外交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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