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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在得知雅尔塔协定上，英美与苏联达成密约，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具体情况后，蒋介石痛苦地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内容。
只看这份密约，谁能想到，在一年前的开罗会议上，中国也曾与英美平起平坐。
从开罗会议上的三巨头之一，到雅尔塔会议上的牺牲品，中国的地位为何会如此迅速而剧烈地跌落？
开罗会议确定中国大国地位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根本谈不上什么国际地位，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种局面一度发生了改变。
在珍珠港事件后，傲慢的西方国家忽然发现，曾经被他们看不上眼的日本，战斗力居然如此强大，他们面对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侵略扩张，居然无能为力。
到了这个时候，西方世界终于注意到了曾经凭借自身的力量与日本法西斯对抗多年，并仍在坚持抗战的中国。
与此同时，蒋介石彼时的政治敏感度也确实够高，他很快认识到，这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机会，并积极地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由于日本法西斯对英、美、苏都构成威胁，以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表现，这一次，蒋介石政府的外交努力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面对蒋介石政府在重庆召开东亚联合军事会议、协调各国作战的提议，英、美两国都给了面子。
而蒋介石建立反法西斯同盟的提议，更是得到了各国的一致认同，1942年元旦，26国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中国还成为了4大领衔国之一。
随后，在1943年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在美国的力推之下，中国还被确认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将在联合国中拥有特殊地位。
而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更是得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并列为“三巨头”之一，以一个重要大国领导人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如果事情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大国。
蒋介石犯下大错
中国的国际地位之所以能够有此提升，固然有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出于战后利益的考虑，力推中国上位。但究其根本，其实还是中国在抗日战争当中的表现得到了世界认同。
不过，彼时抗日战争尚未完全胜利。在正常人想来，中国此时更应该做的，当然是再接再厉，努力在对日作战当中取得更多的胜利。一则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独立，二则稳固自己的国际地位。
然而在蒋介石看来，《开罗宣言》的签订就代表着中国已经不必再为抗日战争而忧心，只需坐等强大的英美盟军打败日本后，中国就可以根据《开罗宣言》收复失地了。
因此，在开罗会议之后，蒋介石政府又开始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老毛病。
不过，令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是，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日本，因为海上交通线被切断，只好尝试打通中国的陆上交通线，重新将日本各战场连成一片。
为此，日本大本营制定了针对中国的“一号作战计划”，发起了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豫湘桂战役。
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在抗日前线的国民党军队严重腐败，且备战严重不足，面对日军的袭击，竟然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被打成了大溃败。
这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大大下降，中国凭借多年坚持抗战赢得的国际声望跌回谷底。不说原本就看不上中国的英国和苏联，就连美国，也开始重新考虑他们对中国的支持。
曾经力主中国应当得到与其他世界大国同等待遇的罗斯福总统，在听闻国民党军队溃败后，气愤又轻蔑地质问国民党代表孔祥熙：“中国军队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同日军打仗？看来日军想把中国军队赶到哪里就赶到哪里。”
由于豫湘桂战役的失败，美国在华前沿空军作战基地丧失殆尽，中国作为反攻日本基地的价值便不复存在了。
值得讽刺的一点是，蒋介石不顾抗日大局，就是为了压制中国共产党，然而他这一手，反倒是成就了中国共产党。
原本，国际社会尤其是英美对于中国的局势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一直以蒋介石政府为中国代表，虽然知道中国还有共产党在坚持敌后抗战，但也并未予以重视。
然而，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让美国意识到，虽然蒋介石政府对美国够“忠心”，但是在打败日本这件事上，却没法给美国提供什么有效的帮助。
此时的美国尚未放弃在中国登陆的作战计划，而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尽可能地减少登陆过程中的人员伤亡，就需要中国方面的配合。
原本，美国认为蒋介石能够成为这个配合者，但是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的糟糕表现证明，他们没法担此重任，美国不得不另寻出路。
于是，罗斯福便注意到了他早已听说过的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一直对蒋介石阻隔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行为睁只眼闭只眼的罗斯福，这次明确提出要与敌后抗日武装建立联系。
早就对敌后战场怀有极大好奇的在华西方记者们率先行动起来，要求前往陕北、华北的敌后战场进行实地采访。
无论蒋介石有多么不情愿，但当他所仰仗的美国表达出了明确的意愿之后，他都已经无法继续拒绝下去。
尽管蒋介石努力在记者人选、采访日程等方面设置障碍，并试图误导记者们相信国民党的虚假宣传，但是当记者们进入延安之后，所有的谎言都不攻自破。
记者们将他们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报道发回之后，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7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对记者团报道的评论文章《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最强大的》。其中认为，中共将会是对日作战中美国“最有价值的盟友”。
这也反应出了美国政府的看法，7月22日，美国不顾蒋介石的强烈反对，坚持向延安派出了美军观察组，并为其取名为“迪克西使团”。
“使团”这个别称，清晰地表明，尽管名义上是为方便美国军事行动而派出的军事观察组，但实际上，这个观察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代表美国政府与共产党进行联系。
蒋介石一直想方设法封锁中共的外交，最后竟因为自己“积极防共、消极抗日”，“亲手”为共产党打开了对外交往的大门。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这一机会，8月18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其中指出，美军观察组的访问“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与国民党不同，中共在开展外交工作时，注重的是以诚动人。
观察组到达延安之后，很快感受到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巨大不同。
不同于国民党的遮遮掩掩，中共对于美军观察组在根据地的活动并未进行任何限制，反而是尽量为观察组了解根据地的情况提供便利。
在与观察团的交流中，提到与美方的合作时，中共方面并未像国民党那样大肆索取武器和其他援助，反而是主动提出，中共军队能够为美军登陆作战提供便利。
在谈及战后的中国形势问题时，中共并未回避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反而仔细地向美国观察组介绍了国共两党的历史渊源。
毛主席向观察组坦诚“抗日战争一结束，国民党进攻共产党最危险的时刻就将到来”，并判定国民党发动内战必将依赖美国援助，认为美国可以阻止中国的内战。
根据延安的见闻，美军观察组成员普遍认为，与腐朽腐败、一心维护统治的国民党相比，共产党上有坚定自信、廉洁奉公、能力卓越的领导人，下有民众的拥护，显然更有前途。
在一份使团递回美国的报告中，使团成员明确指出：“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人的。”
因此，使团成员反对美国政府片面地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因为美国“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
他们建议美国政府，应当全面地支援国共两党，给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进行民主化改革，认为这将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
观察组的报告一度给美国的政府政策和公众舆论造成了较大地影响，美国做出了一些调停国共冲突，敦促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
但是不幸的是，美国派出了一位错误的调停人。
赫尔利虽然在政治上有敏锐的嗅觉，但是能力、魄力都有限，并且对中国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还有着过重的私心。
在赫尔利看来，共产党都是受共产国际控制、受苏联影响的，于是来华前，赫尔利先去拜访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询问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
在得到了莫洛托夫“中国有些人自称为共产主义者，但他们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的表态后，赫尔利接受了这一观点，并由此认为，国共之间的矛盾与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共和党没有武装。
这种巨大的认识偏差，让赫尔利在调处中表现得相当不在状态，对于国共交锋的关键毫无所觉，反倒认为双方表述无甚偏差，都全盘接受。
这种状况外的调停导致的结果就是，当赫尔利自认为谈好了一切，将与中共签字的草案拿给蒋介石看时，蒋介石极为愤怒，表示绝不会接受。
眼见调处将以失败而告终，赫尔利又不甘心接受失败的结果。
此时，赫尔利有两种选择，一为向蒋介石施压，二为对蒋介石让步。
对中国局势更加了解的美军观察组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美国国家利益，认为第二条路更好，但是作为美国在华总负责人的赫尔利却不愿意这样做。
这就要提到赫尔利的私心了。
在正式展开国共调停之前，为了扩权，赫尔利以蒋介石听话好控制，美国应当扶蒋为由，挤走了认为美国政府应当施压蒋介石的史迪威。
赫尔利担心，若是选择对蒋施压，自己可能会步史迪威的后尘，并且，他看出了国共之间争执的重点在于军队，认为自己有望从中牟利，成为中国军队的指挥者。
在这种私心下，赫尔利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向扶蒋反共的方向发展，在调停中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这样的调停自然不会为中共所接受。
雅尔塔会议牺牲品
美国通过敦促中国建立“联合政府”改善中国军队战斗力的努力迟迟不见进展，而与此同时，二战的战场局势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刚刚被卷入二战时，美国高度重视中国战场的价值，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能够拖住日本的大量兵力，为美国分担压力，二是中国能够作为美国轰炸日本的基地。
但是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失败后，中国能够让轰炸机威胁日本本土的机场几乎全部落入日军的掌控之下，这第二个价值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与此同时，美国在1944年6月到7月发起了塞班岛战役并取得了胜利。
塞班岛与日本的距离已经在美国B-29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之内，美军完全可以使用塞班岛的机场执行对日轰炸任务，对于中国机场的需求也不那么迫切了。
这无疑导致中国战场在美国眼中的价值大大下降。
不过，此时的美国认为，想要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打败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军队是无法避免的一个环节。
登陆作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有其他部队能够从陆上配合，无疑能够为美军提供不少帮助，极大地减少美军的牺牲。
在苏联不愿两线作战的情况下，能够为美军提供这种配合的，自然只有中国，美国也正是因此并未完全放弃对中国的支持。
但是欧战的发展比他们预想中顺利不少，尤其是在苏联负责的东线上，到了1945年2月3日，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结束后，苏联红军的前沿阵地距柏林已经仅剩下最后80公里。
只要欧战结束，苏联就能够抽出部队调往远东，从东北进入中国，收拾侵华日军，这样一来，在美国眼中，中国分担日军压力的价值也同样消失殆尽。
虽然苏联大概也不想消耗有生力量，美国想要苏联出兵肯定要付出一些代价，但是对于美国来说，这种代价比起顶着苏联、英国的反对，强行推中国进入大国行列要容易得多。
因此，就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结束的第二天，雅尔塔会议召开。在这场会议上，美国将他们的想法付诸了实践，催促苏联早日对日宣战。
对此，苏联方面表示，他们愿意满足美国人的愿望，但条件是美国要支持苏联在外蒙古、东北等地的利益需求。
尽管苏联提出的条件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是此时的美国已经放弃了对中国的支持，自然不会为了中国的利益与苏联过不去。
于是，在中国并未参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雅尔塔会议上，英美苏三国达成了协定，以满足苏联对外蒙古和东北地区的利益要求为条件，换取苏联在欧战结束3个月内对日本出兵。
由于此时欧战到底尚未结束，美国尚且需要中国继续帮忙拖住日本，美国到底还是给中国留了一点面子。
在美国的要求下，《雅尔塔协定》当中在外蒙古问题上用的字眼是“维持现状”而非“支持独立”，并要求有关条件需要得到蒋介石政府的同意，算是留下了一点弹性空间。
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后，苏联迅速与蒋介石政府就有关问题展开了谈判。
在看到苏联所提出的条件后，蒋介石政府感到难以接受，寄希望于美国的调停，然而美国却给蒋介石送来了一份载有《雅尔塔协定》的备忘录。
蒋介石对此大感痛苦和震惊，然而他根本无法在美苏等大国已经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做出什么有实际意义的反抗。
更何况，比起中国的国家利益，蒋介石更加担心的是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影响国民党的“政权稳固”。
在蒋介石看来，与苏联签订条约，虽然会令中国丧失一些主权利益，但是如能换取苏联在未来“把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那还是值得的。
最终，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满足了苏联的所有需求，这标志着中国曾经一度获得的大国地位，已经彻底化为泡影了。
#图文夏日征集令#参考资料
浅析二战期间中国大国地位的获得与丧失 梁承波 集美大学学报
堪比斯诺的《西行漫记》，1944年这些外国记者在延安看到了什么？ 北京日报纪事
中美关系史 陶文钊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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