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马寅初来到陪都重庆,就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

当时,抗日战争已转入相持阶段,战事形势非常严峻,而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却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借机大发国难财。

马寅初痛心疾首,便在重庆公开发表演讲,严正抨击蒋介石的战时经济政策,痛斥孔、宋贪污,说“中国的几户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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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

“现在前方抗战,千百万将士牺牲流血,亿万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

而后方之达官贵人,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反而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

马寅初向四大家族发出了公开挑战,引起了全国及世界舆论的重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1939年,马寅初应邀到陆军大学演讲,面对多名高级将领,满怀义愤地说:

“有一种所谓的上上等人,他们依仗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成云,覆手成雨,顷刻之间就获巨利,存到外国,大发超级国难财。

我可以告诉各位,这种猪狗不如的所谓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宋子文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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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又说:

“值此多事之秋,必须反对滥发纸币,反对搞通货膨胀,一定要做到有钱出钱,合理负担,一定要向有钱的人要钱,征收战时过分得利税或临时财产税。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把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撤职,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拿出来充当抗日经费。”

马寅初此言一出,迅速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宋蔼龄、宋美龄等人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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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寅初不为所动,继续频繁发表文章与演讲,揭露体制的腐败,痛斥孔、宋之流的无耻与贪婪,让当局非常头痛。

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大发脾气,让叶元龙把马寅初找来谈话,希望他以大局为重。

叶元龙将蒋介石的话转述给马寅初,还说蒋委员长待你不薄,很尊重你,并没有得罪你。

马寅初回答道:“不错,他没有得罪我,但他得罪了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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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马寅初态度更为坚决,言辞更为激烈。他在重庆市实验剧院演讲时说:

“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称民族英雄,但我认为他不够资格。因为他不能法办孔祥熙、宋子文,因为他包庇亲戚和家族,危害国家和民族。

所以,要说英雄,蒋介石也是一个英雄,不过他并非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

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以如此辛辣的言辞抨击蒋,除了马寅初,再无第二人。

冯玉祥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马寅初先生是热血抗战、有血性、有良心的人,因为他是中国经济界的老前辈,金融界多是他的学生。

他对一切不平的危害抗战的经济弊病知道得最清楚,知道国家实在太危险了,故不顾一切,到处大骂,揭其黑暗。

他前天对我说:反正我的年纪也大了,我还怕死吗?国家这样,我什么也不顾虑了,只顾我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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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0年12月,蒋介石再也忍不住了,派宪兵将马寅初抓了起来。

蒋介石没有想到,处置了马寅初后,使自己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马寅初被捕不几天,全国舆论即纷纷指责当局,还引发了重庆的学潮。

1942年8月,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将马寅初释放回渝,但仍被软禁在歌乐山大木鱼堡五号家中。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才因情势所迫,不得不解除对马寅初的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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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被囚禁近两年,又被软禁两年多,反而信念更加坚定,情绪更加激烈,利用讲堂,照旧抨击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

在事关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马寅初的头脑异常清醒,从来不愿跟随统治者的指挥棒起舞。其铮铮铁骨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堪称一代楷模,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