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病重在床,对于生死早已经看淡的他对于自己的病情并不十分在意,但是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有一件事却成了他一生的遗憾之一,那就是侄子死亡的真相还没有调查清楚。

1946年毛楚雄跟随张文津前往西安参与和国民党的谈判,结果这一去便再也没了消息,王震将军亲自调查了许久也没有找到毛楚雄的遗骨。

毛主席更是将这件事视为终生之憾,可惜的是还没有等来最终的结果他便与世长辞了。

8年后,为了完成毛主席的意愿,中央特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重新开始调查这件事,而此时距离毛楚雄被害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十年。

那么调查组究竟能够找到当年的真相吗?毛主席的侄子究竟是如何牺牲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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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楚雄

毛泽东家中有两个弟弟,一个是毛泽民,另一个是毛泽覃,只是革命发展的道路凶险,这两个弟弟还没来得及看到新中国成立,便离世了。

被毛主席惦记了一辈子的侄子便是毛泽覃和周文楠唯一的孩子毛楚雄。

毛楚雄1927年出生于长沙,这时候中国正处于革命的危难关头,他出生不过半年时间,就和母亲周文楠一起被抓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中。

所幸的是,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掌握实质的证据,民众们对此也是极为不满,怨言遍地,我国民党迫于压力只好释放了他们母子俩,年仅半岁的毛楚雄这才幸免于难。

10岁的时候,毛泽东原本想要将这个侄子接到延安读书,但是毛楚雄的外婆觉得孩子年纪尚小,便未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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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年轻时候的毛主席

抗日战争结束这一年,毛楚雄已经18岁了,他怀着一腔热血告别外婆。独自踏上了参军的路。

他参与的第一支队伍就是王震带领的南下支队,在鄂豫皖边区,毛楚雄亲眼见到了国民党的残暴和独断专行,因此他决定一定要为党和国家做些什么。

1946年夏季,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调集30多万兵力,兵分四路对我军驻地发起猛烈地进攻。

我军几次突围成功后却反遭敌军诬陷,时任中原军区司令的李先念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了国民党违反“和平协议”的事情,重申了中原部队对于和平的诚意。

可国民党对李先念的声明却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的围攻中原部队。

双方你来我往的一直打到七月中旬,毛楚雄奉组织的命令赶到了河南淅川,李先念则是带着军队继续伺机突围。

为了保证毛楚雄的安全,王震特意将毛楚雄带在身边,血气方刚的毛楚雄好几次提出想要上战场打仗,但是王震认为他还没有作战经验,便没有同意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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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将军

8月初,王震带领部队攻克了镇安县城,此时距离胡宗南的部队只剩下100多公里,国民党围攻的计划失败了。

他们眼看围攻无望,只好向李先念发来两封信,提出前往西安进行和谈的请求。

王震当即将这件事汇报给了中央,得到中央的允许后,他亲自指定上校参谋张文津、政治部干部吴祖贻作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参与谈判。

此时双方的战斗进行得愈发频繁,王震考虑到自己可能要长期在这个地方打游击,毛楚雄一直跟着自己不安全,去西安总比在自己身边安全,便将毛楚雄安了个警卫员的身份,让他跟随张文津两人一起前往西安。

张文津

所以这次行动表面上毛楚雄是两人的警卫员,但是张文津和吴祖贻两个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负责将年仅19岁的毛楚雄送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然后再前往延安。

收拾妥当之后,他们很快就在预定的时间出发了。

三个人打扮成农民的模样,在一位农民向导的带领下,沿着旬河向北出发了。

但谁知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后,三个人便杳无音讯,再也没了消息。

王震将军长时间没有收到三人的消息,担心三人遭遇不测,便亲自带领着部队一路北上,沿着他们走过的路线一路探寻。可是却始终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

察觉到事情异常的他当即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中央,周总理和叶剑英身为北平的和谈代表,当即向国民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可是国民党对于我方和谈代表失踪一事,并没有任何表示,身为当事人的胡宗南更是否认见到了我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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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

尽管周总理下令一定要彻查这件事,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这件事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一直成了一件悬案。

毛主席的侄子,毛泽覃唯一的儿子究竟下落如何?是生是死便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1976年毛主席病重之际心中还始终牵挂着这件事,尽管毛主席对于生死之事一向看得很开,但是弟弟唯一的儿子下落不明这件事,毛主席觉得如果不查明真相,就是自己终生之遗憾。

因此在还能走得动路,说得清话的时候,毛主席曾几次向周围的人说起这件事,还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弟弟的名字。

但是因为当时的形势复杂,这件事最终不得已搁置了下来,主席最终也没能得知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自己的侄子一夕之间像是人间蒸发一样,半点消息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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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84年,为了完成毛主席的遗愿,同时也为了给这三位或许已经为国牺牲的烈士一个交代,中央成立了联合调查组,重启了对这件事的走访调查。

此时距离他们失踪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时过境迁,究竟还能不能找到当年的当事人都成问题,他们又要从哪里下手呢?

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只感觉到肩上仿佛压着千斤重担,此时已经76岁高龄的王震在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也满怀悲痛的对调查组的工作人员说道:“当年我没能查到一个真相,愧对主席,也愧对这三位同志,你们一定要查清真相,给主席一个交代。”

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先是调查了镇安县的镇反档案,从这份档案中,档案中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殷克明和陈尤均提供的供词。

当年他们奉了胡宗南的命令,要和新四军进行周旋,同时还要负责搜捕新四军的突围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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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

1946年8月9日晚上,殷克明带着詹咸孝等人开展过一次突袭检查,在村民张吉贵和杜明月家中发现了五个南方口音的陌生人。

一对自称是夫妻,远道而来是为了找儿子,至于另外三个男人他们并不认识,只是路上偶然遇见,便结伴而行。

但是殷克明却心中存疑,怀疑他们就是新四军,抱着“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过一个”的心理,殷克明当即命人将他们几个人拉出去解决了。

可当时殷克明并没有确定这几个人的身份,所以调查组的工作人员也无法确定这几个人是不是毛楚雄等人。

调查组的人员干脆以杨泗庙地区为中心,在方圆一二百里的地方展开地毯式的搜寻。

果不其然,调查组在镇安县文家乡朱家沟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一座石灰窑中曾经发现了三具男性尸骨,只可惜当时三具尸骨究竟是谁,又为何会被埋在这里,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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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祖贻烈士

但是调查组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极有可能就是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位烈士的遗骨,但是当时暗中前往西安的还有张成台等人,调查组无法确定这几具尸骨究竟是谁的,因此他们围绕当年的事情在这里展开了更加严密的调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找到了曾杀害中原部队零散突围人员凶手事件的人员——陈永寿。

陈永寿原来是中原军区十五旅四十五团的一个营长,1946年在转战镇安县穆王坪的时候,曾遇到过一个上门的当地农民。

这个老农民是军分区副司令孙光的旧识,一见到孙光,他就激动地说道:“首长,前几天我在路过朱家沟小沟口的时候,看见几个穿着国民党衣服的人拦住了4男1女,把他们给劫走了。”

“你有没有看清他们的样子?”

老乡摇摇头:“没看清,但是我看到有两个人一直反抗,被他们打死了,另外三个人就被推进了石灰窑里面活埋了,手段实在是太残忍了。我听到他们被埋之前一直喊着‘共产党万岁’,想着是你们的人,这才找到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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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陈永寿就带着大批人马冒着硕大的风雪,将这群人绳之以法。

根据陈永寿的说法,他们当时从犯人手中缴获了不少财物,很有可能就是几位烈士身上的,但是他们并不清楚这几位烈士的真实身份。

这让调查组的调查陷入了僵局。

因为毛楚雄等人是代表党组织到西安参加谈判的,按理说身上不会携带如此巨额的财物,所以他们断定,这几乎尸骨应该是张成台等烈士的。

从当时遗留下来的大量金条、银元等东西看来,倒是和供给部部长吴先元的身份比较符合。

为了查清楚这究竟是不是毛楚雄的遗骨,调查组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再次拜访王震将军。

这次拜访也让调查组有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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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组这次将目光放在了1946年国民党在陕西镇安、柞水、宁陕三个县区所有的关卡、城镇和村庄。

他们通过走访等形式,对三个县市展开了详细的调查,这时宁陕县东江口镇的一堆神秘人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堆人骨也是在1976年发现的,是江口搬运社在旬河边挖地基时发现的。

当时负责基建工作的孟洪以为这只是战乱年代遇难的村民的遗骨,便请人将人骨埋在了别的地方,后来又被转移到了白家嘴胡医生核桃树下的坡地中。

为了查清楚这堆遗骨的情况,他们找到了原国民党的副乡长邓耀俊和民团的成员石友成了解当年的情况。

从石友成口中,人们终于了解到了被掩埋了多年的真相。

1946年8月初,东江口镇来了三个自称是共产党的人,石友成虽然没有和这几个人见过面,但是他听说这几个人都是共产党方面派来和谈的代表,另外还有一个穿着便衣的人,应该是带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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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时是岑团长带人亲自迎接他们,石友成当时还感慨,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内马上就要恢复和平了。

结果江口区区长姜捷三却忽然怒斥道:“和谈个屁!”随后用手做了个向下劈砍的动作。

石友成这才意识到,这几个人或许已经是凶多吉少。

1946年8月10日,战场上的形势依旧焦灼,张文津等人身为和谈代表,正满怀期待地打算和国民党商谈和谈事宜,殊不知,此时胡宗南已经向岑运应下达指示,要将他们就地解决。

很快,负责这件事的四连连长李清润命人在宁陕县东江口镇城隍庙下面挖了几个坑,然后采用强硬的手段将几个人带了过来,直接活埋了。

后来石友成也是偶然听人提起才知道了沙坝滩那里埋着的究竟是什么人。

新中国成立后,石友成担心自己被判刑,只好将这件事当成一个秘密烂在了心底。

调查组的人员当即就让石友成带路查看了当年埋尸的地点,和后来建房子的地点是半分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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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这件事进行最后的确定,调查组再次赶赴四川,调查了四川省各级公安部门、党史军史部门、档案部门以及成都军区部门军事法院所有的卷宗,终于从这浩瀚的卷宗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原西南军发出1953年5月20日第0202号有一份对罪犯韩清雅的判决书:“该犯于1946年在胡宗南61师181团少校团指导员任内,在山西宁陕县参与秘密杀害我李先念将军派往西安参加军调小组的和谈代表张文津3人。”

另外曾任61师181团营长的邹寿珊的旁白证:他们在驻扎东江口镇时,四连连长李清润于8月10日发现了3个穿着布军装的新四军,其中两个人骑着高头大马,一个人是上校,一个年轻人拿着枪负责警卫,还有一个农民带路,3个人都是南方的口音。

李清润和乡长石星一采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他们生生活埋。

最重要的是,这份口供中交代了带头人的身份,正是张文津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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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将近四十年,这件被毛主席惦记了许久的悬案终于宣告结束,杀害他们的凶手都已经被绳之以法。

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后,相关部门对他们的遗骨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以纪念这几位不屈的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