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河流域文明时代

印度河流域位于南亚次大陆的西北部，古代印度其空间范围主要包括今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地。这块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土壤，曾经孕育了灿烂的古代印度河流域文化，并成为印度文明史的开端，及此后印度各个文化时期的先驱。鉴于印度河文化最初发现于哈拉巴，因此，史学界也称之为哈拉巴文化。

1921年的哈拉巴以及1922年的摩亨佐.达罗这印度河流域两大古城市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已经开始具备城市化的特征。可推出的结论是，古代印度的首次城市化估计就在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

1.青铜时代

城市社会的发展当南亚次大陆广大地区尚处于新石器文化时代的时候，印度河流域却最早进入了青铜器文化时代，而且其中有很多城市很快达到早期奴隶制城市文明的繁荣时期。

哈拉巴文化遗址共包括城市和村镇遗址250余处，其中享有印度河文化"双都"之称的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成为很有影响的中心文明城市，这两座城市在规模、设施、建筑技术、供排水系统及城市规划、布局等方面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两城均由卫城和下城两部分组成。卫城四周有火砖砌成的城墙和塔楼，城墙外围还掘有壕沟。卫城中心是一个大浴池，可能是履行某种宗教仪式的洁身之地，在浴池东北有一组建筑群，其中一座大厅专供该城市的最高统治者居住。浴池西面有一座装满从广大农村劳动者那里搜刮来的各种谷物的大谷仓。卫城南部有另一组建筑物，其中心是管理全城行政的会议厅。由此不难看出，卫城作为城堡区，同时也是整个城市的宗教与政治中心。下城面积较大，既是商业区也是居民区。住宅的面积、高低及设备在这一地区有很大差别。其中有多房间的楼房，也有非常简陋的茅舍和低矮的茅棚。富人居民区甚至已有完善的排水设备，而在穷人居民区是见不到的。下城富人居民区与穷人居民区的这种分化足以反映出当时贫富阶级的差别。

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分别位于印度河的下游和上游。显然，这两座城市已是彼此独立的国家的都城(或者是多城邦联盟的中心所在地）。至于两个国家的统辖领域有多大，现在还不能确切界定。不过，从大谷仓的规模(其榨取谷物的范围包括有很大一片地区）推测，摩亨佐.达罗一定是一个很大国家的都市。除这两座大城市之外，在印度河流域发现的重要城镇还有：卡里班甘.洛塔尔、强胡.达罗和科特.迪吉等，它们无疑也组成了一些比较小的奴隶制城邦。

青铜器时代的印度河流域，生产工具的改进与提高，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印度河流域平原由此成为古代东方最早出现的农业经济中心之一。同时，农业的发展，也为该区域的商业贸易以及城市物质文明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也正是这种物质基础，才维持了古代印度早期阶级社会的稳定。此外，优越的地理位置，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对于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的发展同样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像摩亨佐.达罗和坎贝湾的洛塔尔，由于濒临海岸，因而都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和商业港口。当时，整个印度河流域通过与其它地区(当时主要是两河流域）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其城市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从而为其奴隶制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提供了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印度河流域不少城市已经进入早期奴隶制城市文明的繁荣时期，但是，就整个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文明社会而言，还只是处于早期奴隶制社会低级阶段，与同时期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城市国家相比，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文明社会，其社会财富还不够充足，贫富差别与阶级矛盾也不十分尖锐。而这种阶级状况发展的不充分正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充分的反映。

印度史学家罗米拉.塔帕尔曾对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社会作过评价，他认为：哈拉巴城市文明社会是正在萌芽中的瓦尔那型的社会结构，已经存在着种姓制度的要素。瓦尔那，原义为"色"，后来逐渐失去本义而开始具有"等级"的涵义。瓦尔那一词在汉译佛经中就被译为"种姓"或"姓"等。可见，根据罗米拉.塔帕尔的提法，完全可以下这样一个断语——尽管哈拉巴城市文明社会尚处在早期奴隶制低级阶段，但是，作为阶级社会基本特征的，一定程度上的阶级分化、阶级差别以及等级化的社会结构已经开始出现。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哈拉巴印章中发现的两条铭文中得到一定印证。印章铭文分别提到："莫纳拉——富有的、一百块田地的主人"；"巴图卡朗——附近村落尊贵的主人"，这都反映了土地占有关系的不平等。(这两条铭文的内容是根据近年美国考古学家沃尔特、费尔塞斯所提供的资料破译的。）此外，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两座城市的下城中富人居民区与穷人居民区的存在，以及二者在居住条件等方面的显著差别，也反映出印度河流域城市社会阶级差别与等级分化的史实。

随着社会分化的日趋严重，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社会开始出现了一些阶级或社会集团。当时主要有：军事贵族集团、祭司、战士、商人、工匠、农民和渔夫，当然也出现了雇工和奴隶。其中，就社会地位而言，要数雇工与奴隶的地位为最卑。他们主要在粮仓，铜器冶铸作坊，以及粮食加工场等需要繁重体力的场所劳动；从哈拉巴印章上还可以看到奴隶主拷打奴隶的画面；另外，出土的奴隶陶佣，其形象为——头上戴着布满刺痕的圆便帽，颈下戴着前部突出的项圈，奴隶与雇工被迫携带刻有铭文的印章充当其身份证……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奴隶主与奴隶、雇工两大社会集团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对立也在加深，哈拉巴城市社会正在走向成熟的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

不过，在氏族制社会解体的基础上产生，在农村公社向城市公社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印度河流域的早期奴隶制城市社会，由于其经济生活发展的不充分，因此，其早期奴隶制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自然也不成熟。比如，当时暴力统治机关尚未强化以及军事武装力量还不强硬的明显缺陷，便是最有力的见证。事实上，想仅仅依靠印度河流域当时相对发展的农业，去克服上述政治缺陷，并建立、维持一个庞大的统一政权，显然是不可能的。历史没有超越这一规律，印度河流域在那个时候也的确没有出现高度集权统一的奴隶制国家。

印度河流域虽然早已存在许多行政效率较高的作为社会政治中心的城市，然而，作为这些城市中管理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社会事务的各种权力机关，相比于古代埃及法老的高度集权的强大王朝却还很逊色。当时，各个城市的经济、文化已经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但就其政治发展而言，各个城市还只是以相互独立的政治中心而存在。每个城市以城镇为基地，统治着周围农村的广大农民，形成以城市为首都的各个城市国家。在所有考古资料中，也从来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印度河流域行使高度集权统一奴隶制国家最高权力的帝王存在过的标志。因此，可以推断，印度河流域各城市文明国家很可能采用了共和政治的形式，而这种共和政体或许是通过高级祭司、富商以及军事贵族集团共同担任高级官吏，掌握国家的统治权力而具体实现的。

2.哈拉巴城市社会的衰落

哈拉巴城市社会的衰落是与整个哈拉巴文化的衰落紧密相连的。哈拉巴文化在印度河流域的发展极不平衡，各个地区的兴衰期前后不一。作为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心的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其兴衰期是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750年之间，即到公元前1750年之后，两座城市由繁荣骤然走向了衰落。

近年，在印度河流域及其周围有关地区的考古发掘表明，有些城市文化较哈拉巴文化还早，史书习惯上称这些文化为前哈拉巴文化。如巴基斯坦考古学家在科特.迪吉的发现，就表明这里在摩亨佐.达罗兴起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城市文化。坚固的城墙和石块以及砖砌而成的塔楼，都成为其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科特.迪吉城市文化开始出现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600年，其晚期发展几乎已经达到了哈拉巴文化的发展水平。此外，当中心区的文明已经衰落时，其它一些地区的文明却依然在持续发展。五六十年代，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罗塔尔的考古发掘证明，这里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还存在着发达的印度河文化。

可见探讨哈拉巴文化的衰落无疑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由于整个哈拉巴文化的衰落首先体现在作为其载体的城市社会的衰落上，因此，这里主要就哈拉巴文化中心城市的衰落作一粗泛地介绍。

如前所述，学术界普遍认为，印度河文明的中心城市大约是在公元前18世纪开始其衰落过程的。不过也有极少数的学者持不同意见，如M.惠勒和斯.皮戈特认为：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的衰落是在公元前1500年以后，即在北方雅利安人入侵该地区时期。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衰落的原因是入侵及暴力破坏的结果。他们在考古学方面的证据主要是：在摩亨佐.达罗遗址的最上层发现有城市街道、房屋等被烧毁的残迹，而且到处都有居民被砍伤的骸骨。另外，据《梨俱吠陀》一书的文献资料佐证：颂诗中提到，雅利安人在战神因陀罗和火神阿耆尼的援助下，在一次战斗中就摧毁了达萨人的90座城市。("达萨人"，原义为敌人，这儿专指印度人。）

不过，许多学者依据放射性碳14的定年标准，确认哈拉巴文化中心城市的衰落要比1500年早两个半世纪，这就从时间上否定了M.惠勒等的主张，而且雅利安人最初主要活动场所在印度河上游这一事实的提出，又从空间上对雅利安人侵略破坏说提出质疑。对衰落时间认识上的不统一，必然导致关于衰落原因上的重大分歧。

关于哈拉巴文化中心城市衰落的原因，近年又有一些新的提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观点之一就是美国学者R.L.雷克斯的自然灾害说。他认为：古代摩亨佐.达罗附近是一个地震中心，公元前1700年暴发的地震，曾引起洪水泛滥，并将全城吞没。由此推测，很可能随着摩亨佐.达罗的毁灭，文化中心逐渐北移于哈拉巴，并最终移向东南的坎贝湾各地。这样，印度河流域的主要城市社会也就从此衰落不复起了。

如果说以上两种解释更偏向于外在因素的把握的话，那么以下两种见解则比较偏向于城市社会内部原因的探寻。一种观点认为：两座城市的衰落是由于其贸易的萧条，引起城市经济的衰落，最终招致统治权力削弱的结果，至于贸易萧条的原因持此观点的学者并未做出交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正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阶级关系的紧张造成了城市文明的衰落。

相比较而言，罗米拉.塔帕尔、沃尔特.费尔塞维斯以及小西正捷三位学者提出的观点，则因综合了以上两种见解的可取之处，而显得更加全面且富有说服力。他们一致认为，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城市社会的衰落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其具体解释为：首先是由于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造成了系列可怕的后果，诸如滥伐森林引起的水土流失以及过度饲养牲畜导致的草场枯竭、土地沙化等；其次，是水利工程失修，引发洪水泛滥，而最终招致了大水淹没摩亨佐.达罗的灭顶之灾；再次，就是河流通道的堵塞，致使城市交通困难，贸易受损，以及沙漠扩大，耕地数量锐减，导致的农业生产的大滑坡；最后，正是在所有以上相关因素的作用下，印度河流域城市社会的经济危机及其它各种危机日益加剧，致使该流域大批居民开始放弃这些城市，而逐渐迁徙向东南恒河流域的温湿地带。于是，两个城市的文明特征开始丧失，哈拉巴文化也因之而退化为非城市化的文化形式，即史学界称之为的晚期哈拉巴文化。可见，这种观点更多地强调了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因而也更接近一些历史的客观真实。当然，无论是何种观点，都还有待于未来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证明。

最后，再将晚期哈拉巴文化的概况作一简单的介绍。学者们曾一度认为，在哈拉巴文化衰落之后，再到吠陀时代到来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内，印度古代史上一定出现过一段"黑暗时代"，亦即文化史上的中断期或空白期。令人遗憾的是，近几年的考古发现却完全推翻了这一传统认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正是晚期哈拉巴文化成为联系哈拉巴文化与吠陀文化的中介环节。这种晚期哈拉巴文化不仅继承了哈拉巴文化的许多传统，而且表现出一系列地区性的多样化形式。

不管怎样讲，早期奴隶制城市社会的衰落，相对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整个历史进程而言，首先应当算是一种损失，一种文明的退步。不过，历史在一定阶段的倒退有时正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序曲。非城市文明的晚期哈拉巴文化也正是经过几个世代的演变，进而与操印欧语系和吠陀梵语的刚刚定居在印度北部的雅利安人的接触，并通过与吠陀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影响，同吠陀文化一起成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础，而共同影响着印度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各种自然因素的作用，最终导致了印度河流域主要城市社会的衰落。而城市社会这一文化载体的崩溃，又造成了整个文化的坍塌。可见，一定社会的文化状况及其演进过程，正是反映该社会其它各个方面情况的睛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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