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无数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都活在人民的心中。
他的一生中，有无数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与他并肩作战，其中有两位杰出的女性，一位是与他幸福结合、倾心相伴最美好时光的结发妻子杨开慧，不幸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就早早的牺牲了；另一位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与他相扶相持走过十年光阴的贺子珍。
由于种种原因，毛主席在北京去世时，远在上海的贺子珍没有见到毛主席的最后一面，这个遗憾一直埋在贺子珍的心底。
1976年9月9日凌晨10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首都北京逝世，享年83岁，中央电台在当天下午4点向全国民众、向全世界播送《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布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
毛主席逝世消息传开后，全国人民陷入极度悲痛当中，远在上海的贺子珍也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噩耗，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怕贺子珍经受不住这个打击，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守候在她的身边。
可是饱经忧患的她却表现得异常镇静，她对毛主席的无限思念已铭刻在她的心里，贺子珍让侄女贺小平、外甥女儿贺海峰代表她到北京奔丧，在毛主席的灵前献上花圈，她把自己的感情深深地藏在心底，旧日的美好记忆是夜深人静时最抚慰人的良药。
少女时代的贺子珍性格热情活泼，被称为“永新一枝花”。
贺子珍的老家就在绿林好汉出没的险峻的井冈山下，有着劫富济贫的思想观念的贺子珍在1926年7月这个革命高潮中就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她可是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她在一次战斗中两枪撂倒两个敌人的事迹传开后，人们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的“双枪女将”。
贺子珍回忆起她和毛主席初期的这段生活时，说:“毛主席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豁达豪爽但也不缺温情细致，记得在1930年，红军一举攻下吉安后，我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主席会合时，意外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和妹妹相逢了，本来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上个几天，同毛主席商量后，他也同意了。”
“可是我在妈妈那里才待了半天，毛主席就来了，妈妈看到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吃过饭便让我们回去了。”
“出门后，我问他:‘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的吗？’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就来看你了，正好下午没什么事。’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
“长征途中，为掩护一位在攻打遵义城时受伤的师政委，我头部、背部十四处受伤，长征路上没有条件动手术，嵌人头骨和肌肉里的弹片无法取出，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到老乡的家里。”
“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毛主席没同意了，救了我的命，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缺医少药，不要说碰到敌人了，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我苏醒过来后，怕增加同志们的负担，也曾多次向连里提出把我留下，他们都没有同意，我这才活过来了。”
当两人有不同意见拌嘴争吵时，毛主席还诙谐地说: “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
贺子珍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往往一个人坐在那大半天都不动，她与毛主席相敬相爱，相互关心体贴，度过的那段美好的时光是她在后来灰暗的日子里最大的慰藉。
毛主席虽然离开了，但贺子珍心里的毛主席一直都在。
在1977年春天即将来临时，贺子珍匆匆去福建看望哥哥贺敏学，兄妹两共同回忆起了十几岁闹革命的往事，当年与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日子，又准备一起为党和国家再次贡献力量。
然而事与愿违，贺子珍从福建回到上海后，新的不幸又降临到她的头上，一天上午她一觉醒来时，发现左腿不听使唤了，左手也抬不起来，最后医生遗憾地告诉她中风了，左半身偏瘫了，从此再也没可能站立起来，紧接着，医生又检查出了她患有糖尿病。
正当她满怀希望向往着未来之时，这接踵而来的不幸险些把她彻底击倒，她为不能给国家和人民再去工作而异常痛苦，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沉沦、绝望，而是表现出了作为一名老红军战士所具有的坚强的毅力和决心，她表示要奋斗到最后一息。
所幸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党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让她不再是一个人孤身奋斗，在上海的华东医院她得到了最好的治疗；生活上给了她最大的关怀，期望她早日康复。
政治上，国家也没有忘记曾为共和国的诞生浴血奋战、出生入死过的老人。
1979年6月1日，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在首都北京召开，贺子珍作为在妇女界中参加革命最早，又是曾经参加井冈山武装斗争的女红军战士，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6月11日，满头银发坐在轮椅上神态安详的贺子珍与外孙女孔东梅一起看画报的照片登上了全国的各大报纸。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特意到医院来看望贺子珍，并报告她这个喜讯，贺子珍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高兴得热泪盈眶，之后不久，她向党组织提出了三个要求:“我想去北京，我想瞻仰主席的遗容，我想去看看天安门。”
有关方面迅速把贺子珍的愿望上报到北京中央，中央通过讨论同意在她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安排到北京去，并要保证她去北京期间的身体健康。
贺子珍得到这个回复，白净微微红润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微笑，心情格外振奋，一个个好消息如春雨般滋润了她已经干涸多年的心田，在风烛残年之际，贺子珍重新意识到，生活中并不只有哀愁，仍然存在着无尽的希望，贺子珍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
“我还要去北京，要去瞻仰主席的遗容，要去看看天安门，我还要工作，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你们一定要帮助我恢复健康，我也要一起努力把身体养好。”
接下来的日子里，贺子珍在希望里正视自己的疾病，同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搏斗，她成为医生、护士公认的最听话的病人，积极配合医生服从治疗。
要使瘫痪的肢体恢复功能谈何容易，除了按摩以外，每天长时间的针灸、理疗和适当的活动必不可少，虽然因为左腿不听使唤被折腾得很辛苦，常常全身冒汗，但贺子珍始终毫无怨言。
1979年9月3日，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上海机场，贺子珍登上了党中央派来接她去北京的专机，在飞机上，她支撑着身子，看着窗外祖国的大好河山，心潮涌动，悠悠岁月，难忘的往事如电影一般在眼前浮现。
1937年，贺子珍不顾毛主席的极力挽留，不顾一切地把孩子托付给奶母，收拾起简单的行装，只身来到西安，准备转赴上海治病。
谁知上海沦陷，只好住在西安，期间毛主席两次托人带口信，让她回去，并给她捎去一箱她爱用的日用品，而贺子珍虽然也时常惦念着毛主席，而且用自己积攒的津贴，买了一床新棉被给毛主席捎回去，但就是人没有回去。
她后来决定取道新疆去苏联，既治病，又学习，一举两得，毛主席又一次托人捎口信来，请她返回延安，贺子珍没有理会，不久，中央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一心想去苏联的贺子珍又一次放弃了返回延安的好机会。
贺子珍没想到满怀憧憬坐上了去苏联的飞机，等待她的却是比在长征时还要苦的日子，一桩接一桩不幸遭遇的降临，弹片无法取出，刚出生的孩子夭折，最令她痛心是自己一时的轻率行动，铸成了将永远失去毛主席这么大的错误。
工作人员提醒飞机即将降落的声音打断了贺子珍的思绪，她打起精神，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以最好的精神状态下了飞机，一落地就被接到了北京301医院，随她一起来到北京是上海负责她的医疗的医生、两名护士和两名服务人员，只为保证她的身体健康。
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之际，贺子珍第一次来到她为之浴血奋战的共和国首都，多年来第一次进北京城，她现在看到的不再是图片、电视，而是实实在在的踏上了这块令她魂牵梦萦的土地，她终于来到了北京!
在301医院刚安顿下来，贺子珍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的遗容。
她的要求迅速得到了同意的回复，上海和北京的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立即煞费苦心地安排，既要满足她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愿望，又要设法控制她的情绪，免得陷于过度的悲痛之中，神经过分强烈的刺激造成她精神崩溃。
她半身偏瘫，还患有糖尿病，如果神经再受到严重的刺激，后果将不堪设想，大家商量下来认为只能尽量缩短停留的时间。
9月18日上午9时，李敏、孔令华夫妇带着孔继宁、孔东梅两个孩子一起陪同贺子珍去毛主席纪念堂，李敏和孔令华推着轮椅上的贺子珍，走过天安门广场、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才进入毛主席纪念堂大厅。
贺子珍坐在轮椅上，慢慢地从正门进入纪念堂，她迎面看到的，便是栩栩如生的毛主席大理石雕像。
此去经年，故人不在，念及过往种种，贺子珍情难自抑，眼泪再也绷不住了。
李敏、孔令华，还有她的外孙孔继宁、外孙女儿孔东梅，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米五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敬献在毛主席的坐像前，贺子珍默默地停在像前，久久不愿离去。
随后，李敏和孔令华推着贺子珍来到了毛主席遗体陈列室，贺子珍坐在轮椅上，缓缓地绕着毛主席的水晶棺转了两圈，神情悲伤而又专注地凝视着安详长眠的老战友，她没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眼泪一阵阵地涌上来，像串串珍珠在脸上缓缓地流淌。
医护人员看到贺子珍这个状况，怕她受刺激过度，忙把她推进了休息室。
贺子珍在休息室望着墙上毛主席手书的《七律.长征》，44年前毛主席写这首诗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1935年6月，红军翻越岷山，毛主席立于岷山之上举目远眺，顿觉一股豪情充溢胸间，一时诗情涌动，吟出了这首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
后来毛主席多次将这首自己很满意的诗读给贺子珍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那是他们并肩走过的长征路，44年后的今天重温这首诗，一切恍若昨日，就在这首诗的余韵中，贺子珍慢慢离开了休息室。
贺子珍从毛主席纪念堂回去后，在301医院里，她时常一个人沉思，大家都知道她在想念毛主席，在她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并不过多的去打扰这位可敬的老人，在她心里，她并不是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而是来和毛主席见了一面。
后来，她在参观人民大会堂时，工作人员特意安排她到毛主席之前的休息室休息，一个小房间，里面摆着卧具和办公用品，贺子珍斜靠在毛主席当年坐过的藤椅上，顿时百感交集，大滴的泪水从她的指缝间涌了出来，同时涌出的还有她与毛主席在庐山见面的场景。
1947年，贺子珍在组织的帮助下从苏联回到了阔别9年的祖国，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无法与毛主席见面，虽然两人彼此牵挂和关心着对方。
直到1959年的某一天，贺子珍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有机会在分别20年后再次见到主席。
那时贺子珍正闲居在南昌，组织派来汽车接她上庐山，晚上八九点钟才到达宾馆，她被领到毛主席的屋子里，惊得话都说不出来，毛主席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倒了两杯茶，两人隔着一个茶几，就在两把藤椅上坐了下来。
突然见到毛主席，贺子珍的心情很激动未语先泪，毛主席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那天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彼此关心对方的身体、生活；关心他们共同的女儿；又黯然说起当年的分离，都是五味杂陈。
谈话结束了，20多年盼望的相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两人没有握手，没有告别，只是互相点点头，贺子珍经受不住突然的见面又突然的分离这种感情上的大喜大悲，回去就病倒了。
如今两把藤椅已空出一把了，怎不令心碎。
这以后，贺子珍就住在了北京，邓颖超、康克清等老战友都来医院看望了她，她们一起回忆难忘的战争年月，畅谈国家生机勃勃的新气象，所有的一切她都感到分外的亲切和愉悦。
直到1981年5月，由于她长期生活在南方，北方的气候、饮食诸方面引起许多不适，贺子珍又从北京回到了上海，走之前中央告诉她：北京和上海任来任去、常来常往。
1984年4月初，贺子珍断断续续出现体温升高的现象，医生用很多药都没能把她的体温降下来，病情持续恶化，4月19日，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走完了她的一生。
她去了，带着满身的创伤和疤痕，留给后人的只有那么一张记载着她一生荣誉和清白的革命军人残废证，一张34年残废金分文未取的革命军人残废证。
贺子珍正是毛主席所赞扬过的那种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陈冠任 《贺子珍》2019年
丁俊道《毛泽东真情实录》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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