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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y曾经以为,让孩子去读国际学校,就可以逃过“教育的军备竞赛”。

kary和丈夫都是中职毕业。她排斥填鸭式教育,也深知学历不是人生的全部。于是在2021年,她抱着“快乐学习”的想法,将儿子送进广东省排名第二的国际学校。

伴随一大笔资金下注,他们希望并相信,国际教育能提供一个更轻松的学习环境,让孩子自由呼吸、尽情探索,无需担心那令人喘不过气的竞争和压力。

儿子的校园生活确实轻松。相较于成绩,学校开办的IB课程体系更注重学生的个性需求和软性技能培养。每天各种活动,一会儿去插秧,一会儿去动物园探索,下午4点半放学,晚上8点半睡觉。

她知道学生们不是单纯地出去“玩”。他们带着问题探索,活动结束后还会有相应的作业。儿子很有“学霸”范儿,总是做得又快又好。

可是,让她在意的是,当儿子结束作业开始玩耍,别的孩子转头就去上补习班。

“无论是在公立学校还是国际学校,只要想读名校,没有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躺平。”去年夏天,儿子就读三年级时,kary又带他逃离了国际学校。

Kary的理念幻灭并非个例。近年来,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国际学校并不是世外桃源。在这场教育马拉松里,无论身处何地,都是相似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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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开心,有啥用?”

若要用一个词总结女儿就读国际学校的经历,夏恬大概会选择“开心”。一个小时的采访中,这个词出现了不下20次。

然而,正是因为“读得太开心”,夏恬决心把女儿转到公立学校。

起初,国际学校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她不打算让女儿挤高考独木桥,头顶的升学压力并不大,学习上似乎不需要太大成就。

结婚后,夏恬随丈夫去往日本生活。因为丈夫是日本人,加之幼时的文化环境,女儿不擅长中文,她常因此苦恼。恰巧,丈夫工作调动,一家人回到中国。一所双语国际学校能让女儿更适应环境,并学习中文。

同时,她无需担心可能会令“中产返贫”的高昂学费。丈夫的工作单位提供国际学校免学费的福利,一年十几万元的学费不在话下,甚至可以一路免费读完高中。

在主打快乐教育的国际学校里,“快乐”是许多家长的共识。2020年,夏恬女儿就读一年级。低年级的课堂设置简单,下课很早,作业很少。女儿读得轻松快乐,成绩却一塌糊涂。

对于这批成绩落后的孩子,老师不会施加太大压力。本就不擅长中文的女儿,汉字写得歪七扭八,作业不会写,老师并不会强行纠正。当成绩大幅下滑,她没有等到老师的联系,“老师的状态就是学生开心就好”。

国际学校特有的松弛,投射在夏恬女儿身上,变成纯然不上心的学习态度。有时,取得了普遍为“C”的成绩评定,女儿依旧笑得一脸灿烂,“没什么焦虑,没什么想法”。

女儿成绩差,老师无动于衷,徒有父母在干着急。作为经历过应试教育的中国家长,她发现,自己始终无法忽视内心深处对主科成绩的重视。

她期待通过“快乐教育”,培养孩子的个性和技能,亦收获一个看得过去的主科成绩。可女儿似乎什么都没学到。

女儿性格活泼,是夏恬眼中“需要盯着”的那类孩子。没了约束,就像匹脱缰的野马,自由散漫,“怎么舒服怎么来”。她担心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孩子会变得懒惰,没了向上的动力。

“快乐学习是两个词,现在学校只提供快乐,学习部分我没看到很多。”李昕有相同的看法。

疫情期间,李昕夫妇带女儿回国。因外籍身份,女儿没能入读公立学校,去了北京第一梯队的国际学校。

“北京公立很难进,反而国际学校、双语学校,花钱就能进。”国际学校的特性,注定产生了一批顺其自然的“佛系”家庭。他们家境富裕,有钱给孩子托底,心思大多不在学习上。

《小舍得》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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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加剧了学校生源的差异性。一年级的课程对女儿来说太过简单,有的学生却连加减法都没能掌握。

李昕和丈夫均是清北出身。经历过题海战术的这批人,感受过学历带来的红利,深知个人努力的价值。在国际学校,她似乎很难找到同频的家长。家长们的聚会,她会刻意避开谈论孩子们的成绩。

“这种氛围久了,我担心孩子会不会就自满了?还有没有自驱力?”强烈的撕裂感拉扯着她。